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可以說是個國民話題，海內外皆如是。
從小升初到各類幼教，甚至進一步延展到胎教，中國中產父母或者說“軟階層”的父母們，對於孩子的教育關注度之高，不斷創出新水準。“虎媽”之類全情投入教育的家長故事，並不是個人特例，甚至可以說是當下育兒集體寫照——在北上廣深的中產階級家長們中最流行的，就是給孩子打雞血，“雞娃”這個詞應運而生。
沒有孩子的人對此往往不那麼理解。即使身在其中的父母也總是不由自主回憶起自己的童年，小時候那會兒，大家好像沒有這樣焦慮，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雞血”家長們，真的如外人看來那麼不理性麼？答案是，這個世界確實在變化，父母育兒方式正在發生變化，不僅中國如此，國際視野中來看也是如此。這一切看起來不對勁甚至有些瘋狂的變化背後，都存在經濟學上的合理性。
經濟學投射下的育兒行為
作者: [美]馬賽厄斯·德普克 / [美]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
譯者: 吳嫻 / 魯敏兒 / 王永欽（校對）
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出版年：2019-6
《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以下簡稱“《育兒經濟學》”）就是這麼一本從經濟學視角透視育兒的著作。兩位作者都是頗有名氣的經濟學家，馬賽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是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是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通過數據分析，他們發現，多數發達國家的父母，育兒時間確實在增加，密集關注孩子行為的家長在增加。一本西方暢銷育兒指南就說：“媽媽就像直升機一樣盤旋在我的頭頂……我也只有在打噴嚏時才可以不打報告……”
不用說，這本書題材吸引人，加上作者的背景，研究和書寫功夫也到家，閱讀起來也有快感，是本很不錯的書。更重要的是，作者敏銳地意識到不平等擴大與階層分化對於育兒的影響，同時也兼顧了歷史與文化等不同視角。他們的結論指出，包括美國在內全球育兒時間變長，父母介入變得更密集。
如何用經濟學來分析育兒？對經濟學帝國主義者而言，這不是一個問題。在加里·S·貝克爾（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類的經濟學家眼中，家庭和育兒不僅可以、而且必然也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動機與演變都可以從經濟學來分析。但如果用常識來判斷，我們多數人，往往不會用經濟學來分析親情，在育兒過程中也不會時時刻刻思考成本收益。也許，經濟學確實不能完全解釋育兒。但是不可否認，經濟學分析的確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父母動機與育兒行為之間的關係。通過經濟學的專業鏡子，日常的關於育兒的一切，也許和你想象的一樣，也可能不完全一樣。
加里·S·貝克爾基於自利假設分析婚姻家庭，本書的兩位學者則認為，人們養育孩子的動機是利他主義與父愛主義，因此也發展出不同的教養方式。在傳統的發展心理學中，教養方式被分為專斷型、權威型、放任型。這三種父母有什麼區別呢？專斷型要求單方面服從，權威型強調通過激勵來達成目標，放任型則更多強調自由。事實上，現實中很多家長是複合型。《育兒經濟學》中，就用“密集型教養方式”（intensive parenting）來形容結合了權威性和專斷型的教養方式，而這種教養方式今天越來越流行。
社會分層催生教育“軍備戰”
“虎媽”蔡美兒和兩個女兒
密集型教養方式流行，最大原因是什麼？本質在於，我們不得不在一個不平等加劇的時代養育孩子。在美國如此，對中國而言同樣如此。在不平等程度最低的20世紀70年代，寬容育兒方式很流行，而進入80年代，社會不平等程度開始攀升，贏家通吃的文化開始流行。美國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就認為，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分層是不明顯的，如今情況出現變化，“特權家庭努力讓他們的孩子在社會中站穩腳跟，並將他們隔離在學校普遍優秀的中上階層社區中，貧窮的孩子卻因為機會的減少而受損”。這種情況下，育兒方式也開始轉向“密集型教養”。即使作者自己是在平等和寬容的育兒環境下長大的，對比自己的父輩，他們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對於孩子的關注度大大增加。
教育研究很難做對比實驗。幸好，作者的國際化背景，有助於幫助他們從個人經驗層面去理解觀察全球教育。兩位作者都不是美國出生的，也曾經遊歷世界，所以他們的視角更為多元。他們發現，美國、瑞典或中國的父母們確實在用不同的方式撫養孩子。傳統觀點上，大家都認為這是文化因素所致，但實際上，研究顯示，這背後也有經濟動機。他們發現，在北歐這樣社會比較平等的國家，家長和孩子之間更平等，家長也更為寬鬆，而在較為不平等的國家，教養方式則會施加更多幹預。這可以理解為教育投資回報率的不同所致。在相對不平等的國家，個體在付出包含教育在內的努力後，確實可能獲得更高的回報，因此加大教育投資顯得非常理性；而在相對平等的國家，個體差異沒那麼明顯，可以認為加大教育投資，其邊際回報率並不顯著。有意思的是，在相對平等國家長大的人，也更加支持再分配，而在相對不平等國家長大的人，就不那麼支持再分配。
因此，模仿“虎媽”之類的行為，並非旁觀者眼中的非理性跟風。這種模仿，恰恰是對外界環境變化的理性反應。可以說，作者從經濟學框架，跳出日常認知，論證了加大育兒投入的合理性，或者說這些行為，源自家長對於外界刺激的合理反應。我曾經問過一位同事，她是一位“雞娃”的媽媽，為了孩子可以說在工作上也做出不少犧牲。“你覺得你的付出，值得麼？”她肯定地說，“值得。”理由是，孩子的素質從小差不多，而家長的投入成為孩子成績表現的重要變量。在她看來，身邊情況類似的中產父母大多得償所願。
《育兒經濟學》不是一本關於育兒經驗的書，但是從中卻可以引出很多思考。自然，育兒問題太大，涉及社會方方面面，也很難給出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作者最後落腳點之一在於，育兒變化的趨勢從歷史上看是好事，所以目前的變化也許是好事，他們從自身經驗出發，指出增加對孩子的陪伴時間對於父母也是一種享受。這個結論，讀者不一定完全認同，卻不妨礙閱讀中看到很多閃光點。
然而，如果我們從更深的層次去思考育兒經濟學，會發現其中蘊含了許多隱喻。個體的理性也可能導致集體的非理性。家庭的教育競爭，其實也使得整個社會陷入焦慮。對此，作者更關注如何從公共政策角度來緩解育兒壓力，比如教育系統的設計可以做出一些調整。因為，如果一個教育系統高度分層，甚至可以從小預見甚至決定孩子的經濟未來，則所謂“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的想法自然會流行，自然也會引發家庭之間的“育兒戰爭”。反過來說，如果一個教育系統更強調公平機會，甚至淡化成年前的競爭，那麼家庭會更放鬆。最典型的區別可以看看中國與歐洲的對比：在中國，進入北大清華和進入一般大學，可能存在天差地別；而在歐洲一些地方，精英大學和普通大學之間的區別沒有那麼明顯。
是教育競爭，還是階層競爭？
教育競爭進化為類似軍備競賽的背後，家長的動機是什麼？
數年前，在一則FT中文網談論教育的文章下，一個來自深圳的讀者如此評論：“假如我有能力讓孩子上好的大學，我根本不會考慮如何讓他成長得更好。犧牲孩子們的童年來換取階級上升的通行證，只能說超值。”這種想法，在國內可以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問題是，這種交換的成功概率是多少？犧牲了童年，就能換得通行證麼？從現實來看，在結果預定的“遊戲”中，如果贏家減少，不少孩子的未來，註定是陪跑，甚至面臨階層下移的命運。
更值得玩味的，是這種評論背後的賭徒心態，也就是明明知道希望很小，也要搏一下的心態。我曾經分析過傳統科舉制度對於中國社會的摧折。表面上，看起來好像考四書五經這樣的內容不靠譜，改革一下會有好處，但其實無論考什麼，結果都不會有太大改變。本質上，這種高度競爭選拔制度，可能使得整個社會陷入同儕競爭，本質不外乎是皇帝得到一批完全圍繞在他的權力周圍的官僚梯隊成員。直到今天，大學入學考試也帶有不少“一考定終身”的特色，其實給社會造成了很多浪費。這種情況下，育兒成為一種軍備競賽，在中產階層中直接開啟了不斷加碼的賽跑。從這方面而言，中國和美國，可以說存在很多共性。
教育競爭背後，其實就是階層競爭。我最近幾年一直在關注中國階層問題，未來中國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階層下移而不是躍升。我將中國城市根基不穩的中等收入群體，總結為“軟階層”。一個典型的軟階層，成長軌跡如何？意味著他（她）的成功，多數沒有家庭根基，主要來自過去的自我奮鬥，尤其是教育的提升作用，一位朋友在我的社群留言，“現在在一二線城市漂著的年輕人誰還沒考過個第一”。然而，下一代的情況可能不同，他的孩子，雖然起點更高，但並不意味著奮鬥就可以獲得成功，很可能已經沒有了他這樣的機遇，也很難超越他繼承的階層。
這樣的變化，關鍵在哪裡？我認為，存在兩個動態因素。首先，在經濟階梯下行的“L形”之下，中國經濟很難如同過去三四十年那樣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長，這意味著經濟體中機遇在變少；與此同時，在新型經濟下要獲得成功，不僅取決於資本或者人力資本，還取決於個人的社交網絡，所謂社交網絡，就是你的圈子或者說社會資本——也就是說，金錢和奮鬥都不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你在什麼環境中和什麼人做朋友，其實更重要。
軟階層父母為娃攢人脈
“虎媽”大女兒索菲亞在哈佛畢業典禮上
“虎媽”原型蔡美兒（Amy Chua）的故事，耐人尋味的地方很多。蔡美爾祖輩是福建人，她1987年以榮譽畢業生的身份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如今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終身教授。蔡美爾有兩個女兒，不僅學業出眾，而且是“音樂神童”。她育兒成功，在過去往往歸因於管教嚴格。但如果我們仔細思考，蔡美兒孩子的成功，從上常青藤到入選大法官佈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的助理，真的僅僅是因為“虎媽無犬女”？在卡瓦諾剛提名為美國大法官候選人之後，蔡美兒就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稱其為“年輕律師的導師，尤其是女性”。隨後，卡瓦諾卻深陷性侵傳聞。因此不少國際媒體，也批評蔡美爾有幫女兒拉關係之嫌。
就事論事，筆者倒不認為其中必然存在利益交易，卡瓦諾的出現和蔡美爾女兒的實習，只是說明蔡美爾的朋友圈確實很強大。身為耶魯大學法學院終身教授，蔡美爾也許不需要直接張口。她瞭解的信息和社交圈子，也許一個熟人的舉手之勞或者一個有用的信息，就足以甩掉無數競爭者，高出一般中產階級父母甚至百萬富翁不少。不可否認，她的孩子很優秀，但常青藤畢業的優秀孩子不知凡幾，能夠進入最高法院的機會，事實上也是少之又少。如今孩子的競爭，不僅僅是家長投入時間或者家長金錢的競爭，更是家長人際關係的競爭。總結一下，“虎媽”的成功，除了她的管教方式，她出眾的社交網絡也居功至偉——後者的重要性很少被人提及，但也不亞於前者。
因此，身處軟階層的父母，更應該重視社交網絡。如今軟階層的教育投資有點類似過去平民考科舉，屬於多數人註定要輸、卻不得不參與的遊戲。為了破解這一僵局，軟階層家長更應該以身作則，除了密集育兒，可能更應該拓展自己的社交網絡。這意味著，也許你不應該機械死學蔡美兒的育兒方法，甚至不需要喜歡她，但你應該試著和她這樣的具有豐富社會網絡的人成為鄰居。
徐 瑾：青年學者，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經濟人讀書會創始人
本文選自《復旦金融評論》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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