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并首创了皇帝制度。此后，我国古代的专制王权便不断强化，随着明朝废除丞相、清朝设立军机处而达到顶峰。但是，太平天国却采用不一样的政体，不搞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是搞“军师负责制”和“分区管理”模式。在“军师负责制”下，洪天王是虚位元首，临朝不理政，没有实权，更没有兵权；在“分区管理”模式下，各诸侯王管辖自己领地事务，单独设立行政机构，设置僚属。之所以如此设置政体，是冯云山考虑到了明清专制主义的弊端，对西周“分封制”加以改造而形成。
在“军师负责制”下，洪秀全只是国家象征而已，没有实际权力，更不能染指军队指挥权，俨然就是“光杆司令”。有意思的是，洪秀全虽然没有实权，但却能诛杀杨秀清、韦昌辉，赶走石达开。那么，他是如何做到呢？
先看他如何诛杀杨秀清
在太平天国运动早期，杨秀清是一个具有相当重要作用之人，他屡次挽救太平天国于危难之际，在军民心中享有很高威望。此外，杨秀清还可以“代天父传言”，在必要时候就是最高统治者；永安封王时，明确规定东王杨秀清可以节制西王以下诸王，萧朝贵阵亡长沙后，杨秀清无疑掌握了军权；在“军师负责制”下，杨秀清是左辅正军师，掌握行政大权。可以说，太平天国政权、教权、军权都掌握在杨秀清之手，他是天国的领航员。不过，杨秀清平时嚣张跋扈，经常借助“天父下凡”来杖责其他诸侯王，人际关系相当紧张，这对其是致命性打击。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天京，夺取了大清东南半壁江山，杨秀清因指挥战斗有方，其地位不断高涨，但个人权力欲望也越强烈。为了巩固手中权力，为了震慑其他手握兵权的诸侯，杨秀清经常小题大做，动不动就来“天父下凡”，在大庭广众之下杖责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黄玉琨（石达开岳父），搞得大伙都没面子。此外，杨秀清甚至威胁杖责洪秀全，实乃欺人太甚。为此，洪秀全联合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手握兵权之诸侯，共同商议诛杀杨秀清。李秀成在《自述书》中说到：“不满东专尊，北与翼密，诛杀东王，及兄弟仨，辅清、源清，其余不得多杀”。
再看洪秀全如何诛杀韦昌辉
在永安册封的五大王中，北王韦昌辉和东王杨秀清之间的关系最差，尤其是在定都天京之后。原因很简单，冯云山、萧朝贵死后，韦昌辉是仅次于杨秀清的第二大实力派；天国军政事务，先汇报韦昌辉，再汇报杨秀清，这显然不利于杨秀清搞专制独裁。为了震慑韦昌辉，杨秀清经常借助“天父下凡”杖责他，甚至还让他将自己的兄长五马分尸。所以，韦昌辉对杨秀清十分痛恨，洪秀全对此是相当清楚的。正因为韦昌辉痛恨杨秀清，所以他才愿意带着3000兵马，星夜兼程从江西前线回京勤王，诛杀杨秀清，充当了“天京事变”的操刀手。
对于杨韦之间的矛盾，洪秀全很清楚，他相信韦昌辉会回来。但是，洪秀全却留有一手，即是没有公布“诛杨密诏”，承认此次事变的合法性。如此一来，韦昌辉的处境便十分尴尬，也相当孤立，成为军民眼中的“屠夫”，是他挑起了“天京事变”，诛杀了“天父”杨秀清，罪大恶极。为此，在京城的东殿势力在尚书傅学贤、吉成子等率领下与韦昌辉展开了血战，后秦日纲赶到，韦秦胜出，并乘势将“天京事变”扩大化。按照李秀成所说，诛杀杨秀清乃是“北与翼密”，但“不得多杀”，韦昌辉既然滥杀无辜，那翼王石达开肯定不满，两者矛盾随之凸显。此时，洪秀全再借助石达开之力，将韦昌辉逼进绝境，而后诛杀之。
最后看他如何赶走石达开
实话说，翼王石达开确实是有权力欲望，而且谋略很深，不轻易表露，这是韦昌辉所不具备的。石达开虽然参与“密谋诛杨”，但并未实际到场，除了坐山观虎斗外，还防止一旦行动失败，自己可以全身而退。此外，石达开回京劝阻韦昌辉时，公开袒护东王余党，并将杨辅清保护起来，虽说出于公心，但不能排除他没趁此机会拉拢人心之可能。对于这一点，善于权谋的洪秀全很清楚。为此，石达开回京辅政后，洪秀全立刻加封自己的两位草包兄长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让他们牵制石达开，处处找他麻烦。没办法，石达开只能外出单干，脱离了洪家王朝。那么，石达开可否取代洪秀全自立呢？答案是否定的，石达开没有这实力和威望，不敢轻举妄动。
综上所述，洪秀全虽然没有实权，但他可以利用诸侯王间派系矛盾，先借韦昌辉之手除掉杨秀清，再借助石达开之手诛杀韦昌辉，最后封自己兄长为王，迫使石达开外出单干，实现大权独揽。很可惜，经过此次内斗，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谁都不是人生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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