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5 《傾城之戀》與《長恨歌》對比分析,上海女性文學形象的悲劇命運

民國時的上海,處在歷史時代的鉅變中,政治上波譎雲詭,生活中時尚與傳統雜糅,生活在其中的人在鉅變中,生命的軌跡和心態都有異變。尤其是女性,處在弱勢群體,更有細膩敏感的心思,所以他們嬌豔地生活在那一抹繁華里,或尋一個生存的出路,或在物慾的追逐中失去純真。


《傾城之戀》與《長恨歌》對比分析,上海女性文學形象的悲劇命運

傾城之戀

《傾城之戀》與《長恨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內在的相關性,它們皆把目光投向時代風雲變幻中的女性,冷靜剋制地以旁觀者的姿態將她們的故事徐徐道出;都將廣闊浩蕩的時代背景、重大歷史事件含蓄隱去,在文中顯現的僅是作為人物故事中的一個轉折點;更不消說日常化細節描寫、細膩的筆觸等特點。

我認為,張愛玲和王安憶都在試圖用文學的形式表現出女性的悲劇,她們都要將靜好的花朵扯得凌亂,讓讀者生出悲憫來。

《傾城之戀》與《長恨歌》對比分析,上海女性文學形象的悲劇命運

長恨歌


一、個體自主選出了悲劇的終局

白流蘇和王琦瑤雖已被註定為悲劇人生,但兩者其實是不同的悲劇向度。白流蘇早已看透悲劇歸宿,不得不精打細算、步步為營地一步步踏入,她早已別無選擇。離婚後在孃家居住,錢在被兄弟揮霍淨後遭到孃家的嫌棄,被迫回到已故丈夫家分一杯羹來度過殘生,活在家人的冷眼、唾沫中。對她來說,擺脫現狀的唯一出路就是為自己再找一個好的歸宿,用婚姻捆綁後半生的幸福,哪怕是無愛的、充滿算計的婚姻。


《傾城之戀》與《長恨歌》對比分析,上海女性文學形象的悲劇命運

白流蘇

王琦瑤自始至終認為,人生的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來的,每一個拐角都是她自己的抉擇,參加“上海小姐”、在李主任和程先生之間的選擇、在鄉下避難偏安後再次回到上海、和康明遜享受著不負責任的愛、在空虛中接受老克臘的仰慕……她有著更多的選擇,有著自己的思考。

如果說白流蘇的結局是時代佔了上風,王琦瑤則是在很大程度上導演著自己的命運,一步一步走向尾聲。

因此在白流蘇的“傾城之戀”中,我們感受的是灰色迷濛、虛無絕望,而在王琦瑤的“長恨歌”中看到了一絲希望和明亮。

《傾城之戀》與《長恨歌》對比分析,上海女性文學形象的悲劇命運

王琦瑤


二、女性對生存方式的不同選擇

《傾城之戀》中,徐太太安慰並鼓勵白流蘇早做打算、另謀出路時與白流蘇有一段對話。

徐太太道:“年紀輕輕的人,不怕沒有活路。”流蘇道:“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沒念過兩年書,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麼事?”徐太太道:“找事,都是假的,還是找個人是真的。”


《傾城之戀》與《長恨歌》對比分析,上海女性文學形象的悲劇命運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一個新舊文化交流的畸形產物,封建家庭中的女性還處在無才便是德的男性附庸狀態,最大的存在價值就是為男性服務。白流蘇的話道出了她的也是大多數女性的生存困境,沒有經濟獨立的能力,擺脫不了封建家庭。在那個時代,唯一的出路就是找一個男人,寄託後半生。

因此,在找準目標決定“賭”一場後,她將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與範柳原的“愛情斡旋”中,兩人開始了步步為營、斤斤計較的“算計”。


《傾城之戀》與《長恨歌》對比分析,上海女性文學形象的悲劇命運

相比之下,王琦瑤無疑是幸運的,讀過些書,也學了些護士的技能,養活自己是沒有問題的;因此她有了更多選擇,有勇氣從避難的鄉下走出,回到上海。因為工作接觸,認識了康明遜,並不糾結他能否對自己未來負責,同樣抱著試愛與歡愉的心態來遊戲,而不追求責任和未來。

白流蘇和王琦瑤經濟狀況的不同,也就導致了男性在她們生命中重要性不同。可以說,白流蘇走的是“求生”之路,而王琦瑤走的是“求愛”之路。

白流蘇將範柳原視為後半生的救命稻草,對他戒心重重,怕的是自己(“自己”是她“求生”的唯一資本)不自知地陷入範柳原的圈套,丟失自身價值後再也無法利用男性對女性的訴求和渴望來獲取她想要的物質保障。他們的婚姻無關愛情和浪漫,更多的是她在亂世掙扎之中渴求一份安定的私心,她將範柳原視為生命中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而王琦瑤浪漫傳奇的“求愛”之途上,有程先生至死不渝的傾心陪伴,有讓她物質精神雙重依賴的李主任,有不考慮結果只享受箇中滋味的康明遜,有暮色中與老克臘曇花般稍縱即逝的情緣。她的生命轉折因男性而起,但都以自我救贖作結;她追求安穩生活中的點點星光,男人不是她的救命稻草,卻也是她空虛生命中為數不多的重要填充。

三、女性個體“精神貧乏”的世俗生活態度

一個人的命運除了不可控的外在客觀因素外,內在的、靈魂深處的力量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她們的悲劇在於沒有建立在人生根本之上的理性,摧毀她們的是世俗的人生態度,是她們“內在的貧乏”。除時代背景下的經濟狀況外,人物性格、思想追求也是導致兩人悲劇命運的直接因素。

白流蘇在封建家庭的環境中長大,受到陰暗、狹隘、世故的人性壓迫,形成了事事為自己打算的自私性格。


《傾城之戀》與《長恨歌》對比分析,上海女性文學形象的悲劇命運

在第一次見面時,從範柳原對她的態度上看,她明白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機會,因此哪怕“他年紀輕的時候受了些刺激,漸漸的就往放浪的一條路上走,嫖賭吃著,樣樣都來,獨獨無意於家庭幸福”,她也要賭一把。她將婚姻視為揚眉吐氣的唯一機會,也就是她的終極追求;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裡,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

塵埃落定後,“然而流蘇還是有點悵然”。她遺憾,但並不知道究竟哪裡遺憾,只知道這是個蒼涼的故事,也只能“不問也罷”。她既有主見,又易妥協;既有所求,又茫然不自知。

王琦瑤則顯得倔強硬氣、不易妥協,可以無視外界的壓力,認真去追自己想要的。在成為“上海三小姐”後,她在踏實溫和的程先生和權勢更大、滿足她更多精神嚮往的李主任之中,選擇了後者。程先生的體貼順從和溫柔不是她想要的,哪怕只是做情婦,她嚮往更大的世界。在鄉下避難後決定孤身一人再赴上海,過著喧囂後相對平靜的生活。王琦瑤不顧他人眼光,選擇將孩子生下,在最困難的時候,依然是程先生在身邊細心相伴,但她並不像流蘇一樣只為尋找一個“物質保障”,她在經歷了俗世種種後無法將再程先生作為一個單純的求愛者。她有自己的骨氣和硬氣,對程先生感激萬分,不因種種玷汙兩人之間純潔的關係,同時也不失她最後的尊嚴。


《傾城之戀》與《長恨歌》對比分析,上海女性文學形象的悲劇命運

她可能會為了追求更好的境況作出些欠考慮思量的幼稚事情,如在程先生和姜麗莉的鼓動下,因著少女的幻想冒然參加“上海小姐”競選,在花花世界和平淡安穩中追求新奇……但她在現實的壓力面前絕不輕易妥協。她心思細膩,懂得聰明地利用吳佩珍和姜麗莉;她敢愛敢恨,對老克臘的挽留與對長腳的不屑毫不掩飾。

她的一生不像流蘇是一眼望到頭的悲涼,她是未知的,她的命運就在她所做的每一個選擇中。她的思想上的不捨舊、不善變通、虛榮浮華的舊上海因子,推著她在新的時代,漸漸熄滅。

墨萱小結

張愛玲用冰冷的筆觸描摹出白流蘇的悽婉人生,王安憶用審視的目光探究王琦瑤的斑駁命運。

如果說白流蘇是讓人鬱結難平、晦澀酸楚的灰色存在,那麼王琦瑤則是在灰濛濛凡塵中射入了幾絲光亮。同為悲劇,表象背後是不同時代、不同經歷、不同性格女性的含淚求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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