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圖中醫藥思維模式的開啟：
五、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辨治六步式
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究竟是怎樣辨證論治？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內涵就是“中醫辨治六步程式”：四診審證→審證求因→求因明機→明機立法→立法組方→組方用藥。古代醫家對人體生理、病理、中藥性味、診療方法的認識都是在不斷的實踐過程中積累而成的。與現代醫學的從實驗室走向臨床的道路截然不同，先人沒有任何可供借鑑的經驗和實驗的條件，所有診療經驗均是建立在探索的基礎上的，其中不乏經典，沿用千年而歷久彌新。
上圖為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辨治六步式
下面舉咽喉腫痛的例子來說明西醫思維模式和建立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不同：
（一）西醫思維模式：看咽喉腫否？腫在哪個部位？溫度測量？血象？開血液化驗單？等待實驗室結果——白細胞是否增高？中性粒細胞增高？是否感染?開處方?抗生素?
程序：
1.體溫在38℃或以上：患有以下兩種或多種症狀：頭痛、咳嗽、全身痠痛、全身病毒感染如流行性感冒是最有可能的。
2.頸部腫脹或觸痛：腫脹和觸痛的部位位於頜骨和耳之間。 有可能是腮腺炎？頜骨和耳之間並未發生腫脹和觸痛。 有可能是咽炎或扁桃體炎，兩者都是由病毒或細菌感染所致。
3.鼻塞、流黏液鼻涕和(或)不斷在打噴嚏：感冒是鼻道受病毒感染而引起喉嚨痛。
4.曾大量抽菸或飲酒，或在煙霧瀰漫的環境中逗留過：咽喉炎可以引起喉嚨痛。
5.聲音嘶啞或失音：喉炎(包括聲帶發炎和腫脹)，可以引發聲音嘶啞、沙啞或失音
處方R：抗生素類、維生素類、現代中成藥類、複方甘草片、甘草合劑、咽喉片類（金嗓子喉寶、西瓜霜含片等）等等的選擇；
（二）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如何處理---四診
第一步：“四診審證”——打開病鎖之鑰
通過四診，即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以望、聞、問、切四種方法來了解咽喉腫痛的訊息，來探求其病因、病機、病位、病勢，需要通過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在臨證時充分調動你的視覺、聽覺、嗅覺及觸覺來感知病人咽喉腫痛的客觀情況，同時通過詢問患者或知情人來全面蒐集相關資料，為最終做出正確判斷提供依據。四診是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必須具備的基本功。當然中西醫結合時，X光、磁共振、B超、窺鏡等現代科技手段，可以作為四診的延伸，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咽喉腫痛佔位性病變，四診是無法精確定位、定性的。然而，儘管現代醫院有著諸多科技診斷儀器，但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想要宏觀、客觀、系統地對咽喉腫痛做出診斷，就不能單純依靠現代科技檢查，否則會陷入一葉障目而捨本逐末。
第二步“審證求因”——尋求病門之樞；
審證求因是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認識病因，除了客觀的致病因素外，主要是以病證的臨床表現為依據，通過分析疾病的症狀、體徵來推求病因，這種方法稱為審證求因。
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對於病因的認識歷代就有了明確的分類：
1、張仲景在《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後病》中提到：“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
2、陳無擇巜三因極—病證方論》雲：“六淫，天之常氣，冒之則先自經絡流入，內合於臟腑，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動之則先自臟腑鬱發，外形於肢體，為內所因；其如飲食飢飽，叫呼傷氣，金瘡踒折，疰忤附著，畏壓溺等，有背常理，為不內外因。”所以，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下看病不只是追究是否細菌、病毒所致，理化檢查雖然能夠明確許多致病因素，但理化檢查提供的結果在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看來往往是病理產物而非真正的病因。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必須追究的重要病因是風寒暑溼燥火、喜怒憂思悲恐驚的太過與不及，但目前全世界也沒有任何國家、任何人發明相應的檢驗儀器設備和檢驗方法。所以，也只能通過“司外揣內”來思辨。
對於咽喉腫痛來說，你的因是什麼？外感？七情？飲食所傷？
第三步：“求因明機”——探究療病之徑
在確認病因的基礎上明確病機。病機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疾病發生之機理，二是疾病發展、變化與轉歸之機理。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認為，人體患病及其病情發展變化的根源就是人體正氣與邪氣的抗爭。邪正之間鬥爭的勝負決定了疾病發生、發展以及轉歸，因此中醫學病機理論的核心就在於審查機體正邪相爭的狀況、態勢。要強調機體的內外形神、陰陽氣血、臟腑經絡、津液代謝的和諧暢達，必須注重審時度勢地明辨病機。歷代醫家對於病機十分重視，由於篇幅有限不一一例舉。
中醫藥臨床思維認為，在臨床過程中依據病因（內因、外因、不內外因）、病位（臟腑、經絡）、病性（表、裡、虛、實、寒、熱）、病勢（生、死、逆、順）、病理產物（痰飲、瘀血、結石等）、體質、病程等因素內容明確病機，才能進一步把握疾病動態、機體現狀，最終歸結為不同的證候，用以立法處方，治療中才能有的放矢，故而“求因明機”有如探究療病之徑。
咽喉腫痛——內因（內熱引起）？
外因？——病位（肺？肝？腎？心？脾胃？）——病性（表證？裡證？虛證？實證？風寒還是風熱？）
第四步：“明機立法”——確立治療之圭（guī準則 ）
在明確辨證以後，治則治法的確立就能順理成章。治則治法是根據病機擬定的治療方案，也是指導處方用藥的準則，同時也是鏈接病機與方藥的紐帶，是論治綱領。《黃帝內經》提出許多中醫臨床治法思維的許多重要原則：(1)治病必求於本;(2)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3)疏其血氣，令其調達，以致和平;(4)陽病治陰，陰病治陽;(5)實則瀉之，虛則補之;(6)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等。我們認為：在病機明確的基礎上才能確定治法，而病機是辨證的核心，而辨證是對疾病本質的高度概括，綜合反映了當時、當地某人的疾病在一定階段的病因、病機、病位、病性、病勢等各個方面。治法就是基於完整的辨證而採取的針對性施治方法，而依法組方是中醫臨床所必須遵循的原則，可見“明機立法”是確立治療的準則。
第五步：“立法組方”——部署療疾之陣
第五步是根據確立的治法決定“處方”（俗稱“湯頭”）。歷代醫家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經過無數臨床驗證，打磨出針對各種病證的“方”，就是根據治則治法將多味中藥按照相須、相使、相畏、相殺的藥性，按照君、臣、佐、使的結構配伍，以期最大限度地發揮方藥的效能，減低或抵消部分藥物的毒副作用。通過不同的製作方式，中醫“方”可製成湯、膏、丹、丸、散、酒、栓、軟膏等不同劑型，統稱“方劑”。張仲景《傷寒雜病論》所載方，被譽為“萬法之宗，群方之祖”，則“執醫書以醫病誤人深矣”，就必然失去中醫藥臨床模式的個性化辨證論治的診療特色，也就失去了中醫臨床優勢。因此，要力求做到“心中有大法，筆下無死方”。筆者認為，要“師古不泥古”。經方應用，首重“三遵”：遵循經方之主旨、遵循經方之法度、遵循經方之結構。可以說，“立法組方”是部署療疾之陣。
第六步：“組方用藥”——派遣攻守之兵
“用藥如用兵”，在立法組方之後，需要對所選定的方劑進行加減化裁。這一過程如同臨陣點將、派兵、選擇武器，使用你身上帶的子彈，要針對選定的方劑結合證候合理用藥，講究“方證對應”。筆者認為：“今人不見古時景，古人未知今時情。”現代生活，在氣候環境、飲食習慣、生活方式、診療條件、中藥品質以及病種等方面都有很大變異，臨床未見有人完全按古方患病者，不同的病人也有著不同的體質，主證之外牽扯多種複雜次證，患病之後接受的治療方式有中醫、西醫、中西結合醫、少數民族醫等等，兼證、變證層出不窮，所以決不能生搬硬套固有方藥，必須臨證化裁。根據臨床體會，提倡“中和組方”，即遵經方之旨，不泥經方用藥，依據中藥功能形成“三聯藥組”以發揮聯合作用、輔助作用、制約作用，按照君臣佐使的結構組方，用藥追求“清平輕靈”，儘量避免無的放矢和狂轟濫炸。總之，“組方用藥”是保證整個診療得以成功的最後一環，一定要按照“佈陣”使每一味藥“勝任”，堪稱派遣攻守之兵。
第七步：中醫藥臨床思維模式----特殊中藥的運用
結言：無規矩不能成方圓
“無規矩不能成方圓”，上述“中醫辨治六步程式”是初步總結，但實際上歷代中醫都在臨床實踐中運用，是歷久而不衰的中醫臨床思維模式。無論接診時間是一分鐘還是一小時，只要是中醫就必然在瞬間自覺不自覺地完成這六步程式，絕對不是看看化驗單，根據西醫診斷，以消炎、排毒、免疫、補充能量等概念配箇中藥方。由此可見，“中醫辨治六步程式”既是中醫獨有的，又是中醫必須堅持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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