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由本报湖北籍记者撰写的稿件，记录的是自己和亲友在武汉及湖北其它城市的真实生活。2020年1月23日10时，武汉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接着，湖北其它城市也相继“自我隔离”。一个多月来，全国人民都看到了武汉的坚守，看到了这片土地上一个个负重前行的身影。本组稿件是基于个体视角的小细节小情怀，故事各有不同，但大家的信心与期望是一样的：
无惧长冬，静待花开。
我在武汉，一切安好！
记者 毛丽萍
爱人在社区做志愿者，为楼栋消毒。
武汉“封城”已经一个多月了，全国各地派出了很多医疗队和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对隔离在武汉家中暂无症状的我来说，他们似乎是“悄无声息地从天而降”，一觉醒来，窗外依旧肃静得只听得到鸟儿们自在地欢唱。
“封城”开始的14天里，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下意识地体会一下自己的体温高不高、喉咙疼不疼、呼吸费不费力。14天以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不那么焦虑。从2月5日开始，雷神山医院已投入使用，武汉市以平均一天的速度建成一个方舱医院，每天有成百上千名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赶来武汉接手方舱医院的医护工作。由于床位增加，武汉市的轻重症感染者可以陆续进入医院隔离治疗，不用再为进不了医院又无法与家人隔离而担惊受怕。
正月初六，得知我楼下的一对夫妻确诊。我和丈夫第一反应就是用消毒水进行全房清理，尤其对卫生间下水道反复冲洗，然后紧闭所有窗户，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武汉最艰难的日子，市内所有肺炎定点医院一床难求，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正在建设，大多数新冠肺炎症状患者只能居家隔离。
我们这栋楼的人一方面与社区想办法联系医院，一方面在楼栋群里商量着帮他们团菜。我丈夫给楼下男主人打电话，问他们还缺什么，男主人回复说：“谢谢大家的关心，社区已经安排好了，什么都不缺，我们一定不出门，不给大家添麻烦！”
我和丈夫都是湖北人，高中毕业来武汉学习后就留汉工作了，武汉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上七年级的儿子一放寒假就开始跟我念叨什么时候回老家。他虽出生在武汉，但他的祖籍老家就像他生命中一根扯不掉的线，每逢春节总会触动一下这个男孩回乡的心。可是今年，我们在1月23日凌晨5点出城途中决定返回市内的小家，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凌晨2点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的一号通告。儿子在后座急得掉下了眼泪，一路开导，儿子沉默不语。回到家，儿子帮他爸爸卸下后备箱满满的行李，又一件件从地下车库搬回家。楼道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儿子一下子长大了！这个春节，对疫情下的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人生考验。
从大年三十开始，丈夫每天在家统计和对接着企业的捐赠，挂机之前他总要说：“请您捐赠后给我们留个备案，武汉人民、湖北人民会记住并感谢你们！”他跑去社区做志愿者，穿上简单的防护服背着沉重的消毒箱，给两栋高层楼四个单元进行消毒。我忙着把朋友辗转给我的防控建议和救助信息，通过省市政协信息平台报送防控指挥部，看到那头微信群里迅速回复的“群众的意见赶紧报”，无比欣慰！我也以志愿者身份在群里每天提醒楼栋住户按时通过武汉“微邻里”平台报告全家体温。此时，没有什么比为这个城市做点事情更满足的了！
2月17日开始，武汉市开展为期三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所有社区、小区、居民点实行24小时封闭。一名正备战考研的大学生同时也是我儿子的数学课外老师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在最需要的时刻，收到爱心菜，感恩！这些企业家用智慧创造的财富，在危急时刻回馈给社会。”图片中那棵新鲜的大白菜在他的手中显得无比雪白夺目。
疫情以来，接到很多朋友的问候。感谢你们！我在武汉，一切安好！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记者 谢靓
题记：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
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
——摘自白居易《夜雨》
“你姨妈的床位落实了，在金银潭医院！”
2月14日晚上，手机里传来我母亲的声音，那一瞬，我绷得像钢丝一样紧的神经突然放松，不由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如果多年后回望，这大概会是我最难忘的一个春节假期。武汉，我的家，这个“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的繁华都市，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被按下了“暂停键”。
对于一个大时代，这也许只是短暂的挫折，但落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却是不小的考验——我姨父姨妈相继被新冠病毒感染，成为统计数据里的“病例”；因为身体不太好，我父母关在家里长时间不出门，食物节约着吃。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我除了空洞的焦虑和给母校一点微不足道的捐款，什么也帮不上。
年过七旬的姨父从正月初四那天开始发高烧、呼吸困难，一开始找不到医院可以收治，姨妈不得不把我父母和亲友们都发动起来，多方联系，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把姨父送进了离家较远的一家医院。
当时，武汉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正在日夜赶工，一批批医护人员相继驰援，一箱箱物资正从四面八方运来，给了武汉强有力的支援，但各种资源到位尚需时日，我从亲友们那里了解到，定点医院床位依然供不应求。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关注病例数据、床位和医护物资线索，这场战役对我来说不是没有温度的新闻，我的亲人、同学朋友都卷入其中，让人悬心。
姨父入院一段时间后病情开始稳定，但在家隔离的姨妈又出现了相似的症状，CT诊断显示肺部大面积感染，医生建议马上住院。寻找床位依然不容易，姨妈只能每晚跟我姨父挤在一张病床上，白天在门诊输液。
幸运的是，此时形势开始明显好转：中央指导组明确要求确保“应收尽收”，武汉市各区正加紧完成所有疑似病例的核酸检测，收治所有确诊病人。数天后，姨妈就感受到了政策的力度——不仅给她安排了住院床位，从社区到市防疫指挥都相继给她家人打电话，直到确认她入院。
接着，我听到越来越多的好消息：全国19个省份对口支援除武汉市外16个市州（林区），不断有新的医护人员和救援物资到达湖北，武汉的体育场馆、高校宿舍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当我知道姨父姨妈病情开始好转，我意识到，这个凛冽的寒冬不会太久了。
其实，即使在神经最脆弱的时候，我依然相信疫情拐点并不遥远。我相信这个国家无比强大的动员能力，相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光荣传统，相信钢铁长城一样的解放军和前线奋战的无数白衣天使。我相信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善良、坚韧，无所畏惧。
武汉的交通停摆后，我父亲的同乡天天开着私家车，奔驰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年过五旬的他加入了一个约70人的民间车队，帮助运送各种医护救助物资，接送一线医护人员上下班。我定居海外的好友一直在联络北美的校友会，给湖北转运救援物资，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她们一家人刚刚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皮尔逊机场，把一批医用物资送上飞往国内的航班。
一位大学同学跟我说，她认识的一个开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加班加点在全国调口罩，绝不涨价，她的医生朋友主动请缨上前线，把年幼的女儿放在父母家。她由此发出一句感叹：“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能一直走下去的原因。”
这话很大，但我觉得她说得对。所有的伤害、病痛，都敌不过心口一个勇字，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言：“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
我钦佩英雄，我也希望，此刻身在湖北的每个人都不需要再作出英雄式的牺牲。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才是最好的消息。
廿年同学的战“疫”情
记者 纪娟丽
杜立波（右一）和同事在社区做抗疫服务。 2月19日晚上7点多，武汉港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员干部杜立波刚刚回到临时居住的酒店。作为党员干部下沉到社区抗疫的杜立波，3天来主要负责入户排查。他服务的武汉市洪山区关山口社区鼓风小区是个老小区，没有电梯，电话无法联系上的住户，他和同事只能一趟趟地爬楼梯入户排查。 同一天的夜色中，作为武汉市城建工程有限公司党员突击队成员下沉到武汉市红十字会服务的李思佳，正在紧张地统计捐赠物资并进行分类。早在春节前，他就加入了抗疫队伍。当时，火神山医院筹建，他所在的单位承建了基础设施、地下管网施工部分。 分隔在广东东莞的熊志琴、四川成都的钟丽敏和湖北襄阳的李超，此时正在微信群里召开“远程会议”，她们联络的一批捐赠物资已经在“湖北医院群”里完成了认捐接龙，接下来要联系物流，开完会已是第二天凌晨。 他们都是我的大学同学。20年前，我们一起走进湖北大学，在武汉这座城市里共同生活了4年。毕业后，我们在不同的城市，“00新闻”微信群成为我们日常沟通的渠道。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群里格外活跃起来。 1月23日，大年二十九，李思佳发了一条求助信息：“武汉要建火神山医院，现在缺防渗膜，哪位同学可以搞到？” 1月24日，大年三十，武汉“封城”第二天。刚帮李思佳对接到防渗膜的熊志琴也开始求助：“我们联系好了上海的专列，需要武汉站点对接，武汉的同学能不能找到人？另外，大家有没有市内的物流资源？”消息一出，在母校湖北大学工作的崔露一边组织学生党员服务队，一边协调专列进入武汉货运站点，李超则找来武汉影子梦之队志愿者负责市内物流，一场“配合战”打响。半个月之内，第一辆专列完成了从募集到捐赠至医院的全过程。 2月17日，杜立波晒出了一张身穿防护服，佩戴护目镜、口罩的工作照。“深入一线，你怕不怕？”我问杜立波。他告诉我：“说不怕是假的，我们入户摸排，老小区楼道窄，根本不可能相隔1.5米以上，有些住户开门时还没戴好口罩。但我们是党员干部，这时候站出来是必须的，是责任。” “打算筹集物资到什么时候？”我问熊志琴。她说：“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就像战士在枪林弹雨里打仗，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们送盔甲。只要还能对接上资源，只要医院还有需求，我们就继续干。” “每天熬到那么晚，是什么给你的动力？”我问李超。她回答：“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为武汉筹集物资，我一个武汉人，怎么好意思先睡了。” …… 在这场疫情面前，我的同学们和无数小小的个体，凝聚成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巨大力量。大家相约：今年是入校20年，等抗疫胜利，一同相约武汉，相约湖北大学，相约去撸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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