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0 兩千年前的漢代《鹽鐵論》,能帶給的和平時期我們怎樣的啟示?

公元前81年,西漢託孤重臣霍光以漢昭帝名義,召集賢良文學、朝中重臣六十多人,圍繞漢王朝施政措施、民族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討論。因為會議的初衷是“對鹽鐵專賣”等經濟問題進行討論,故稱這次會議為“鹽鐵會議”。

會議中討論的民族問題主要是西漢與匈奴之間的戰和問題,爭論的焦點反映出當時西漢朝中對民族政策存在著不同態度,管中窺豹,能夠看出各方人士的不同民族觀。

兩千年前的漢代《鹽鐵論》,能帶給的和平時期我們怎樣的啟示?

(鹽鐵會議)

數年後,根據這次鹽鐵會議的討論內容,漢宣帝時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整理編輯成《鹽鐵論》,流傳至今。

鹽鐵會議,經濟政策的辯論,我們在這裡就不贅述了,涉及到的歷史民族問題,想在這裡跟大家聊聊。

漢武帝生前基本上堅持對匈奴的強硬態度,連續發動對匈奴的戰爭,在付出巨大代價後,漢朝成功將匈奴人從河套、漠南、河西走廊等地區驅逐出去,解除了長達百年的邊患問題。為永絕後患,漢武帝繼續任命李廣利等人率軍追擊匈奴至西域。

連年戰爭,造成民眾困苦,國家日漸衰落。漢武帝幡然醒悟,頒佈《輪臺罪己詔》,宣佈調整國策,改弦更張,實施與民休息之策,全力恢復經濟。

進入漢昭帝時代,國家何去何從,尤其是對匈奴採取什麼策略,再次引發激烈的討論。

兩千年前的漢代《鹽鐵論》,能帶給的和平時期我們怎樣的啟示?

(桑弘羊)

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大夫們主戰,觀點是:

  • 強大的漢朝完全不必去和親於小國匈奴,用武力可以征服他們,"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
  • 匈奴的社會制度和風俗比較野蠻落後,貪婪無信義,漢朝若不主動攻擊他們,匈奴必然會攻擊漢朝。
  • 匈奴是漢朝深重邊患,也是心腹之患,“漢之有匈奴若木之有蠹,人之有病”,心腹之患必須要用武力解決。
  • 明君要抓住時機,征服不義,“徵不義,攘無道,以昭仁聖之路,純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
  • 開疆拓土是當世之務,後世之利,是為防止四夷內侵,為百姓遠慮。

賢良文學諸位儒生的觀點,截然相反。他們認為戰爭是沒有必要的,是可以避免的。

  • 匈奴是遊牧民族,往來不定,攻之則散,撤之則合,戰爭征服不了他們,還會導致“用軍於外,政敗於內”。
  • 漢朝不能以中原禮制去要求胡人,他們自有其生活方式,社會制度,不能以“匈奴人野蠻”而去攻擊他們。
  • 各民族應友好相處,“四海之內皆兄弟”,要用誠信之心和其交往,以仁義道德感化匈奴人,“王者行仁義,無敵於天下。去武行文,廢力尚德,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
  • 戰爭也有正義與否之分,要以義取之,以德守之,得到人民擁護。
  • 國家強盛不在開疆拓土,疆域廣大,而是要發展經濟,增強國力,四夷自服,“地廣不得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

可以看出,主戰派和主和派觀點完全相左,基本上是不可調和。

拋掉歷史虛無主義影響,從當時西漢王朝面臨的實際問題出發,無論是主戰派還是主和派,他們的觀點都是具有合理成分在裡面。

主戰派強調對匈奴擾邊要用武力解決,是西漢創建後的前六十年曆史教訓中得來的,具有實踐真知。漢文帝、漢景帝時,漢朝都老實地奉行和親政策,並且定期饋贈禮物,但這種誠意,並沒有完全得到匈奴人的回報,他們還是一再撕毀和約,斷絕和親,對漢朝進行大舉侵略:

1.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殺略人民。
2.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漢患之,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
3.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 
4.孝景時,時小入盜邊。

從《史記》中匈奴入侵漢朝的這些記錄,能夠看出,不是漢朝沒有和平誠意,反倒是匈奴人背信棄義。鹽鐵會議上的那些賢良文學諸位儒生,大概是書讀多了,讀傻了,他們忘卻了不久前的那段歷史教訓,空談什麼“仁義道德感化匈奴人”,這怎麼可能呢?

兩千年前的漢代《鹽鐵論》,能帶給的和平時期我們怎樣的啟示?

(匈奴人入侵漢朝)

自古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間,就有著矛盾:農耕民族想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好好種莊稼,納稅,就可以壯大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國力,但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無定所,財富相對少了很多,面對南方農耕民族的財富,遊牧民族的貴族統治者,總是忍不住要帶兵去搶幾把,殺掠幾遍才能得到心理的暫時滿足。

“仁義道德”的宣講,對匈奴人是沒有多少用處的,所謂“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一個信奉武力的遊牧民族,心中是沒有農耕民族的信仰概念的。

而朝中主戰的大夫們,一味地強調武力可以解決民族問題,顯然也有不妥之處:武力可以解決邊患,可以擊退敵人,卻無法常治久安。戰爭的機器開啟,打的就是錢糧,人員、物資的損耗是驚人的,長期積累的社會財富,會在短期內化為烏有,從而拖累國內經濟,進而嚴重影響人民的正常生活,完全信奉武力的王朝,基本上都是短命的。


從我們今天的時代、角度出發,分析兩千年前這場大辯論內容,仍然具有很現實的意義:

一個國家若想強大,就必須要發展經濟,令人民富足,國富民強方才能夠稱得上“強國”,一味追求武力,好戰戰鬥,必然會引火燒身,滅了別人毀了自己,古代亞述帝國、古羅馬帝國,拿破崙帝國,中國南北朝時代“五胡之國”,就是例證。

但“財多易引賊,國富易受侵”,如同中國,五百年前就被人惦記著,一百多年前便被人用槍炮招呼著。彼時的我們,太過於信奉儒家的“仁義道德”,耽於和平的假象,不修武備,不重軍隊,人家的軍隊都清一色的線膛槍了,我們還在揮舞著馬刀,軍事上的落後,軍隊的衰落,又怎麼來保護人民,保衛國家?“仁義道德”在強盜與土匪面前是無用的。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才是一個追求強國夢想的國家應該遵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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