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蒼金陵月，空懸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業大江流。”
《太平御覽》記載，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嘆曰：
“鐘山龍盤，石頭虎踞，此帝王之宅。”
這裡“龍盤虎踞”的秣陵指的就是當年的南京。
南京
南京有著“六朝故都”、“十朝都會”的優勢，是不一樣的都城。
中國古代有許多都城，長安、洛陽、北京、金陵、臨安、成都等等，每個都城伴隨著王朝的歷史，被後人賦予了特殊的政治意義。第一等的大都是長安、北京和洛陽，它們長期而且連續地作為統一王朝的首都，是中國古代正統和統一的象徵。西安建都時間將近1100年，北京900多年，洛陽800多年，這些首都所聯繫的王朝，如周、秦、漢、唐、元、明、清，都是中國歷史上最赫赫有名的王朝。
那麼南京這座城市既無長安、洛陽“天下定一”的氣魄，又無北京城“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鐵血威武，如何稱得上具有“龍盤虎踞”之勢的“王氣”呢？又為何能被作為“六朝故都”、“十朝都會”呢？這與南京獨特的地理優勢、戰略地位以及特殊的歷史形勢有關。
南京是長江沿線的一座極其重要的城市，這不僅是因為它位於最能扼守長江下游的地點，更因為其具有豐富多變的水陸結構。
英國人1872年拍攝的南京
在水路上，長江在南京城西北拐了個彎，從南北向轉為東西向，緊接著就沿著揚州鎮江和太湖平原一路奔湧至海。這一個近乎直角的彎為南京提供了西、北兩個方向上的天險，可以以一個較小的調度依仗水利抵抗北方來敵。
在陸路上，南京也並非如大多江南城市一般一馬平川。在南京城的東面，由北向南依次有幕府山、鐘山、雨花臺等丘陵，有利於居高臨下打擊正在穿越平地的敵軍。城外圍則有棲霞山、湯山等連綿的山地，是軍隊隱蔽防禦的自然屏障。在山間的平地上，亦有發達的秦淮河水系予以阻攔，能夠減慢敵軍行軍速度，贏得戰略緩衝。所謂“虎踞龍盤，山水相依”當如是也。
所以南京作為都城來說，其安全方面的資質是具備了，但是作為一國之都並非僅是安全就夠了的，還需要考慮基於人口容量，而人口容量是由糧產量、糧食運輸網絡和耕種地面積所決定的。
巍峨大氣的長安城
長安作為西周以來最古老的都城，其地處關中平原，南有秦嶺，北有北山，西起寶雞，東至關東，面積有3.6萬平方公里，有“八百里秦川”之名。關中是王霸之基，四周關隘重重，有天下第一雄關的函谷關，連接關中與中原的潼關，作為川陝咽喉的大散關，東進中原的武關和通向隴西的蕭關。這四周的雄峰險關使“長安”真正配得上“長治久安”這個意義。從安全的角度考慮，長安是當之無愧的第一都。
然而自唐之後，再無統一王朝將長安定為都城，這正是因為關中的沃土在無窮無盡的索取和破壞中已經枯竭了。但是作為一國之都，其人口壓力必定是巨大的，當糧產量跟不上龐大市民的消耗時，統治者便不得不考慮遷都，洛陽便接棒長安，成為了“天下之中”。
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
縱觀中國歷史，隨著中原百姓逐漸向東南移民，東南這片沃土便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富饒江南”、“魚米之鄉”等史書中對江南形象地記載所反映出的正是經濟重心南移這個現象。隋煬帝當年修大運河主要也是基於南糧北運的考慮。南京作為坐落於江南的都城，其可直接掌控江南“三吳”這座“天下糧倉”。
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曾經說過:
“南京為中國古都，在北京之前，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鍾毓一處，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誠難覓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長江下游兩岸最豐富區域之中心，……南京將來之發達，未可限量也。”
在這樣的自然條件與經濟基礎下，南京城市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
南京作為都城的歷史，也有著獨特的韻味。
城市意義上的南京，誕生於公元前472年。是年，越國名臣范蠡率領著越國士兵在今秦淮河南邊、雨花路西側之高地築城，以西抵楚國。時稱越城，約有6萬平方米，城雖小，卻是南京城市史的開端。
南京正式作為都城是在229年，這年孫權稱帝，改秣陵為建業，南京成為東吳政權的政治中心和東南地區的首善之地。
然而，尷尬的是，南京城雖然一直在發展，但其地位卻並非是直線上升的，每當王朝統一時，南京就淪為陪都，其經濟地位甚至比不上江北的鄰居揚州。反之，每當天下大亂，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強勢的時候，南京往往成為南遷政權定都的首選，從而地位上升。
南遷政權的都城選擇往往帶有特定的政治意義。成都因其環宇皆高山險道，故而最是穩固，然易守難攻之下，卻也喪失了東出的可能，往往淪為割據政權的自拘之地。漢高祖之所以憑藉天府之國而一統天下，更大的原因在於北上取陝的優秀戰略。荊襄之地自古以來便被江陵、襄陽、江夏、長沙四個地區所“分勢”，其各有險要可守，亦各有腹地可資，這就從軍事、政治、經濟三個方面，瓦解了荊襄獨大的可能，故荊襄之地易出強藩，卻從未有憑藉荊襄一統天下的例子。臨安擁有江南之富庶，又比南京有更大的戰略縱深，按理說應比南京合適，然合則合矣，卻喪失了北復中原的精氣神，成為了偏安苟存的代名詞。綜上所述，惟有南京，在南北對峙，群雄並起之時，尚能據淮守江，以荊襄之地為其羽翼，川蜀、雲南為其退路，具有一統天下之資。
南京古城
至於為何終中國上下五千年歷史惟有明朝以南京為根基成就統一大業這個問題，就不僅僅是都城優勢這一種原因可以一概而論的了，東晉甚至整個南朝，統治者一統的意願其實並不強大，統治階層內部矛盾重重，先是皇權與門閥之間，再是皇室成員內部的權力傾軋，這樣一種政治常態使得東晉、南朝統治者所謂的北伐就是一場場收斂人心、自證正統的政治作秀。所以倘若以未能一統作為指責南京的主要理由，未免也太冤枉南京了。畢竟五百年只有一位朱元璋。
言歸正傳，公元212年，孫權在金陵城舊址以西，倚仗天然石壁，修築了著名的“石頭城”，其戰略意義即“臨江控淮”。229年，建業城立。當年建業內外水網密佈，江河縱橫，三吳已實現和建業之間的物資流動。石頭城下的碼頭千帆停泊，與朝鮮半島、日本及南海諸島等之間的交流在那時便初現密切。
南京明城牆
如果說東吳為南京的初步發展打好了根基，那麼晉室南遷就是將中原燦爛的文化和先進的農耕技術傳入了南方，同時南京作為城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東晉政府大力推行勸農政策，招集流亡，獎勵耕織，興修水利，減輕賦役，賑濟災民，發展生產。
南渡的中原百姓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使南京從火耕水耨的原始耕作方法，發展到使用糞肥和綠肥，同時牛耕得到進一步的推廣，農作物的品種也更加多樣化，小麥和大豆等北方農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廣。旱地作物的區種法也開始踐行，土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
南朝時期的農業生產率又較東吳和東晉時有了很大提高。如與金陵地區農業有著密切關係的秦淮河，在南朝時多次加以整治，並修建了許多蓄水塘。
南京城牆夜景
南朝時建康城內外的商業十分發達。城裡有4個大的商市，城外秦淮河兩岸的大小市集更是以百計。商品彙聚甚至形成了單獨的市，如紗市、谷市和鹽市等。南朝的皇室、大士族和寺院，也多經營商業或發放高利貸，以牟取厚利。
六朝時期，出於水戰和江海交通的需要，造船業得到巨大發展，造船技術已達到較高水平，船的規模也相當可觀。秦淮河的下游設置了諸多渡口和浮橋，僅僅從現在的通濟門附近到石頭城這一段，就有24座浮橋。南京城外平時用船隻相連作成浮橋，一旦發生軍事行動，就斷舟撤航，隔絕兩岸交通。
不僅是城市經濟方面得到了質的飛躍，北方自曹魏時興起的清談玄風亦綠了江南岸。以謝靈運為代表的詩人開創了山水詩派。以謝朓和沈約為代表的文學家，在對偶的詩文中增加了音韻運用的新要素，使詩文的格律更加嚴謹，從而為唐代詩歌的盛況演起了前奏。
幾部傳世著作，如劉宋的臨川王劉義慶編寫的記錄魏晉清談家言行的《世說新語》和齊梁之際劉勰所著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評論各種文章體裁和創作方法的《文心雕龍》亦成於建康。南京的文藝氣質便是在六朝風華中孕育成長的。
如今的南京
南京真正成為“城市”是在宋代，到了明初洪武年間，由於身為龍興之地的緣故，南京作為統一王朝的首都第一次在歷史上亮相，城內長安街、大通街、大市街、大中街、三山街等二十餘條大街縱橫交錯，貫通全城。在各街區內，錯落有致地分佈著皇宮、官署、工商區、居民區、倉儲區和文教區。工商各業共計一百多個，紡織業獨佔二十，為明朝中後期蘇州的紡織業盛況揭開帷幕。資本主義的萌芽（雖說後來畸形發展）有了些許跡象。伴隨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的空前強盛，南京在一定時期成為了“萬國來朝”的國際大都市。
明清交接之際，南京並未遭到巨大破壞，其東南重鎮的地位依然如故。
太平天國末期，南京城破，城內遭到洗劫，明孝陵等古蹟亦遭到破壞，令人不禁扼腕嘆息。
民國以降，南京作為首都和現代都市的建設才算正式開始，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南京這座悲情城市當真命途多舛，先是北洋政府遷都北京，再是日軍侵佔南京，最後新中國成立後卻又定都北京。
南京獨特歷史文化影響著一代代南京人
城市與人從來都是相生相成。正如趙園在《北京:城與人》中所言:
“城以其文化力量施之於人，在不同的人身上收穫不同結果，卻又令人由品性大異的人們那裡，隱約辨識出同一個城的印記。”
南京人的“味”，不是上海人的時尚，不是北京人的大氣，南京人的“味”，要在淺斟慢飲中細品，要在撥去浮華的寧靜中凝神感受。那是南京城歷史的積澱，浸透了六朝煙水氣。南京人遇事淡定從容，不疾不徐，畢竟歷史興衰，風流終成青山黃土，南京人早已看淡。
南京
南京人包容，豁達，沒有高高在上、優人一等的神氣，這也許是歷史的傳承。中國歷史每逢巨大變革，總能在南京找到表現。南京經歷了幾次大融合，久而久之，吃的，穿的，喝的，說的，唱的，從民俗風情，到鄉土文化，不論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都彼此不分了。
命途多舛的南京總是帶著悲情的光環，然而災難亦是不可多得的錘鍊，南京人在江南人普遍的文人柔氣之中，亦帶有那絲最初的王侯將相氣，雖內斂，卻絕不畏縮。即使秦淮歌妓亦能死國，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1.《南京歷史文化概說及其研究回顧》 南京大學 胡阿祥
2.《城市紀錄片中的南京意象研究》南京航天航空大學 楊丹
3.《太平御覽》（宋）李昉、李穆、徐鉉等
4.《北京:城與人》 趙園
5.《建國方略》 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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