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柔情又冷血的秦穆公（二）
秦穆公和夫人伯姬的感情应该不错，这和秦穆公本人的性格有关。秦穆公不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是一个有柔情能迂回又会思考的人。本身秦穆公娶了伯姬就是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从大哥秦宣公时期的秦晋河阳之战，到秦穆公时期的秦晋之好，外交策略的改变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秦穆公对大局进行了思考。伯姬生育二子一女，如果生育的数量不能完全说明夫妇之间的感情很好，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证明意义的。除此之外就是当伯姬作为一个秦国的君夫人为她的母国晋国利益、为了她的弟弟去要挟秦穆公的时候，秦穆公妥协了。韩原之战秦国俘获了晋国君臣，在伯姬的干预下，秦穆公最终把晋惠公夷吾释放回了晋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伯姬在秦穆公心里的重要性。
晋献公一死，晋国大乱，先后即位的太子奚齐与公子卓子都被大夫里克所杀，公子夷吾求得了秦国的支援回晋国即位，就是“晋惠公”。在晋惠公执政时期，晋国和秦国的关系并不是很友好。晋惠公为了能求得秦国的支援回晋国即位，向秦穆公许了重贿，用晋国的河西之地作为许诺，求秦军护送回国。晋惠公不是不知道河西之地的重要性，但是听了大夫郤芮的话，回国即位可以拥有君位和百姓，土地何足惜？而秦穆公当然也知道夷吾不是那种能安邦定国的人，但正为如此，晋国有这样一个猜忌招恨的国君，对秦国是非常有利的，何况还有河西之地的诱惑，于是就在这种各有所图的情况之下，秦穆公派秦军护送夷吾回去即位。
虽然两个人都各有所图，但是晋惠公和秦穆公两人一个渣到没底线，一个却有情有义有气度。晋惠公能当上晋国国君下了两重功夫：除了重贿秦国之外，另一重功夫就是针对晋国国内的。当时在晋国国内的关键人物是杀了奚齐和卓子的大夫里克。晋献公的托孤之臣，另一位晋国大夫荀息也死在里克手里。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大夫丕郑，这是里克的老朋友。所以，当时夷吾为了能得到晋国内部的认可就有必要先取得里克的认可。当时流亡在外的晋国公子不只夷吾一个人，不说别人，就只是公子重耳也很有可能被里克接回去即位。夷吾为了抢得先机，在贿赂秦国的同时也给里克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如果里克能迎立他为国君，就把“汾阳之邑”封给里克。“汾阳之邑”是晋国的一个地名，具体指哪里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山西瓜衍县，有的说是山西河津市，还有的说是山西襄汾县。
《史记》的“晋世家”说，本来里克是想要拥立重耳的。之所以没有达成是因为重耳拒绝了。重耳说：我是奉父命出奔的，现在父亲死了又不能尽人子之礼，怎么敢回晋国去即位。尽管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背后一定有隐情。因为重耳身边有跟着他一直流亡在外的足智多谋的舅舅狐偃。按《国语》中“晋语”的相关段落，狐偃坚决反对重耳回去即位。狐偃的话说得也很冠冕堂皇：父死是悲哀的事，回国即位是欢喜的事，可如果以即位而欢乐不就是以父死为乐吗？父亲死了还要很快乐，这很不像话，还怎么教导百姓？再说，现在晋国很混乱，趁着乱回去即位就会喜欢混乱，这样德行就怠惰了。重耳听了说：废话，如果不是丧父，怎么会有君位空出来让儿子继承？如果不是国中混乱，谁又会想到来接我即位？舅舅你就说实话吧。狐偃这才说了实话：父死是大丧，兄弟之间又有谗言是大乱，大丧加大乱是情况非常复杂的时候，这时候回去时机不好，难以立足，还是不要回去的好。重耳很听舅舅的话，于是拒绝了里克派来的使者。所以，里克迎立夷吾并不是因为受了夷吾的空头许诺，而是因为别无选择。不仅如此，里克还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晋惠公元年，夷吾就派大夫丕郑去秦国出使。夷吾教了丕郑一套话，目的是为了赖掉之前许诺给秦穆公的河西之地。晋惠公许给秦穆公的地，《史记》的“秦本纪”里说是“河西八城”；《左传》里说的更具体一点，叫作“河外列城五”。“河外”是指河西与河南。晋惠公许诺的范围包括：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这个范围是东到虢国边境，现在的河南三门峡，南到华山，现在的陕西华阴，“解梁城”包括现在的山西解县、运城的临晋镇、永济的虞乡镇。这个范围是无论对于秦还是对于晋，都是争霸中原必不可缺的重要战略要地。晋惠公许这个诺的时候是知道秦穆公对于这个战略要地非常渴望，但他一旦成为晋国国君后就明白，这个重要的地域绝不能轻弃许人。
晋惠公让丕郑对秦穆公说，我们国君当初许以河西之地给秦君，这才能够回晋国即位。我们国君倒是很想守信把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但是大臣们都不答应。晋国的大臣们说：土地是先君的土地，国君当时是在外流亡的公子，怎么有权力把土地许给秦国？国君说，“寡人争之弗能得，故谢秦。”国君也无能为力，争不过晋国的大臣们，只能辞谢秦国了。于是晋惠公就用这个办法赖掉了对秦穆公的许诺。不只如此，连许给里克的汾阳邑也一并赖掉了。可见晋惠公是个轻诺而不守信的人，有点满嘴里跑火车的意思。既然重要，就不要轻易许人。明知道重要还随口许给别人，这是早就想着说了不算的。
最后里克和丕郑都死于晋惠公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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