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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如此愉悅，如此憂傷》中，吳曉東用“生於船，長於船，死於船”解釋了傳奇。託納託雷的影片《海上鋼琴師》，他拿來和卡爾維諾的小說《樹上的男爵》對讀，“他們遵循的是另一種邏輯，一種以有限去叩問無限的邏輯，他們窮極的正是限制中的可能。”

以有限叩問無限，幾乎就是曉東的姿態。

《海上鋼琴師》劇照

二十世紀感情備忘錄

文 | 毛尖

飯桌上，羅崗這樣描述最可怕的人生：你在師大出生，你爸是師大的，你媽也是師大的，你們住在師大宿舍，你跟對門小姑娘青梅竹馬長大，她媽是師大的，她爹也是師大的。你和小姑娘先在師大附幼，然後師大附小，然後師大附中，然後師大，一路同學上來，畢業以後雙雙留在師大。你們結婚，你們生孩子，孩子繼續，師大附幼，附小，附中……

可吳曉東淡淡一笑，他不這麼看。《如此愉悅，如此憂傷》中，他用“生於船，長於船，死於船”解釋了傳奇。託納託雷的影片《海上鋼琴師》，他拿來和卡爾維諾的小說《樹上的男爵》對讀，“男爵和1900以卓爾不群的姿態守住了自己的邊界，也就創造了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世界，創造了一種在限制中窮極可能性的生活，最終也守住了自己的傳奇的疆域。他們遵循的是另一種邏輯，一種以有限去叩問無限的邏輯，他們窮極的正是限制中的可能。”

以有限叩問無限，幾乎就是曉東的姿態。十年前，我們在一次山西之行中認識，羅崗用“北大著名男生”介紹他，他眼神溫暖、溫文爾雅，一桌女生多少都有些蘇曼殊雲“恨不相逢未剃時”的感覺，所以大家使勁說話，小時候那樣，為了引起別人注意，結果表現出了瘋癲。但曉東只是微笑，以不變應萬變，沒聽他說過他媽的，沒見他笑到頭髮亂，在一個熙熙攘攘的時代，他沒有一分鐘失態，也一分鐘不曾苟且。文學教育越來越貧血，學術規範越來越教條，他卻一直道成肉身，堅持以三十七度的體溫教書、寫作、生活，不狂熱，也永不冷卻。

事實上，正是在曉東身上，我第一次意識到，狂熱或者說狂愛，並不是文學研究者的DNA，換句話說，敏感和沉潛才是激情的最佳賦形。

“敏感又沉潛”，這是曉東對青年加繆的概括，後來，“敏感”被他用來描繪過張愛玲，“沉潛”被他用來形容過“S會館時期的魯迅”，我覺得這也準確地概括了曉東本人。讀《如此愉悅，如此憂傷》，很多次，我為他無與倫比的詩學解讀能力所傾倒，而這種能力使這本書的寫作，遙遙地越出了批評範疇，成為創作，成為激情的隱秘表達。

《陽光•苦難•激情》是曉東的一篇早期文章，我記不清自己在各種場合多少次地讀過它，因為他文中引到的茨維塔耶娃的著名獨白，“我生活中一切我都喜愛，並且是以永別而不是相會，是以決裂而不是結合來愛的。”我看了茨和有關茨的很多文章和書，終於在茨的傳記中重新看到這句話，卻反而不那麼激動。後來我明白，這些引文經過曉東的再敘述，恰似春雨樓頭尺八簫，不必再問櫻花橋。

所以，拿起《如此愉悅，如此憂傷》，你可以先把書中的引文看一遍，它們就像加密的線索，勾勒了曉東的抒情地圖，說得更準確些，這是一張代表性的抒情地圖，一半是二十世紀外國文學的中國閱讀，一半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大陸閱讀，合在一起，它顯示出一箇中國文學研究者的激情和抱負：二十世紀感情備忘錄。

同時，這個備忘錄，因為其鮮明的中國胎記，也可以被視為吳曉東對中國感性世界的詩學整理。書中，無論是卡夫卡的寓言，博爾赫斯的想象，還是福克納的時間、昆德拉的存在，都在指向這些作家的中國旅程。而且有意思的是，異域十篇和本土十篇有著幾乎是精心策劃的對稱性，比如，

1990年8月，他寫下了《失落者的歌唱》，討論了蕭乾的激情，隔了四個月，他描繪了加繆的激情；2004年3月，他完成《尺八的故事》，追蹤了卞之琳的文化鄉愁，5月，他寫下《二十世紀最後的傳奇》，深化了同一個主題，用他的引文來表達：“彷彿可以從草地上悟出長久以來在內心折磨著他的那個東西：對於遠方的思念、空虛感、期待，這些思想本身可以延綿不斷，比生命更長久。”

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很多人事變遷，但曉東一直在北大。這些年，也只在大大小小的一些會議中和曉東碰面，好像總在告別。那年山西會議，我們一幫上海去的打道回府，曉東因為比我們晚走，一個人來送我們一幫人，買了很多吃的喝的，我們在檢票口和他揮手，想起一句話，“這樣的成員從來也不會很多，但總是至少有一個存在於某處，而這樣的人有一個也就夠了。”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人，文學始終是我們最初和最後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