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名思義，“詩僧”就是會寫詩的僧人。這是一個獨特的群體，最早的“詩僧”當出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作為群體，他們有兩個集中出現的高潮時期，一為唐代，一為北宋。

詩僧雖為佛門人士，但大多精通佛學與儒學，是一群披著袈裟的詩人。他們雖然不是專業的詩人，只是在修禪論佛之餘，將作詩當做提高修養、打發時光的工具，他們的詩一般沒有功利性，只是用平直質樸的語句表達心性，是儒家文化與佛教文化不斷融合的產物。所以有人認為“佛教的詩是佛教中國化的一種體現”。

佛教發展到隋唐時期，與儒、道二教的結合越發緊密，一些佛門人士為了傳播佛學的需要，也會主動學習其他兩教的知識。唐代高僧在精通佛經之餘，往往也會研究《周易》、《史記》或者《六經》等佛門以外的知識，也很注重與士大夫階層的交往。在這種交往中，詩歌是他們常用的聯繫紐帶。也有一些僧人，為了提高自己在佛教中的地位，有意去鑽研詩歌技藝，將詩歌當成結交權貴的一把鑰匙，達到提高自己名聲或者榮升在佛教中地位的目的。而社會的安定、經濟文化的繁榮也為僧人們學詩、寫詩、愛詩提供了物質方面的基礎和社會氛圍，這是唐、宋兩朝詩僧大量出現的社會基礎。

一、最早的僧侶詩人

最高的詩僧是誰已不可考。但至少東晉時期就出現了會寫詩的僧人。雖然佛教傳入中國之初，清規戒律還是比較嚴格，要求僧人多冥思，多苦行，不提倡僧人參與俗務。但中國文化的同化能力實在太強，僧人（包括西域來的胡僧們）在中國傳法，必須要將佛教同中國人的思想和文化結合起來，如果單純用佛教的教義去渡化世人，難度非常大。所以在僧人渡人的過程中，產生了一種使人“頓悟”為目的的

“偈語”，這些偈語往往以四字或者五字為一行，講究韻律合仄，內容直白易懂，又富有哲理，這就是僧詩的起源。

另外方面，魏晉南北朝時社會動盪不安，一些士族或者讀書人對現實喪失了信心，改信佛教，甚至皈依佛門。由於這些人本身具有儒家知識，很多人在入佛門之前便是詩人，他們轉化身份後，在完成修禪論佛的功課之餘，也會將自己的感觸和思想用詩歌的形式記錄、反映出來。在他們的帶動下，一些愛好文學的僧人們也紛紛效仿，詩僧的陣營不斷擴大，會做詩的僧人越來越多，甚至出現了“寺寺有僧人吟詩”的地步。

梁朝的齊已是有記載的最早的詩僧之一。他出家在道林寺，但他始終認為寫詩是可以與談禪有機結合的，寫詩有助於證心悟道。他不但自己愛做詩，也積極教導手下徒弟們學詩、做詩。每當有其他寺院的高僧前來交流佛教經義，齊已往往以會不會詩為衡量對方佛學修為的標準。齊已在外出傳經時，也不忘記帶上自己的詩稿。他傳經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他的詩也隨之傳播到大江南北。當時有一句話叫：“江之南，漢之北，緇流以儒業緣情者，靡不希其聲彩”，意思是全國上下，希望以佛學和儒學相結合的僧人，都想聽到齊已的傳教，在汲取佛教營養的同時，也能學到做詩的本領。

正是在齊已身體力行的垂範之下，越來越多的僧人加入到寫詩的隊伍之中，他們或以詩解禪，或以詩明志，又或以詩表達對佛祖的崇拜之情。雖然此時的僧人們的詩作數量不多，題材也較窄，但正是他們的努力，拉開了僧人作詩這種潮流的大幕。

二、唐代的僧侶詩人

唐代是中國詩歌發展最為迅速，湧現的詩人也最多的一個朝代。很多詩人是“行走的吟客”，他們的足跡遍佈祖國的山山水水。唐代又是一個思想包容兼蓄的時代，這時的佛教通過幾百年的發展，與中國的本土文化結合得越來越緊密，佛教有了中國化和儒家化的牲。

唐代的文人們，有很多喜歡談佛論道的高士，他們為了探討佛學，也喜歡與有文化底蘊的高僧為友。在他們交往的過程中，僧以佛旨、士以詩文相交，這種交往造成的結果是雙贏的。士子們通過與高僧們交往增深了佛學要義的汲取，而僧人們也在與文士的交往中，在文學方面特別是詩歌上的水平得到了昇華。

僧人們與社會上普通文人相比，俗務很少，有大把的時間來研究詩文。他們沒有仕進的苦惱，沒有家庭的系畔，也沒有很多複雜的人際關係要處理，更容易儘性的投身到詩歌創作之中。特別是能得到一些著名的詩人指點的僧人，他們的詩進步很大，有些人還被士林譽為

“披著袈裟的詩人”。

中唐僧人皎然，本是名門之後，是南朝名士謝靈運的十世孫，他自幼出家，對佛教極為熱愛。他一生訪名山大川，遍尋大德，精研佛典，是當時著名高位僧。同時他又是一位非常傑出的詩人，與當時著名詩人顏真卿、韋應物、盧幼平、吳季德、李萼、皇甫曾為友，經常在一起談佛論詩，也留下了許多意境高深的詩作。

僧皎然生活的年代是唐朝從盛轉衰一過渡時期。他曾目睹了大唐國力鼎盛時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繁榮，也見到了安史之亂後大唐國運轉衰，人民流離失所的痛苦。所以他的詩也分成兩個階段，前期的詩以與達官貴人唱和為主，描述的是自己山居的寂靜和求佛的決心；後期的詩多以悲憫的口吻表達了對人民的同情和對唐朝中興的企盼。

他的詩流傳很廣，現存有二十九卷，五百四十餘首。他有一首贈顏真卿的詩是這麼寫的：“誰知賞嘉節，別意忽相和。暮色汀州遍，春情楊柳多。高城戀旌旆，極浦宿風波。惆悵支山月，今宵不再過”。

這首詩描述了清明時節，暮色蒼蒼之中，江南楊柳之下，詩人與朋友分別的場景。全詩以蒼涼的景色暗喻當時昏亂的統治者，將分別的黯然與對政治的迷茫相結合，表達了希望有“明月”也就是德政重來照耀萬民的情感，是皎然詩歌的代表作之一。

在詩歌創作上，皎然認為要“先積精思”，通過心與物的統一，才能寫出佳作。他認為詩由心生，只有用心去體會，才能有“真奧之思”。他的詩強調禪意，強調對佛和禪心的理解，只有心與禪通，才能“佳句縱橫”。這是唐代僧人將佛教與中國詩歌相結合、相促進的一種嘗試，對當時僧人們的詩歌創作主題和方式都有著重要影響。

唐代寫詩的僧人是一個很大的群體，不但有從事詩歌創作的，還有詩歌評論家。還有些僧人不但詩作得好，其他方面的的成就也很大。被譽為“草聖”的懷素，不但是位詩人，還是一位偉大的書法家。

乾元二年，懷素慕名前往李白處求詩。李白愛其才，為他寫下《草書歌行》。通過與李白的交往，懷素的詩歌水平有了飛躍性的提高，之後他又向徐浩、顏真卿等大家學習筆法，創作了《自敘帖》這樣一副“天下第一草書”。

《自敘帖》不僅是一部書法作品，也是一首詩文，還是一首詩歌的評論文章。懷素將張謂、虞象、朱逵、李舟、許瑝、戴叔倫、竇冀、錢起等八人的詩，摘其精要，按內容分為"述形似"、"敘機格"、"語疾迅"、"目愚劣"四個方面來評價，列舉了這些詩人們的成就，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可謂是一篇極為出色的詩歌評論。

唐代是僧人世俗化的一個重大轉折時期，佛教的戒律相比之前有所放鬆，也允許僧人與俗人的交往。佛教此時的特點也從“苦修”向“頓悟”轉變，對僧人參與俗世文化，從俗家文化中汲取頓悟的靈感也比較寬鬆。而文士們特別是唐朝中期之後的文士們出於對政治的失望和對現實的不滿，也將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修佛論道之上，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詩和佛結合得更加緊密，更加完美了。

三、宋代的詩僧

到了宋代，佛教的世俗化更加明顯。佛教在六祖慧能的改革下，禪宗教義更加世俗化，世人也可以在家修行，當一名“居士”並不影響成佛。

宋代皇帝對佛教的態度是推崇的，很多高僧都會得到皇帝的冊封，有些僧人還會成為拿著俸祿的僧官。當時有很多出家人依附在達官貴人的門下，希望得到皇權的青睞，飛上枝頭當鳳凰。而這些僧人依附公卿的手段，除了佛教教義之外，以詩交結權貴，是當時最流行的社會風氣。

宋代僧人創作的詩歌，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兩極分化嚴重。這個兩極可以用“狂”和“豔”兩個字來形容。一些得到公卿貴族青睞的僧人，多有綺詩豔曲；而得不到上層社會欣賞的僧人們的詩作中，狂放不蕩的成分比較多。這與僧人們地位、環境和心境的不同有著很大的關聯。

一些僧人本來飽讀詩書，他們也許並不是熱衷名利，但很愛面子，極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上層社會的肯定。可是由於種種原因，這個願望實現不了之時，這些僧人們也忘記了自己“高僧”的身份，或者嘴上不好說出來，在他們的詩中，能充分體會到這種對世情的憤慨之情。比如僧惟政，在以詩自薦的過程中屢屢碰壁，寫下了“為僧只合居巖谷，國士延中甚不宜”這樣酸氣沖天的詩句，既是對自己的自嘲，也是對自己得不到肯定的憤慨。

有幸得到上層社會肯定的僧人的特點是志得意滿，他們的詩中流露出來的都是對世界的讚美、對前途的憧憬為主，佳作不是多。但他們詩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僧人的詩中，也會出現豔詞。這是在與士大夫們詩酒唱和之時的應景之作，但也是首次在佛子的作品中，出現的宋代的尚奢靡的時代之風。

四、詩僧作品的特徵

詩歌並不是獨立於社會環境之外的，它與創作背景、創作者以及創作時的心境有著密切的關係。

總體來說，僧人們寫的詩，主要還是想通過詩歌這種表達方式，來宣揚佛法，勸誡世人的。無論是他們的山水詩，還是他們的詠懷詩，都對當時社會上一些現象進行了批判，表達了佛門釋子對底層百姓的同情，突出佛愛世人，普渡眾生的宗教教義，也有著悲天憫人的情懷。

僧人們是比較含蓄的，他們很少在現實中如魯智深一般用行動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和反抗。他們對社會的批判詩，也往往以含蓄的情景描寫，通過描繪出一種淨、空、遠和淒涼的環境，來表達自己的感悟。他們希望統治者能體會到佛門中人對現實的看法，但又怕被人冠以參與俗事的標籤。他們的內心是矛盾的。

也有一些僧人參與了政治鬥爭之中，特別是在皇帝對佛教特別推崇、對僧人特別信任的時期，這種僧人更多。武則天時期，信任僧人，很多僧人先後在政治場上發揮了作用。比如懷義、法藏、廣清等僧人，就是力挺武家勢力，與李唐的擁護者在政治場上鬥法。這一類僧人的詩歌中，可以看到他們對政局的評論，對政治對手的態度和對未來前途的判斷。

唐朝詩僧法琳，正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他因為“誹謗皇帝”最終被處死。他在牢中的絕命詩“草命如懸露，輕生類轉蓬。所嗟明月夜，難與古今同”，就是一種失敗者的哀嘆。其實僧人們參與政治的下場往往不好，統治者對他們也是利用多於信任，很少有僧人真正得到皇帝長久的寵信。而僧人們的政治敏感性和判斷力一般也不是那些官僚世家的對手，所以政治僧人的詩裡，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他們失敗後的反省和不甘。

五、詩僧的影響

不論是《全唐詩》還是《全宋詞》中收錄的僧人作品都不少。僧人們利用詩歌傳播佛教，是一種大膽的嘗試與探索，相比其他傳統方式，在影響力和傳播速度上，還是有著一定的優勢的。這也是佛門允許僧人寫詩的根本原因。

其實在佛教經義中，也有很多佛旨是通過詩歌來表達的。佛教來源於印度，在古代印度的佛經中，也有很多印度僧人創作的詩歌。《維摩詰經》上就有“火中生蓮花，是可謂稀有。在欲而行禪，稀有亦如是”之類的揭語，其實說他們是詩，也未嘗不可。

佛教傳到中國，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後，入世的色彩越來越濃，對於修行的模式也更加百花齊放。正所謂“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詩歌從本質上來說，與佛家的揭語有著很多相似之處，以詩傳佛，不但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爭論和辯義，也能更容易為世人接受。從這個角度來說，詩僧們的詩，對佛教在中國的大傳播，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文章最後，請允許我用蘇軾的朋友、著名詩僧佛印的一首《浪淘沙》來作為結尾，讓大家欣賞一下詩僧們的文學水平和思想深度，也許能更好的理解詩僧這個群體。

《浪淘沙》：城裡久偷閒，塵浣雲衫。此身已是再眠蠶。隔岸有山歸去好，萬壑千巖。 霜曉更憑闌，減盡晴嵐。微雲深處是茅庵。試問此生誰作伴，彌勒同龕。

參考文獻：《全唐詩》、《全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