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书法扇面作品
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手稿
严修（1860—1929），字范孙，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1860年出生在天津一个很有声望的盐商家庭，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1886年任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1894年任贵州学政，倡新学。1897年热心于乡里兴学，1906年转学部左侍郎。1908年奏定各级学堂毕业生执照，这是我国最早为毕业生颁发的文凭。1909年拟定八年教育计划，这是我国最早制定的国家教育计划，还最早推行了学校文理分科。1918年筹办私立南开大学，设立“严范孙奖学基金”，并捐三万图书给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建立是严修从事教育事业的最高成就，培养出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一大批社会精英，个个风标独立，自成一家。1929年3月，严修在天津病逝。在严修的追悼会上，张伯苓曾满怀深情地追念：“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称严修“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哀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
严修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文人、书法家。也许在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与影响，或多或少掩盖了他书法艺术的成就，但他仍不失为一位书法大家，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共称“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严修一生存世的书法作品多见于信札、手稿、屏对、扇面、匾额中，无论是有意之作还是随意书写，都成了严修的风格，以一手功力深厚的行楷名闻书坛。
“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黄庭坚语）严修的书法艺术背后是丰厚的国学作支撑。他6岁入私塾读书，聪颖好学，博闻强记。8岁通律，9岁作对“有声皆在树，无处不惊秋”，师评曰：“句真惊人”。10岁师从沈季平读“四书”，17岁师从举人张绅经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22岁以李鸿章为师，24岁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一生治学不辍，几乎无日不读书作文。
严修一生传承中华经典，从事书法研习创作。从7岁师从孙竹泉先生习字，到69岁去世，一生对书法艺术孜孜不倦，临池不辍，终日伏案挥毫习书，甚至在远渡日本和欧美深入考察教育期间，闲暇之时也要“写字十余纸”，通常“写屏联至深夜”，与笔墨须臾不离，朝夕相伴，真正做到了“笔成冢，墨成池”“笔秃千管，墨磨万铤”的境界。
在戎马倥偬、社会形势千变万化之时，作为天津教育界的引领者，他虽然日理万机，但仍坚持每天书写。这种无日不挥毫的韧劲以及勤奋治学的精神，不仅需要功力，更需要一种坐观风云起的定性，一种平静的心态，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
严修始终抱着一种平常心态对待书法艺术，淡泊自处，甘于寂寞，真可谓儒者风度。据《严修日记》中所载，其书法注重“循环式”练习，积极取众家所长为己用，师造化，融会贯通，蓄积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并与其人格襟抱和满腹经纶相激相荡，渐渐生发出自己的书风，从《严范孙先生遗墨》《严范孙先生手札》《蟫香馆手札》中可见一斑。严修早年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馆阁体”对他影响很大，但他极力摆脱其窠臼，在探究名碑之精妙的基础上，不以古为我，而是化古为我，古为今用，为我所用。因此，他在谋篇、结体、用笔上更显静穆、稳重，严谨中富有变化，处处内含功力，点画之间蕴含了中和之境、儒雅之概、清真高洁之气，颇具大家风范。
严修书法功力深厚，为当时津门书坛所崇仰，为此许多人依附于门下，求教问艺，其中书法成就卓著的李叔同与袁克文深受严修的影响。严、李两家系世交，虽非同时代人，但李叔同时常去拜见严修，谈书论道，挥毫遣兴，深获讲贯之益，不仅积蓄了李叔同深厚的艺术修养，同时严修对书法艺术的发愤精神也深深感染了李叔同。袁克文则自小师从严修，在书法、诗词方面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和熏陶，字体雄健多姿，华赡流丽，所作大字楹联作品，更显笔墨淋漓，气势磅礴，成为天津近现代翰墨名流。严修在他们人格的形成与艺事的发展上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书法艺术人才的培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周恩来曾赞扬严修：“严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在严修身上体现出的浩然正气、良知和人性，如同他的书法一样纯厚，心正笔正。（张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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