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是個特殊的日子。這一天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會後，一年一度的記者“圍觀”總理的大戲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上演。
主席臺上，總理妙語連珠，神態自若。然而，主席臺下，今日的主角不是搶了西班牙記者話筒的奧地利記者，也不是攔著讓總理“返場”的香港衛視記者秦楓，而是散會後被公佈“正接受調查”的仇和。
仇和的突然落馬，大致是讓人很意外的。前一天下午還在參加雲南代表團的審議，人大剛閉幕，記者招待會一結束，中紀委就發佈了仇和落馬的消息。財新的記者甚至在第一時間爆了個獨家：“今日上午10點，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會議第三次會議結束後，仇和還坐車回到了雲南代表團的駐地——職工之家。”如此看來，仇和是在代表團駐地被中紀委直接帶走。
意料之外，把仇和過去的事重新翻出來，是每家媒體都會有的反應。事實上，我們更應該反思的是仇和的落馬，意味著什麼？為何會在兩會一結束，就被中紀委帶走？
“天下最真實的官只有兩個，一是宰相，一是縣官，越是落後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間和餘地。”這是仇和當年的一句話，曾被許多媒體引用，或是稱讚其為“實幹家”，或是貶低其為“酷吏”。無論如何，“最具爭議市委書記”，是仇和怎麼也摘不去的頭銜。
作為這句話的印證，無論是在宿遷，還是在昆明，大拆大建、造城運動成了仇和的一個標誌。不可否認，這種行為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帶來極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三年並作一年，擱淺多年的二環路硬是連了起來；落戶手續辦理從28日壓縮至2天。官員們要連走帶跑，害怕跟不上仇的腳步；帶著狠勁的仇式語錄，在官員中廣為流傳。”有人如此描述“昆明速度”所帶來的好處。
然而，速度終究是速度，它是建立在對後面經濟增長動力的提前透支基礎上的。大拆大建的邏輯，無非是政府徵地、拍賣，房地產商蓋樓、賣樓，資金回籠後進行新一輪的拆和建。然而，任由拆建輪流抬高房價，政府腰包是鼓了，地產商的利潤是高了，但這種增長方式是非常粗放的，且不說破壞歷史文脈，單說地是有限的，人們的購買力也是有限的，也是不可持續的。
回看一下習近平今年下團的講話就知道，經濟要速度，但更要質量。仇和不僅是一個人，更是一種增長方式的代表。選擇在這個時刻帶走仇和，其宣示的是對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視，對大拆大建、造城運動的否定。
當然，否定一種經濟增長方式，並不需要讓其成為“階下囚”那麼嚴重。事實上，更加關鍵的是，這種大拆大建，內部存在太多的權錢交易。依然是財新的記者，放出消息，“仇和被查一事，牽扯昆明土地城建系統的腐敗問題”。這或許才是仇和真正落馬的原因。從劉源回應徐才厚落馬，是習近平親自督辦，到王岐山放出狠話，“不能放任自流，造成幹部要麼是‘好同志’、要麼是‘階下囚’”，有腐必反已經是最大的共識。
不過，意義不止如此。
前兩者，不少落馬老虎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仇和的落馬，更大的意義還是對獨斷專行的否定，對人治的糾偏。“仇和手一揮，拆到東河堆，仇和望一望，拆到南關蕩（地名），拆到的不要跳，沒拆到的不要笑，只是仇和沒看到。”有人曾這樣調侃。仇和不僅是大拆大建邏輯的代表，更是獨斷的標杆。“看準的事情，砸鍋賣鐵也要做。”應該說，這種幹勁是每一個幹部都需要的，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你得按照法律來。 即使是特事特辦，也不能違反黨紀國法。用句大家耳熟能詳的話：有權，不能任性。因此，仇和落馬透露出的第三個信號，便是對法治堅定不移的推進。
還有一點，應該算是附帶品。幹部的競爭性選拔，實際上正源於仇和的推動，尤其是他在宿遷搞的“公推直選”。這一點，筆者在之前的文章已經談過，習近平對此是反對的。委任制、選任制和聘任制，這三種用人方式，習在組織工作會議上已經提過，單獨用哪一種，都會造成幹部用人出問題。因此，仇和的落馬，也是對一昧使用競爭性選拔選任幹部的否定。
實際上，大部分人都不僅僅是在關心仇和，而是在關心江蘇，畢竟，那個地方才是仇和政治的起點。是否會牽涉，目前還不得而知。不妨靜等葉子落下。（文/林亦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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