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很快，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依然很薄弱；贵州在中国省份中发展迅速，但我们对贵州的认知有待加强。”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在他看来，在对外交流和文化输出中，文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国如此，一省也如此，“但文学走出去，我们既要积极也要耐心这份工作的时间尺度，可能是以十年几十年为标尺。
克服地理上的偏远走向中心
记者：长期以来，贵州作家和贵州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中话语权不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贵州文学要走向省外、海外，有何有效途径？
李敬泽：在中国，文化的核心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向关系。中国的文化核心就是北京等大城市，这是客观现实。贵州在这一方面没有优势。
但是，文化话语权和文化创造力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当代许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是在偏远地区完成创作的，不一定非得在所谓的文化中心。相反，相对偏远的位置反而可使作家淬炼出独特的创造力。实际上贵州也是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贵州作家何士光，以及贵州美术现象都超越区域性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已克服地理上的偏远走向中心并得到认可。我以为，作为贵州作家，重要的是清楚地认识自己，同时心怀世界心怀中国，培育独特的创造力。
记者：研讨会开幕前两天，贵州青年作家肖江虹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分量最重的中篇小说奖，作为这个奖项的评委，您怎么看待他的作品和他的获奖？
李敬泽：肖江虹的《傩面》是很优秀的中篇小说，发表后在各种文学榜上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这部非常贵州的小说，恰恰成了贵州的第一个“鲁奖”。他写的是正在经历巨大变革时代的一个贵州山村里人们心灵上的激荡，以及寻求心灵安顿的渴望。作品中的傩不仅是一个传统符号，已经是人们精神上的安顿之所。这部作品在艺术上非常饱满，不是编出来的，也不是憋出来的。既揭露了大时代变革中心灵变化最微妙最幽深的东西，也探讨了生死的问题，如何与世界、与他人相处的问题。
如果我们追溯一下，新时期文学里，何士光老师的作品就有力地反映了时代的变化，非常敏锐又有力。所以，贵州虽然比较偏远，但是在当代文学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身在贵州的作家要做时代的“候鸟”，时代的先声。
文学走出去，比商品走出去要难得多
记者：世界越来越需要理解中国，在对外交流中，文学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李敬泽：尽管中国的发展很快，但是应该说，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依然是很薄弱的，不充分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外面交流、文化输出中，文学是最活跃、最成功的品类，因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现阶段，中国文学走出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且打进了一些欧美国家的主流市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获奖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但是由此也能看到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力。
但是文学的走出去，比商品的走出去要难得多。文学作为精神产品甚至是意识形态产品，面临的是及其复杂的状况。作为推动者，我们在非常积极的同时，又需要非常耐心。以文学翻译为例，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学翻译队伍是不断增长的。照这样的趋势下去，我确信中国文学、中国故事、中国精神都一定能大规模抵达外国读者的面前，感染越来越多的海外读者。为此，我们还需要长期的耐心的深入的工作。这份工作的时间尺度，可能是以十年几十年为标尺。
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捍卫人心
记者：您在中国作协还分管网络文学，对网络文学您的态度是什么？
李敬泽：我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网络文学作家不能遗失本心。当然，现在有很多诱惑足以让其迷失本心，看重的是KPI价值，点击量，钱。但是我想作为一种类型的文学，他的价值和前途都取决于他的质量、思想和艺术的质量。在网络文学发展了二十年之后，在对这么多人发生精神上的影响之后，质量应该成为根本的追求，而不应该是动不动就是报一个数字。网络文学不要搞数字崇拜，作家们能拿出了多少好东西，恐怕是整个行业的根本。
记者：网络时代，个人注意力消减，坚持写作的原因是什么？
李敬泽：在当前网络化的时代，我们的情感与自己的关系、他人的关系，不是更为丰富了，而是更为疏离了。每个人都躲在自己小小的朋友圈里。就算朋友圈天天见面，未必有真正的情感和深入的交流。
我们不应该越来越粗越来越麻木，而是需要维持敏感丰沛的、对他人的感受力。理清人们情感世界，心灵和世界的关系。在这方面，文学依然有强大的功能。
如何认识自己，在文学范畴有重要的价值，这甚至是文化中至关重要的要素。网络时代，一些作家的心灵水平也同样在衰退。真正好的作家，是克服精神困境的作家。
编审：肖 燕
签发：陈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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