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詔之謎

康熙皇帝逝世後，遺詔頒佈天下，告示全國。

其中寫有“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繼皇帝位……”這皇四子胤禛，就是雍正。雍正即位後，始建秘密立儲詔書，封於匣內，高懸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後，皇帝死後取出，昭告天下。

詔書中的滿文中，

“於”和“十”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字，而且，於是現代簡體字的寫法，過去的繁體字寫法是“於”。因此，沒有矯詔的可能，十改於只是小說裡的說法，真正讓史學家懷疑雍正繼位過程的，是其他歷史記載。

因為此康熙遺詔是雍正登基後擬就並頒佈天下，並非康熙真跡，所以遺詔不能說明雍正是否篡位。

明君、昏君之爭

明君觀點

雍正登基時就說：

“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託，欺罔矇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之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過之。

他深知康熙後期的社會問題，如朋黨鬥爭；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實行，加速了貧富矛盾的積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繼續解決與準噶爾部的矛盾；國帑空虛。

他針對現實，結合自己的理想，產生他的政治綱領。

第一，反對因循苟且。雍正帝認為他即位時

“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若不懲創，將來無所底止”，屢屢告誡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針對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張“著意搜剔”，把攻擊這是“多事”的人斥為“淺見無知輩”。他反對因循守舊，是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礙。

第二，整頓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給總督的上諭中說：“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曰‘名實兼收’，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謂也”，實際上發出整飭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極一週年的時候又說：“朕纘承丕基，時刻以吏治兵民為念”，表明他企圖通過整頓吏治，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

第三，反對朋黨。雍正帝從親身體驗中深知朋黨的危害：朋黨各行其是，破壞朝政統一，損害君主權威。朋黨之間互相攻擊，任用私人，不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則，也干擾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權柄；朋黨各抒政見，自我標榜，批評朝政，擾亂君主視聽，妨礙堅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說“朋黨最為惡習”。他反對的朋黨包括科甲出身官員的師生同年的宗派關係，因此宣稱，欲“

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務期振數百年頹風，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為澄清政治、醫治痼疾的決心。

這是雍正是明君的觀點。

昏君觀點

雍正加上思想統治，大量才用密摺制度，大興文字獄。

雍正四年也就是公元1726年的時候，時為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的查嗣庭到江西出任考官，併為鄉試的科舉考試命題，其中“君子不以言舉人”的命題被斷定為諷刺時事，“維民所止“的命題中的“維”和“止”，被認為意將雍正二字去首，他因此入獄。他病死獄中後，仍被戮屍示眾，其子被連坐處死，查家一族或被投入大獄，或被流放。

雍正七年，廣西人陸生柟評《資治通鑑》並寫下《封建論》等評鑑十七篇，被認為其中不平之言甚多而被處死。陸生柟曾出任過蘇州府知事、工部主事等職，但後因受到連坐而被流放，所以被懷疑是出於憎恨之心才如此憤憤不平的。除此之外，全州的謝濟世因彈劾身為御史、當時頗為雍正皇帝器重的田文鏡蹂躪士人而被髮配充軍，後又因註釋

《大學》的著述被認為有誹謗程朱之語而被判死刑，直至後來得到恩赦。

雍正十年，浙江的呂留良的書被禁，其本人被開棺戮屍。呂留良號晚村，系一文人，嫌清不仕，晚年因文才被舉出仕，但他剃度為僧，號稱“何求老人”如上所舉實例，雖然筆禍的緣由不同，但涉案文人都被懷疑怨恨清朝，或許這才是文字獄的發端所在。另有江西的王錫侯，其所著《字貫》對《康熙字典》之誤訂正甚多，卻因私怨為仇家舉報，被江西巡撫上奏至朝廷。

比起該書的內容，雍正皇帝認為該著凡例中直書康熙皇帝之名，系屬大逆之舉，因而將其處以死刑，還對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江西地方官員中的相關者均做出處罰，認為他們未能發現這一問題，上奏內容捕捉不到重點，實屬怠慢之至。此事由告密者和急於請功的官員引發，與康熙二年的“明史案”和康熙五十年的“南山案”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