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2000多年，历史长河中，勤劳睿智的中国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通过学校这一载体，文明成果得以不断传承、发展和更新。
说到学校，古代除了有源远流长的官学系统外，丰富多彩的私人办学，在封建社会发展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作为高等学府的私家书院，亦有其独特之处，这三种办学形式，共同组成了中华文明传播与发扬的载体。
1、官学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在思想、文化上的差异很大，各学说流派繁荣发展。此时，官学如同使用青铜器一样，只是贵族内部小规模开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崇尚以法为教，百家争鸣告一段落，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受到排斥。
中国封建官学制度的初步形成，当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算起，经过历代王朝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
汉代的官学叫做太学，盛行的是大班讲课与课外进修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当时在大班集体教学的老师，被称作大都授，学生则必须在课堂外自觉养成自修习惯。
这样的教学形式一直得到延续，到了宋代，官学在总结前人的做法后，结合当下社会发展情况，又推出新的教学形式——分科教学，即在学校中设立经义、治事二斋。
《宋元学案》记载：经义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
后来，胡瑷任教太学，又将这一新颖的教法引入太学，使“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等不同爱好者，“以类群居讲习”。
这种新的教学形式，由于考虑到学生个性特点，颇受学生欢迎，为当世培养了许多“明体达用”的人才。
宋代的教学组织形式也颇具特色，如宋仁宗时，针灸专家王惟一发明了“针灸铜人”， 他模拟真人形象，标明人体的相应穴位，一目了然，这样的教学形式深受学生喜爱，在授课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然而官学毕竟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江山永驻、民心稳固才是办学的根本目的，因此所学所教有极强的选择性，而且官学入学有着极强的等级性，只收纳贵族、名士后代，覆盖面狭小，不利于学术、文化的传播与繁荣。
2、私学
官学的种种弊端，逐渐催生出一种新兴的办学形式——私学。历代统治者虽然重心在官学建设上，但对私学的发展没有过多干预，只要办学宗旨符合统治阶级利益，能够教化于民，就不予禁绝。
私学的出现，使得古代中国在思想、文化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为统治者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在这点上，先秦诸子私学就是最为突出的例子。
诸子百家通过各自的私学，向社会传播和弘扬自己的学术观点。在教育对象上，他们打破了西周官学的入学等级性，实行面向社会的开放教学。
私学大师孔子，即是以博大的胸怀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体现了“来者不拒”，“诲人不倦”的大教育家风范；墨子亦不甘落后，进而提出了“主动往教”的流动教育形式，一时间孔墨学说名扬全国，传为私学佳话。
汉武帝之后，儒家学说成为历代统治思想。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不同程度的承担了传播儒学教育的任务，但是私学与官学比较起来，毕竟较少政治干预和思想控制，有了相对的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说，私学在传播儒学思想时，往往更注重学术的研究和探讨，与官学中大篇幅的说教有所不同。
到了宋代，儒家学派林立，正是与私人讲学兴盛有关，而官学往往因为教学内容有着统一要求，缺少学术争鸣的基本条件。
王安石当宰相时，他提出以《三经新义》来统一太学的教学内容，并以此来实行新政变法。而与王安石政见不同的二程则退居洛阳，创办私学，讲授自己所理解和体悟的儒学——洛学。
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在教学上则更注重启发诱导和相互讨论的形式，就常令弟子们“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启发学生做进一步的哲理思考。
而朱熹则常常在集体教学之后，带领学生徜徉于山水丛林之间，一边漫步一边讨论，使学生在自由自在的美育中，深化对理学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私学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承担了社会启蒙教育的任务，弥补了国家办学的不足，这一属性，使得私学在2000年封建社会中不断壮大，形成了与官学不同的办学特色，并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由朝廷出资办学的财政压力。
3、书院
书院是古代独特的高等教育机构，当然，它是私学的高级形态。起初书院并不是讲习之地，唐代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只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由于官学的腐朽和教条，书院渐渐的由学者读书之所，发展成私人组织的讲学之地。
经北宋的初步发展和南宋的突飞猛进，一些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崇山书院，应天府书院等脱颖而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风格，学术氛围浓厚，各地学子络绎不绝，为当时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古代的学校教育是以儒家思想教育为主线，书院也离不开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教学。但与官学不同，书院教师不只是一般性的灌输经典知识，往往更强调在自己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教学活动。
而教学活动的广泛开展，又使其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因此，凡是学术研究发达的地方，基本上也是书院兴盛之处。
宋代的福建武夷山，江西庐山，湖南岳麓山，之所以成为所有学子的精神高地，主要是因为朱熹等理学大师在这些地方创建和主持过众多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
书院除集体讲学外，教师更多的是指导学生自己读书和自修。
教师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作的个引路的人，作的个证明的人，有疑问，共商量而已。”《朱子语类辑略》
学生在课后的扩展阅读也能保障，书院大多建有藏书楼，学生在自修时有足够的参考文献。在广泛阅读过程中，教师要求学生展开独立的学术研究，并形成论文或著作，由书院出资刻印，用以扩大书院的影响力。
古代著名书院大多建立在山水优美之处，宁静而高远，如白鹿洞书院建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岳麓书院建在湖南长沙岳麓山抱龙洞下。优美的自然环境，加上和谐的人文环境，养成了融洽的师生人际关系。
早在先秦，孔子就为人们树立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师楷模，并在求“道”基础上，与弟子们结成了深厚、融洽的师生情谊。
朱熹与弟子蔡元定之间的师生关系，在中国教育史被传为佳话。《朱子年谱》记载，他们二人每天在书院一起研学，常为某一学术问题争论不息，直至深夜。因“党禁”牵连，蔡元定不幸遭贬，朱熹得知后，带领100多名学生为他饯行，送行的学生无不为蔡元定的冤屈而叹息，甚至流泪。然而蔡元定镇定自若，“不异往日”，朱熹深有感触的说：“朋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之矣。”言谈之中流露出为人师者对学生的真诚爱护和关心。
4、木桥说
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校制度由官学、私学以及书院所组成，这三种教学形态为古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知识的快速传播，提供了途径，也为各朝各代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
只是官学受政治因素影响比较大，受众面不稳定，私学规模反而越来越壮大，成为封建社会后期主要教学阵地。
综合来看，官学和私学在育人方面，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古代多样化的学校网络，承担着为中华民族培养优秀人才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宋史·胡瑷传》
《四书章句集注》
《宋元学案》
《朱子语类辑略》
《朱子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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