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達伽馬、麥哲倫以及哥倫布等航海家憑藉先進的航海技術以及對東方財富的嚮往，在西班牙、葡萄牙王室的支持下，開啟了歐洲大航海時代的序幕，對世界文明的交流與發展產生了深遠的意義。不過就在歐洲大航海時代到來之前，遠在東方的大明王朝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已開創了鄭和下西洋的壯舉。無論從船隊數量還是航行裡數，古代中國的航海實力都遠超歐洲諸國，但是擁有強大航海實力的古代中國卻走了一條完全區別於西方航海的道路。今天我們就從二者的地理位置與意識形態的角度闡述中西方大航海時代差異的原因。
大航海時代船隊
一、中西方大航海時代的發展差異
1、中西方航海發展時期對外政策與態度
歐洲航海家的“地理大發現”，徹底改變了全球版圖的劃分，從此相隔萬里的地區被有組織、有意識的融合為一個有機體，但是隨之而來的卻是歐洲人對非洲、美洲以及亞洲的大肆掠奪與殖民。新航路的開闢，使得歐洲殖民者攫取了大量的金銀財富，而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黑奴貿易被美洲殖民者無情的推上了歷史舞臺。
16世紀時，由於鉅額利潤的誘惑，西方奴隸販從歐洲本土裝載廉價的布匹等物品抵達非洲，並與當地黑人部落首領進行以物易人的脅迫交易，獲得大量黑人奴隸。掠奪而來的黑人奴隸將通過中央航路抵達美洲，開始他們暗無天日的勞作，而奴隸販則滿載販賣而來的金銀與美洲原材料重返歐洲本土。客觀上講，黑奴貿易的發展是西方大航海時代發展的產物，推動了歐洲原始資本的積累。但是從另一方面而言，黑奴貿易不僅給非洲及其原住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同時也使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遭到了種族滅絕式的屠殺。
販賣黑奴
財富與原材料的誘惑使美洲原住民遭到了屠殺，廉價勞動力的利益使非洲原住民遭到大規模販賣，“三角貿易”崛起的背後是史上規模最大的種族遷徙與滅絕。
殖民擴張及三角貿易地圖
反觀半個世紀前的明朝，鄭和率船隊從江蘇太倉地區的劉家港起航，開啟了第一次下西洋之行。與歐洲航海者不同的是，鄭和下西洋並非出於對財富及土地的覬覦，更多的是進行外交往來，恩惠諸國，宣示大明王朝的國威。
鄭和下西洋
《明太宗文皇帝實錄》：“（永樂三年六月）己卯，遣中官鄭和等齎敕往諭西洋諸國，並賜諸國王金織文綺彩絹各有差。”
相比歐洲航海者在美洲的種族屠殺與非洲的黑奴貿易，鄭和的七下西洋不但未征伐破壞沿途各國，反而還積極解決當地匪患海盜問題，如生擒盤踞馬六甲海峽的海盜集團頭目陳祖義。不僅如此，鄭和一行還和平介入各國政治問題，通過恩威並施的手段平息各國爭端，緩解當地矛盾，以達到海內外諸國和平共處的目標。
鄭和下西洋路線圖
《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械至海賊陳祖義等。初，和至舊港，遇祖義等，遣人招諭之。祖義降詐，降而潛謀，要卻官軍。和等覺之，整兵堤備。祖義率眾來劫，和出兵與戰，祖義大敗。殺賊黨五千餘人，燒賊船十艘，獲其七艘及偽銅印二顆，生擒祖義等三人。”
中西方在15世紀的航海發展史雖僅隔半個世紀，但卻是褒貶立判。不過相對於歐洲航海事業的逐漸發展壯大，古代中國的航海史卻再次走進了歷史的死衚衕。
2、中西方大航海時代的兩極分化式發展
隨著大航海時代進程的發展，歐洲航海事業完全脫胎為海外殖民計劃，繼而導致歐洲航海事業由民間交易行為轉為政府殖民行為，其中初期以西班牙與葡萄牙爭奪海外殖民地最為激烈。
最先興起殖民浪潮的葡萄牙視全球尚未佔領的地方為自己的私有殖民地，但是西班牙航海家的發現，使得西班牙迅速崛起為新的殖民大國，嚴重觸碰了葡萄牙的利益。因此二者的關係勢同水火，大有刀兵相向之勢。關鍵時刻，教皇亞歷山大六世中間調停，提出“教皇子午線”的方案，即“雙方以子午線為界，線西歸屬西班牙，線東歸屬葡萄牙”。
教皇子午線劃分
通過以上可以看出，歐洲航海史的發展主要圍繞著商線的開闢與殖民的掠奪展開，因此利己性的特徵尤為強烈。但是同樣是遠涉重洋，古代中國卻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相對於歐洲諸國藉助航海技術進行大規模的海外擴張，同時期的古代中國雖然在內陸進行了大量的領土爭奪戰，但對海外基本採取不侵略的方針，甚至對本國實行嚴厲的海禁或者閉關鎖國政策。
明朝時期，中國擁有著廣闊的海岸線以及先進的航海技術，而且顯著的季風氣候也為海上航行提供了動力保障，但是隨著鄭和七次下西洋壯舉的結束，古代中國幾乎再無大規模航海出行的記錄，反而間斷的實行起了海禁政策。據相關數據統計，明代禁海時期約佔四分之三，而開海時期僅佔四分之一。海禁政策的實行導致明朝航海技術遭到廢弛，使中國逐漸喪失對外貿易的主動權，阻絕了對外交流。
清朝建立後，清廷對海外依舊採取嚴厲的禁海政策，甚至“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並強行使沿海居民內遷，限制對外貿易等。明清兩朝的海外政策，不僅從國家層面上斷絕了對外擴張的可能，也使民間難以形成有效的海外貿易。
大航海時代，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海外發展方式與政策究竟因何原因導致，為何擁有先進航海技術以及強大國力的古代中國不進行海外擴張與殖民，相反後來居上的歐洲航海家卻開啟了全球殖民的浪潮？
二、中西方大航海時代發展差異的歷史背景及原因
中西方在大航海時代的發展差異是兩種不同文明同時期發展的必然，而這兩種文明之間的不同又恰恰是建立在地理位置與意識形態差異的基礎上。
1、地理環境差異對中西方大航海時代發展的影響
地理阻隔下的西方文明生存之路
地理環境的限制:西方文明起源於古希臘文明，而古希臘文明發源地希臘的地理位置本身就具有極大的侷限性。古希臘地處地中海東部，海洋資源尤為豐富，但是由於地中海地區山嶺環繞，陸地幾乎被阻隔成小的地理單元，無法形成大規模的農業體系。
古希臘文明
古言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靠於地中海的海上交通便利，古希臘城邦通過頻繁的商業互換來滿足自身的物資需要，所以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工商業文明的基礎之上。隨著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市場與原材料的需求日益擴大，因此帶動了西方殖民主義的產生與發展。但是限制於當時的航海技術，古希臘城邦的殖民範圍也僅限於地中海沿岸地區的馬格里布地區、亞平寧半島等。
從西方文明的起源來看，西方文明天生就帶有殖民主義色彩，大航海時代只是西方殖民歷史的又一發展階段。
貿易樞紐的切斷:歷史上曾經歷過多次東西方交流的繁盛時期，但由於14世紀奧斯曼帝國的崛起，東西方貿易商路被地中海沿岸強國所把控，原有的互商模式遭到破壞。居於歐洲西海岸的諸國遭遇嚴重的貿易危機，但自身並無實力與地中海強國一較高下，因此只能另尋海上航線，以恢復正常貿易往來。
奧斯曼帝國勢力範圍
從歷史進程來看，陸路樞紐的破壞，使得西歐諸國只能開闢新的海上航線，由此推動了大航海時代的到來。
封閉地緣環境下的東方自給自足模式
農耕區的客觀承載力：相對於古希臘文明的小國寡民，古代中國無論處於分裂還是一統階段，遼闊的幅員都為國家發展提供了連片的農耕區，而由於季風氣候的滋潤，黃河長江流域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土地承載能力。因此客觀上講，農耕文明下的古代中國不存在因生存原因進行海外擴張的剛性需求。
西域地區的樞紐作用：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原王朝與西域諸國的聯繫，源源不斷的西域馬匹、作物、財富被輸送到中原地區。即使某些特定歷史階段，西域擺脫中原王朝的控制，但是二者之間巨大的發展差異，使西域諸國不得不通過互市的方式進行交換生活必需品。因此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原王朝的強大優勢，使連接西域的陸路交通樞紐保持長久的暢通。
張騫出使西域路線
附屬環繞的海上弱鄰環境:嚴格意義上講，葡萄牙、西班牙王國的航路開闢之旅是由於強鄰政權下的無奈之選。但是環顧古代中國的海外四鄰，尊崇中原王朝為正統的古朝鮮，遣使來華求學的古代日本以及盛產農產品的東南亞等。
對於古代中國而言，海外諸國皆是我邦藩屬之國，朝貢體系下的對外關係，使古代中國既無海外擴張之需，更無擴張之利可圖。
通過對中西方所處地理環境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古代中國的地理環境優勢明顯高於西方，因此強大的優越感使古代中國逐漸形成封閉式的自我發展戰略，而處於惡劣地理環境的西方諸國只能依靠海外擴張維持基本的生存所需，由此決定了大航海時代西方殖民體系的發展。
2、意識形態差異對中西方大航海時代發展的影響
西方文藝復興思想的推動作用
14世紀到16世紀的西方興起了一場反映新興資產階級要求的思想文化運動，文藝復興。其核心的人文主義思想，打破了原有的封建主義束縛，肯定了人的價值與存在，使西方的科學技術及思想文化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為新航路的開闢創造了科學及思想條件。
西方思想文化運動的發展，使西方文明走出了古典社會的死衚衕，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激發了人們對自由的嚮往與追逐，喚醒了西方對世界強烈的探索慾望，因此推動了西方大航海時代海外殖民的發展。
東方儒理學說的人性壓制
傳統儒家思想一直佔據歷代封建王朝的主導地位，而儒家學說講究“仁義禮智信”，因此奉行儒家學說的古代上層統治者，必是講究以德服人，以禮教化整個社會群體，使其從思想上杜絕了殖民擴張的可能性。
此外，在傳統儒學思想作用下，從上層統治者到底層老百姓都格外注重故土的觀念，安土重遷的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每一個人的心裡。最具有說服力的例子莫過於明朝初年的人口遷徙，由於元末明初的連續戰爭，山東地區人口銳減，明朝廷只能許以豐厚的條件遷移山西百姓，但是由於對故土的留戀，明朝廷只能採用強硬手段捆綁山西百姓移民山東。留戀故土的情結使古代中國社會普遍缺少對外擴張的慾望，因此即使航海條件成熟的前提下，也無法產生海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研究完傳統儒學思想的影響，我們再看一下程朱理學的後世教化意義 。產生於兩宋時期的理學對後世政治文化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而理學提出“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禁止了人的私慾，使超出人類基本慾望的思想遭到革除，因此大航海時代殖民擴張背後的貪慾是理學思想嚴格禁止的。
孔子像
中西方意識形態背後的思想差異，使二者完全朝向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一個講究禁止私慾，一個追求世俗利益，這也導致了中西方對待大航海時代的不同態度。
結語
大航海時代是全球發展的重要轉折點，但是由於中西方截然不同的地理環境與意識形態，導致二者走向了迥異的發展道路。
無論地理環境還是意識形態的差異，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二者的生存結構方式。西方的地理環境使其只能依靠開闢海外航線尋求生存，而外向型的意識形態則又是地理環境作用與反作用下的必然發展狀態。反觀古代中國的地理環境，肥沃的土地以及優越的氣候條件註定了其長期農耕文明的走向，而後世逐漸形成的儒家理學思想更是依賴於千年來實行的重農抑商政策，因此古代中國的意識形態更多的在於抑制激發人們過度追求利益的商品經濟，保護傳統的農業經濟。
綜合來說，大航海時代的發展不僅需要地理環境的外因，同時也需要意識形態的內在驅動作用，而西方劣勢的地理環境與外向的意識形態都促使西方航海家冒險遠涉重洋，發展海外殖民經濟。但是古代中國良好的內外環境，使其缺少對外擴張的誘因，即使明朝時期產生先進的航海技術，也僅服務於中原王朝宣示國威，並無擴張殖民之意。
個人所見，還請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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