《迷霧重重朗達瑪》之 2——朗達瑪究竟是“滅佛”，還是“抑佛”？！

吐蕃贊普朗達瑪在任期間，推行的“滅佛”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吐蕃王朝的崩潰。

這一具有轉折點意義的事件，成了後世史學家持續關注的熱點課題。

西藏較晚期的教法史料，王森先生的《西藏佛教發展史略》、劉立千先生的《印藏佛教史》、黃奮生先生的《藏族史略》、石碩先生的《吐蕃政教關係史》、薛宗正先生的《吐蕃王國的興衰》、東嘎·洛桑赤列《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等大作，都將朗達瑪的舉動冠以“滅佛”之名。

但同時，也有一些著作稱為“抑佛”或“禁佛”。

如王輔仁、索文清二先生編著的《藏族史要》、意大利著名藏學家圖齊先生的《西藏宗教之旅》、察倉·朵藏才旦《中國藏傳佛教》、傅崇蘭先生編著的《拉薩史》、法國藏學家巴科《吐蕃王朝政治史》、索南才讓先生的《關於吐蕃佛教研究的兩個問題—頓漸之淨和朗達瑪滅佛》

等書籍和論文。

可見此問題，直至今日依舊存有不同看法，到底哪種說法更準確呢？

我們先來梳理一下史料的記載，看看朗達瑪在位期間，在打擊佛教勢力方面，都做了哪些舉動吧。

一、朗達瑪打擊佛教的舉動

在後世高僧們書寫的教法史料裡，對朗達瑪及其“滅佛”事件多口誅筆伐。

將從841年開始的“滅佛”舉動，到公元910年佛教後弘期興起間的近70年，稱為西藏佛教史上的“黑暗期”。

認為在這期間，佛教在吐蕃的傳播完全中斷。

《漢藏史集》對此的記載為，“從朗達瑪陰水豬年滅法開始……，其間六十八年，整個吐蕃連釋迦牟尼教法的聲音也不存在，戒律的傳授中斷，各個寺廟成為狐狗的巢穴，荊棘叢生，講經院成為荒屋，塑像被乞丐們用來張掛帳篷和水桶，各種不善之業全都出現。”

《拔協》則記載:“於是委派大臣強令全體僧眾脫掉僧衣、拋棄僧人標誌。對那些不願如此做的，則給以弓箭，命他們去打獵殺牲。不願去打獵的全部處死。經書大部分埋在拉薩的德哇堅巖峰下。巴扎瑪爾等寺廟的門全用泥塗封起來。”

高僧們痛心疾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於教法史料的傾向性極為明顯。因此，對書中所記載的內容，應以辯證的觀點解讀。

綜合各種史料的記載，朗達瑪對佛教勢力打擊的舉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1、對僧伽集團的打擊

吐蕃自從赤松德贊弘興佛法以來，牟尼贊、熱巴巾（赤祖德贊）對佛教僧伽集團的優待到達令人瞠目的程度。

他不但規定“僧人不再受國家勞役、不徵稅、不做體力勞動，所有寺院的供養均不得減少”，還頒佈了“頒佈惡視僧人者挖眼，以手惡指者斷其手指，口出惡語者割唇，偷竊佛堂和僧人財物者，罰其按原物的80倍賠償”的法律。

之後，為解決僧人因不從事勞作的生活問題，還實施了“七戶養僧制度”，即所有僧人都劃撥七戶庶民供養。

這些極端的弘佛制度實施後，吐蕃僧伽集團迅速膨脹，成了吐蕃經濟體上的黑洞。

正如意大利藏學家圖齊先生所言:“宗教團體的持續擴大，預示著一種不能低估的，對於國家生存的危險。寺院的免稅權，使其產業不斷擴大，其使用的那些被免除了兵役和搖役的勞動力，還有用來修築寺廟、維持僧眾生活物資，導致國家失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

對這一弊端，朗達瑪的做法是，“取消昔日由朝廷保護廣大僧眾的一切法令，收回寺院及僧眾的所有財產，廢除寺院及僧眾享有的一切政治特權，把僧侶從寺院驅逐出去，殺害上層僧人，流放中層僧人，強迫一般僧人還俗為民，不服從者迫令充當獵人等等。”

由此可見，朗達瑪主要針對的是寺院經濟體和在寺院修行的僧人，免除他們之前享有的特權，並強令這些僧人還俗娶妻生子、從事生產勞動。

對於藏傳佛教，另一個“在家修行”的體系，並沒有深度觸及。

而實際上，很多被迫還俗的僧人並沒有放棄修行，朗達瑪的舉動反倒使本來流行於吐蕃王室、貴族群體的佛教，徹底走向了民間，為後弘期佛教的快速發展打下了基礎。

《增續源流史》記述，“達瑪既滅佛教，強迫僧眾還俗。樂法者，惟在家暗脩金剛乘道，不敢明露僧伽之相。有道之士，亦但能以其法暗中傳其子孫，不敢攝授徒眾。故自達瑪死後至後宏初始，舊派大德幾無不示在家之相，其法脈相繼，亦莫不盡成為家傳矣。”

2、針對寺院的打擊

由於寺院對僧伽集團的特殊作用，使其成了藏傳佛教的主要標誌物。

一方面，寺院就成為眾人託庇避禍的理想聖地，每個人都想方設法進入沙門，寺院僧人越來越多，意味著吐蕃政府的納稅戶越來越少。

另一方面，伴隨著寺院僧侶勢力的擴增，憑藉其特權，很自然地向四處擴增田產，侵佔牧場，寺院經濟開始過度膨脹。

尤其是熱巴巾時期，以籌建寺院作為弘佛的重要手段，導致吐蕃國內的貴族大量捐建寺院。

就連之後，被教法史料斥之為“牛魔王轉世”的朗達瑪，都捐建了止拉康寺，並與其妃又捐建了

雅隆如意樹寺和普波切寺。

《西藏王臣記》記載：“（公元831年）遂由李域（于闐）招請善巧工藝匠師，由尼泊爾招請甚多之塑匠石匠等，修建了伍香多福德無比吉祥增善寺佛殿，高九層有大屋頂形如大鵬沖天飛翔，非常的富麗堂皇。對祖先所建的各個寺院，按照盟誓的規定對殘損的進行了修理。……到這一時期，吐蕃王臣在漢地和吐蕃共建寺廟1008處。”

在這股建寺的熱潮中，吐蕃國家的財力被大量消耗，再加上法會、禮佛、譯經的支出，以及大量青壯年脫離生產入寺出家，吐蕃國內形成了“國窮僧富”的現狀。

因此，朗達瑪對佛教勢力的打擊重點，也集中在主要寺院身上。

“停建、封閉佛教寺院，拉薩、桑耶、惹漠伽等處的寺廟大門，都被用泥封起來抹成牆壁。佛像埋在地下（如大、小昭寺內的兩尊等身像），用石頭砸毀供器”。

需要注意的是，朗達瑪對寺院的打擊，似乎是有限度的行動。

雖然一部分藏史記載，其曾大規模拆毀寺院等設施，但對其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卻手下留情，僅僅是封閉了寺院，而沒有拆毀。

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朗達瑪對吐蕃僧伽集團，並未是無差別級的打擊？

3、針對佛經和譯經院的打擊

藏傳佛教在傳播的過程中，除了不斷延請天竺、漢地高僧入藏講法，還要面對一個天文數字工作量的難題——譯經。

早期傳入吐蕃的佛經均是梵文、漢文版本，如何讓這些佛教典籍能被更多人閱讀理解。

吐蕃王朝期間，進行過多次大規模的佛經翻譯工作，併為此成立多所譯經院。

由於，唐朝時活字印刷術還沒有發明，雕版印刷是種非常昂貴的傳播方式。但由於不是所有地區，都有足夠好的木料可供雕版，抄經便成了佛經流傳的主要途徑。

抄經的方式，最開始起源於民間自發。但到了赤德祖贊時期，民間自發的抄經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抄經院便成為了官辦機構。

從目前保存在敦煌的文獻可知，敦煌的抄經院“一次就須動員239名寫經生及校勘者，抄寫1部經需費時3年。寫經生在寫經期間，家中的家畜、財物要被扣押，監督者若無法完成任務，將受到兄弟或親戚遭受監禁的處罰，而里正亦遭連坐，每缺1卷，受杖10下等”。

以國家暴力方式拘役抄經的事件，是否僅限於敦煌一地，我們並不十分清楚。

但可以肯定一點，當熱巴巾開始全力弘法之後，吐蕃本土爆發式增長的寺院和僧眾，對經文的需求必然呈幾何級數的增長。

期間，經過官方再次釐定過佛教名詞經文譯本，彙編為三大譯經目錄，

即丹噶目錄、欽浦目錄、旁塘目錄(今欽浦、旁塘兩目錄已不存)。

由於翻譯得精確而優美，甚至成了後世《大藏經》（甘珠爾、丹珠爾）的基礎和源頭。

但與此相對的，譯經院翻譯、校對、雕版、製紙、制墨、抄寫、裝幀，以及輔助人員的消耗，也是天文數字量級的。

朗達瑪在打擊佛教時，對佛經和譯經院也沒放過。他命人“將一些佛教典籍燒掉或丟到水中，流放和驅逐眾班智達與譯師。”

但大多數佛經，被信佛的群眾藏匿起來，吐蕃本土未被殺害的倖存僧人大多攜帶大量經書逃至阿里、安多及康區。

據傳說，“滅佛”事件發生時，藏·饒賽、約·格瓊、瑪·釋迦牟尼三人，在曲臥日山（拉薩曲水縣）苦修。

得到消息後，三人帶著佛經、器具等物逃到多康地區，成為後來佛教後弘期下路弘法的代表人物。

在一定程度上說，佛教的經典在朗達瑪的打擊下，從統治階層流向民間，從公開宣講轉向秘密傳授。

正如桑木丹·嘎爾美在其著作《贊普天神之子達磨及其後裔的王統世系述略》中指出的，“有無佛教反映在別解脫戒的戒統上，這看來就是後世史家‘滅佛’之說的依據。但是赤達磨王（朗達瑪）時期密乘十分興盛。按照密咒金剛乘乃佛法之精粹之說，那麼赤達磨王只是下令廢除寺院中佛教僧眾寄生他人的制度，並沒有下令根除佛法。”

綜合以上三點分析，朗達瑪打擊佛教勢力的措施，未見的像後世教法史料描述一般，呈現毀滅性的後果。

如果從相對客觀的旁觀者角度分析，似乎用“抑佛”或“禁佛”來描述比較恰當。

另外，如果將朗達瑪是吐蕃最高統治者的身份加入考量之中。那朗達瑪對佛教勢力的打擊，就有可能是基於緩解國家經濟壓力、維護王權穩定的考慮。

但他的做法並沒有緩解吐蕃的危機，反倒觸發了佛教勢力的反彈。

當他被佛教徒拉隆·貝吉多傑（敦煌文獻稱其為桑耶寺第9任堪布）刺殺後，不但“禁佛”運動戛然而止，吐蕃王朝也就此煙消雲散。

最後，朗達瑪當然算不得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但他也不是個苯教信徒（很難想像苯教徒會去佛寺祈求長壽）。

在整個“禁佛”事件中，也看不出由苯教勢力主導的跡象。

因此，雖然佛苯之爭在西藏綿延千年，但吐蕃王朝末世這次，似乎更像一次，從世俗角度發起的，對佛教勢力膨脹過快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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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評述朗達瑪滅佛》_薛樂；

《淺談朗達瑪滅佛的背景》_成映珠；

《試析朗達瑪滅佛的原因》_薛生海；

《吐蕃末代贊普赤達瑪烏東贊研究》_楊建英；

《關於吐蕃贊普達瑪禁佛的兩個問題》__洲塔；

《吐蕃贊普赤達爾瑪的統治及其後的簡要歷史》_安多·卡爾梅·桑丹堅參著，德康·索南曲傑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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