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照片上說，照相機是1846年引入大清國，耆英是第一位照相的人。
但查有的資料，時間還往前推兩年，1844年，法國海關總檢查長於勒•埃及爾來到中國，清廷的幾位官員負責接待他，於是他提出為這些官員拍照，但當時誰也沒見過照相機這種新奇的東西，因此沒人敢嘗試。
當時中國人不懂這些，還愚昧地流傳，如果人照相，能把人的魂勾走，所以無人敢照。
只有耆英，與西方人接觸最多，他可以說是最瞭解西方文化的人，他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照了像。還分發給大家看，證明自己照完相還健在，還好好的，沒有丟魂。而這張耆英照，則被公認為是“中國第一照”，即使認為滿洲是異族，應該驅逐韃虜的人，也認為這是“中國第一照”，這時候可以給耆英以“中國人”身份。
耆英，在我們學歷史中，他是負面人物出現，大罵他是賣國賊。那麼如果客觀地看，耆英到底是一位什麼樣的歷史人物呢？
耆英（1787-1858年），字介春，滿洲正藍旗人，多羅勇壯貝勒穆爾哈齊六世孫，雖算皇族裡的遠支，但家族也是顯赫，他老爸是嘉慶朝東閣大學士祿康。他擔任過盛京將軍、杭州將軍、兩廣總督，都是封疆大吏，權勢很大。
因是他負責簽訂《南京條約》，被罵為賣國賊，但細分析，誰去打這戰，因為雙方差距太大，都要輸。開始任用主戰派的林則徐等也是打敗了。
我們以前講過，中原歷史習俗，一般認為凡是主戰就是愛國，凡是主和就是賣國賊。一般不去考慮雙方差距，自己是否有打贏的條件。
如果我們冷靜看，怎麼打也是輸的情況下，跟對方談判解決，儘量達成對自己有利的條約，恐怕是當時較好的選擇。看日本，美國軍艦一到，日本看到對方軍艦，就知道這戰沒法打，於是主動與美國簽訂條約，主動開國了。那如果在中原人看來，一定是十惡不赦的賣國賊了。
英國為戰爭做了充足準備，，英國人又不是傻子，他們來就是要好處的。所以讓誰去談判，英國都會要好處。耆英只能往低了談。
當時耆英談的應該比較低了，英國比照澳門要香港，另外就是賠償，經過談判賠償的數額不多，主要是五口通商，還只侷限這五口，沒全開放。現在看，全面開放才好呢，但全面開放肯定需要一個過程。
過去對主和派和簽訂和約的人都斥為賣國賊。但有的是難以講通的。比如那個殺了岳飛主張和談的趙構，他是皇帝，國家都是個人的，說他打算把國家賣了，那他還有安身的地方嗎？過去有一詞叫賣國求榮，但中原長期是把主和派斥為賣國賊，只有恥辱，那裡來的榮？那麼他們為何賣國，有的說他們是為升官發財，像耆英已經是封疆大吏，權勢很大。他還要求升什麼官？簽完和約，他能去哪發財？他簽訂和約後，就被降職處理了。
而且以前也沒有人因為簽訂和約而升官發財的。而且有清一代也是受到中原理論影響，把講和都說成賣國賊，所以簽訂和約的都沒有好下場。耆英最後就是被賜死的。
說耆英就抱著賣國的目的簽訂和約，顯然說不通。鴉片戰爭後期，任命他為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就是看中他是最瞭解西方的人，他一開始他就反對刺激英國開戰，他主張和談解決問題。就當時能正確認識大清國軍事實力，與英國差距很大，誰去當統帥都難以打贏。而他更瞭解西方，也與西方人容易相處，就寄希望他能力挽狂瀾，打破僵局。
所以最後失敗，不能完全是他的責任，他本來就是主和派。而且簽訂和約，也是必然，能把損失降低，就已經不錯了。
就如當時的人認為恭親王行為舉止像西方人，所以稱他鬼子六。當時的人把耆英也看做是類似洋人的人。西方人也把耆英看做是西方紳士的人。
耆英一個重要助手黃恩彤記載稱：“蓋耆公為人，貌奇偉而多智術，思慮精密，尤愁情偽。璞酋（璞鼎查）在其籠絡中易於控馭。”在與英國人的談判中也證實了這一點，當時還只是一名普通翻譯官的巴夏禮也參與了《南京條約》的談判。他對耆英的印象是，“我有點喜愛耆英的風度，因為他有著一種雄偉的正派的外貌，和愉快親切的神色”。在與美國公使顧盛的談判中，顧盛也對他留下良好的印象：“公道的評論，耆英以及和我交涉過的其他大清國官員，都曾在我腦海裡留下良好的高貴、聰明而真摯的印象。”
西方人對耆英評價一致不錯，為顯示對耆英的好感，英國商人還特意從中國購買一艘平底帆船——其實是清朝的軍艦——駛往倫敦，把這艘船命名為“耆英號”（Keying）。
耆英作為大清國欽差大臣受到英國邀請，曾到訪問香港。受到英國人隆重接待。看記載，他完全是符合現代西方人標準的外交官，和西方外交人員擁抱，懂得女士優先，謙讓照顧女士，還知道西方的吻手禮。
香港的維多利亞城曾因英國當局接待清朝欽差大臣耆英而成了一個舉行盛大慶典的喜慶場所。關於這次訪問盛景的具體細節描寫，在了香港官方報紙《中國郵報》上有詳細報道。說他談笑風生，有西方紳士風度。宴席中，耆英“主動唱了一首充滿激情的滿文歌曲。”說他“高超的外交技巧與良好的教養，幾乎無人出其右。”耆英受到西方媒體的一致好評。
咸豐帝上臺，也是按中原標準，任用主戰派，為林則徐平反，應所謂的愛國聲音，藉機賜耆英自盡，打擊主和派。
鴉片戰爭的失敗是無法避免，真正要做的，是找到差距，認為西方文化的先進，拋棄幾千年不變的腐朽的儒家思想，實行西方資本主義改革。但其後的咸豐帝等，是按照中原歷史思維去處理問題，認為失敗在主和派上，任用主戰派，但第二次鴉片戰爭依然慘敗。
因為沒有任用耆英進行西方改革，我們也無法推測耆英到底是否是主張西方式改革，但就當時情況，他是瞭解西方文化最多的人，則是無疑問的。可惜沒有任命他和被稱鬼子六的恭親王，進行西方式的改革，這可能比與西方再次硬對硬的戰爭，可能對未來更好一些。
作者富察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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