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葡萄
现在的北京的确是太堵了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自金朝以来，北京就是中国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后的元朝明朝清朝北京更是全国性的首都，随着中国人口越来越多，现在聚集在北京周围的人口起码有数千万人，首都早已经变成首堵，于是许多宏伟壮丽的宫廷建筑被拆毁做了其他用处，这样想想，当年梁思成先生的建议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放在当时的情况中去看待
当年新中国刚刚建立，政府财政空虚，根本没有余力去重建一个首都，而且当时百废待兴，南方又有蒋介石残余势力，这时候修建新首都显然不智，不然蒋介石攻击的首都估计就是新首都了
以上就是小编的看法，如有出入还请斧正
电视剧里看历史
尼玛那时候人都要饿死了冻死了，不拆城墙干什么？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现在一个个吃饱喝足来喷这喷那了……最起码老百姓有口饭吃，搬砖回家能补下墙，我爷爷那会儿就是拆城墙工地干活能活下来，还拉砖回来，能盖个房子～当初北京一大批老百姓是靠这个活下来的……
赵邦亦
很多人不知道当时梁思成建议的“北京西部”到底是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是人云亦云。
梁思成建议，把首都的行政中心，政府办公区建在北京城墙外，建成一个巨大的新城区，而老北京城内则作为陈列馆不做改变。
但这个新城区其实距离老北京不远，其实也在北京三环以内，具体位置就在月坛和公主坟之间，我在图上标明了位置，
1，就是梁思成建议的新行政中心所在地，靠近北京西站。
2，就是老北京城墙的范围，
3，则是2019年刚刚搬迁到通州的北京市政府所在地。
后来建国后其实部分机关办公地点确实是设在梁思成建议的地点了，所以梁思成的方案其实是被部分采用了。
而梁思成的另一个建议是对北京城内不做任何改变，无论新北京或者老北京不搞任何工业建设，但从建国初期的情况看， 北京240万人口中有1/8是失业者，当时的迫切问题是给这些人就业，以实现社会稳定，所以苏联专家建议把北京建设成工业大城市。这是最快解决就业的办法。
在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至少能吃饱饭，当然觉得拆了城墙修公路和工厂不对，但对于建国初期的人来说，吃饱饭才是第一位的。
毕竟城市是为人服务的，不是反过来让人饿着肚子，为了保障旧城墙旧建筑而做出牺牲。。
闭家锁的红枫
从今天的角度看，幸亏没听梁思成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感觉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
北京城区在十几年前就已经修到西山脚下了，在香山和八大处的山下已经是楼房林立。北京居民，出家门就逛香山，早就不是稀罕事儿了。
假如1949年后在西边建设新城区，那么北京的发展将大大受到局限。因为北京西部这块地方，实际上是三面环山，北、西、南都是山。几乎可以肯定，在1980年代就会把这个区域填满，然而再无可扩展的空间。
然后，不得不重新在旧城区东部、北部、南部建立新区，实际上还是要把旧城区作为交通枢纽。只要作为枢纽，旧城区就必须改造，原有的城墙和狭窄街道都会成为巨大累赘，否则会严重割断北京几个城区。类似效果，可比照望京地区和其他城区之间那种“令人崩溃”的交通现状。
今天，北京城区“摊大饼”其实是负面影响最小的，总比分裂成三四个甚至十几个隔绝的“小北京”强得多。
博物馆的狐狸
新中国成立，我国很多老旧建设、庙宇、街区被拆除，使得封建社会的街头旧貌不复存在，改而是新时代的迅速崛起，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勃勃生机。那么在1949年，梁思成却提议在北京西部地区建立新首都，以便保存北京二环之内的老北京风貌，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古代的北京城，一直以来都是皇族安居的首都重城，因此各种古建筑设施齐全，人流拥挤。假若老北京城一直得到保存，不被拆除不被破坏的话，现今应该是全球绝无仅有的最大规模的历史古城，而该地方的历史遗址则远远胜过任何地方的遗址，是一件令人十分吃惊跟震撼的事情。当年梁思成先生，身为中国的建筑师跟历史学家，他的观点跟看法有着独特之处，其目的就是想保护我国的古代建筑以及保存历史文化，所以他才提出保存二环以内老北京原貌的建议。
据说，该提议并非梁思成一人提出，另一位建筑专家陈占祥也有参与。他们联合制订了一份《梁陈方案》，其中大概内容是想遵从“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发展方针，去对老北京城施行更久远更科学的规划跟建设。因此俩人联合给出了老北京整体规划与保护的大体思路，并且提议在北京的西部，石景山周围设立新的行政工作中心，以便防护老北京的古建筑，甚至还可以省下不少建筑劳力跟资源，毕竟老北京的街区需要拆了重建，而石景山的附近空地多，直接建就好。
另外，梁思成跟陈占祥是想让新旧两个城市一起发展，促进各方的就业与居住的统一，减少人民更多的跨街区活动，以免因人口逐渐增长之后，带来拥堵现象。除了减轻交通拥堵现象外，还可以快捷发展经济，还能把老北京古城区发展为旅游胜地。因此说，梁思成两人的出发点是好的，尽管这份方案阐述得很详细，但是因为一些历史问题，始终没有得到采用，最终北京城就发展成了现今的繁荣都城。
后来，梁思成对吴晗深表不满，并且说出一句：“五十年后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然而随着北京政府东迁，以及对百年大计的推行，使得越来越多的国人认同。虽然老北京旧建筑，拥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但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从这方面可以体现出，当年改造决策人员的思想。
毕竟在经历战火跟忍辱负重后，需要焕然一新的改革跟新尝试，特别是改革初期，我国政府人员受到苏联专家的观点影响，经过争议跟权衡后，决定以天安门为中心开始拆旧建新。不过当时的拆迁工作者也有着自己的观点，仅是拆掉了城墙跟城墙，把大部分皇家建筑给完整保存了下来。
虽然梁思成的方案，没有在北京城施行，但是被山西大同市的市长所采用。并且根据此方案对大同施行了古城新城并肩发展的政策，最终使得大同成为一市双城，使得古城有它的历史文化韵味，新城有他的新时代潮流风格，这对梁思成先生跟陈占祥先生来讲无疑是一种安慰。
我国从60年代到70年这10年中，因为改革需要拆除了不少封建迷信古迹，以及大批文化遗址，但是仔细一想确实符合当时进入新时代的步伐，对此好坏与否各有褒贬，只能说我们仍需要以史为鉴，对历史始终保持一颗敬畏的心。
猫眼观史
“50年后，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你们是错的！” 一语成谶，当年梁公和林徽因先生对吴晗的斥责痛骂和绝望痛哭，如今随着北京市政府的东迁以及千年大计的兴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如果北京城被完整的保留至今，那么这将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规模的现存古城，远胜于中外的任何城市和遗产。然而令人震惊和遗憾的是，北京古城的消亡，却并不是因为战争、自然灾害或者是建筑的自然损毁，而是人为的拆除，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万分的痛惜和无奈！
这其中虽然有着很强的历史原因和时代烙印，但是不得不说，当时的决策者和人们均普遍缺乏一种对待历史、文物和遗产的尊崇和保护意识，这也是反映出了当时一些决策者思想的局限性。在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和沉重压迫之后，决策者迫切需要做出一番焕然一新的改变和尝试，因此，在一些苏联“专家”的怂恿和指导之下，经过一番争论和权衡之后，还是依然做出了以天安门为中心拆除建新的决定。不过幸好执行者并未完全丧失理智，仅仅是拆除了城门和城墙，而代表皇权的一些古建筑遗迹还是完好的保留了下来。
现如今，名曰850年建都史的北京城，只剩下些七零八落的幸存古迹和堂而皇之复制重建的“假古董”，全然没有了当初成建制的城垣九门和“八臂哪吒城”的影子。
复制重建的永定门城楼
幸存的德胜门箭楼
然而，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在首都北京的这种号召和带动之下，全国的文物保护就可想而知了。特别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末那十年中，被人为破坏的文化古迹就更不胜枚举了。而这其中的践行者，却正是我们的很多父辈、长辈们的所为，因此，我们能说什么呢？
对历史保持敬畏、以史为鉴，或许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包括这些已经发生，却无法挽回的历史。
用户105148663707
北京作为首都，不仅是中央政府办公的场所，更是凝聚人心、标识正统的地方。如果把它安排到边上而不是市中心，那就是偏安一隅，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那就是“伪政权”！结论：毛泽东的智慧梁思成理解不了！
气吞万里如猴
有些人只懂一点皮毛，就对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等人疯狂开炮，说这几人为了保护古建筑，不顾城市规划，这显然是愚夫之见。梁思成等人虽然目的有保护古建筑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建立北京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 
在1949年筹备新北京城市规划会议中，意见主要分为两派。第一派是以本土建筑大师梁思成陈占祥，另一派是以巴兰尼科夫为首的苏联援华专家。
巴拉尼科夫认为，北京不应该仅仅只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应该成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中心和工业重要基地，为此必须大规模拆迁发展工业，让北京成为新中国工业化时期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至于城市规划，巴兰尼科夫认为，应该仿效苏联经验，将政府放在老城，以苏联莫斯科红场为模板大规模改造天安门广场，再以天安门为中心大规模扩建改造新的行政大厦以及政府宿舍大楼，供涌入的十几万军政机关人员和其家属居住。
苏联专家的方案遭到梁思成等人的强烈反对，主要意见有三条：
一，人口密度太大。当时的北京城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已经住下了100多万人口，每一平方公里内人口密度达到了2万多人，而当时的现代标准为每公里8000人，所以北京当时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标准。
而一旦实行苏联专家巴尔尼科夫的意见，在北京老城大规模动迁改造建立新的行政中心，那么将涌入十几万军政人员，加上他们的家属北京将新增60万人口，人口密度进一步的加大，降低居住舒适度，而且势必造成拥堵。
二，成本太高。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如果要在北京老城建立新的行政中心，需要大规模动迁改造，需要拆迁搬迁大量的民居，连苏联专家都承认需要很大的经济成本。而当时的共和国刚刚建立，可谓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三，保护古建筑。 如果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实行，北京城的古建筑势必不保，作为中国本土的建筑大师，几人都对北京城的古建筑相当有感情，因为那是老祖宗留下的财富。
陈占祥先生甚至说过:“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北京城，这块瑰宝在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不然愧对先人。”梁思成先生听完后答曰：“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为了保护北京这么一座千年古都，以及为北京建立一套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两人废寝忘食反复磋商，终于拿出了一套《梁陈方案》，准备据理力争，梁思成更是自费刊印了一百多份，发给北京各部门领导希望取得支持，然而由于领导偏爱苏联专家的方案，《梁陈方案》宣告破产。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曾为此与主持拆迁的北京副市长吴晗大吵了一架，可惜毫无作用，林徽因更是因此一病不起，一代佳人香消玉殒。万般无奈之下，梁思成只得接受现实，说了一句名言：五十年后，历史终将证明我是对的。
龙武骁卫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仅仅两个月
中国作为一个从废墟中建立起来的崭新国度，自然应该有更加新的风貌，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北京的建设更加重要，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召集北京市各部门的领导以及有关建筑专家开了一次城市规划会议。
当时会议的出席者中，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人，还有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
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未来不但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还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因此它的建设需要顾及到各方面的发展。
巴兰尼克夫建议中国以天安门为北京城的中心，以长安街为主干道，修建新的北京城，也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北京样子。
按照巴兰尼克夫本人的建议，北京城不但应该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甚至还应该是一个大工业城市。
然而苏联专家的这个建议是在场的一些建筑学家感到有些错愕，梁思成以及当时的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陈占祥，自这个计划提出以后，就开始夜不能寐，在他们的心中另外有一份宏伟的蓝图计划，按照“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两人连夜设计了一份蓝图，其中是以陈占祥规划南京建设的图纸为蓝本，来被称为是“梁陈方案”。
计划中指出为了保护北京城旧有的风貌，应该在北京西郊建立新的城市，将北京城作为古老城市保留下来，形成一体双城的构想。
以我们今天的思想来看，这个计划无疑是世界上城市规划建设中最完美的计划方案，但是最终这个方案也并没有实施，甚至因为这个计划本身遭到了否定以后，梁思成、陈占祥两人也大受打击。
很多人都在考究，梁思成、陈占祥所说的北京西郊建立新的现代化城市，这个地方在哪？
实际上在日伪时代，日军就曾经在北京西郊地区建立新城居住，他们认为北京城虽然大，但是由于城墙的局限，实际上很难有所展开和发展，未来作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建立另外一个新的中心，这就有了后来日伪时期的北京新城，但因为距离过远不利于发展建设，因此梁陈方案在建议中，决定以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 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这样既能够连接已有的新城区，同时还能够连接老城区，从地图上来看，以公主坟以东为中心的话，应该是在石景山区偏南的位置上，距离日军规划的西郊新城区距离很近，只可惜这样的一个崭新的计划，却并未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可，尤其是在未来北京要建立成一个工业化的大都市，这个建议也只能是被打入废纸堆。
寂静侠
梁思成的北京老城的保护与新城布局的建议在当下已无实质借鉴意义。北京解放后经过70年的破坏与新建、已把老北京城弄的支离破碎、除了一些老街区得已保存，但北京的大格局已脱胎换骨……大的说：1、北京的城墙、城门楼、护城河、北京中轴线天安门广场的建筑，或拆或建成新的地标建筑，这是不可逆的变化。2、主要街区变化彻底，像西单、王府井、前门大街、天桥、莱市口、崇文门……等传统街区变化、完全蜕走老北京的面貌、更像是一个某一发达国家的街区。3、现存被保护下来的传统四合院建筑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需求，而为保护而保护的一切提升、并未彻底改变这些四合院的居住功能。胡同窄、院子乱、住房面积小，卫生间厨房的上水、下水、燃气以及网络入户都改变了四合院的完整性。停车不方便、停止难更是传统街区享受现代文明的痛店。76年唐山大地震后在四合院及胡同出现抗震棚演变成现在的“永久建筑”、这一击彻底将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
所以，现在再提梁思成的老北京城保护话题其最大的作用就是“以史为鉴”。既然“老北京城”没了、再费尽心思的“复古”也只是没了文化传承的赝品了。既然老北京没了就应该与时俱进，承认过去的过失，在现有条件上弥补完善和拯救。如一些被中央单位占用老寺庙建筑、王府建筑、皇家园林建筑搬迁出来、还院、还园于民，使之成为老百姓的休闲娱乐场所。统一规划老街区、在改造与保护的同时完善补齐现在社会功能，创造一些在以后若干年被称为老北京，不能一味的说“老”就是好、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让老街区焕发该有的新品质，在改造中得到整体提升。
当下的北京应该着眼现实，以提升品质、保护京味文化、皇家园林文化、体现首都功能的老城改造是当下城市建设者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