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樹友
廣袤富饒的關中平原，東起大荔，西至眉縣的渭河南北兩岸200多公里的範圍內，棋佈著400多個以山東人為主體（或者純粹是山東人）、完全保持著齊魯地道習俗、沿用山東純正方言的山東村落（當地人稱“山東莊”），總人口達到30萬，尤其以關中東府的三原、涇陽、高陵、臨潼、閻良、臨渭、富平、蒲城、大荔9縣區最為密集。在這些縣區內形成了“山東莊”與本地村落交織相間、和諧共存的格局。這些“山東莊”至今大多已有百餘年的歷史了。那麼，在關中大地緣何有如此之多的以山東人為主體的村落，耐人尋思。究根溯源，關中“山東莊”的形成，主要源於上世紀初期的那場曠日持久、規模較大而又鮮為人知的山東移民遷徙關中的故事。
自同治元年（1862年）起至光緒六年（1880年）的10餘年間，陝西關中地區，始終是戰亂不止、天災不斷，少有寧日。時隔20年，光緒廿六至廿七年（1900年—1901年），關中又再次遭逢波及秦晉兩省歷時兩年的旱災劫難。1929年波及秦晉兩省被于右任先生慨嘆為“近三百年來所僅有”的百年不遇的大旱又降臨關中大地。短短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關中接連4次遭受戰火、天災的蹂躪和洗劫。
戰亂、大災過後，一向富庶的關中平原赤地千里，餓殍載道，哀鴻遍野，十室九空，人口銳減，田地荒廢，狐狼出沒，百業蕭條，滿目瘡痍。“變亂以來，漢回人民死亡大半”，土地“荒瘠殊常”。“自道光丁未至光緒己卯，僅三十餘年，而饑饉頻仍，干戈迭起，生靈之災難苦不堪言”，“至光緒三四年，三載不雨，六料不收，麥價貴至兩串零……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餓殍遍野，人自相食。且鼠蟲過多，豺狼甚廣，誠數百年不經見之奇災也”。“井裡凋殘，人煙稀少”。直到光緒五年（1879年）“春，長安、咸寧、華陰等縣多狼，三五成群，路人多有戒心。且鼠害尤甚，一貓貴至千錢”。1929年大旱，致使“餓斃者先後相繼，多至絕戶”，“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陽、三原、涇陽等為最甚”，“田地荒蕪，蓬蒿沒脛”，“此種慘事，實近三百年所僅有也”。
戰亂、大災造成的直接後果是，關中人口銳減，土地荒蕪。研究表明，僅同治年間及光緒初年旱災，就使得陝西人口損失約710萬。作為同期和隨後山東移民主要落腳地的關中東府諸縣在戰亂、大災過後更是人口大幅減少，如三原、朝邑、大荔、蒲城、高陵、富平六縣人口平均減少62.2％。可見，戰亂、大災造成了關中平原地曠人稀，為山東移民遷居關中進而生存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土地資源。
從山東方面看，上世紀初期，山東如同陝西一樣，飽受天災人禍侵襲，尤其是天災像幽靈一般揮之不去。例如，光緒二年至六年（1876年—1880年）持續5年的大旱，不獨陝西是重災區，同時又殃及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等省，其中以丁丑年（1877年）、戊寅年（1878年）旱情最烈，史稱“丁戊奇荒”。至上世紀中期，山東境況並未見多少改觀，兵禍、旱災、蝗災、水災等自然災害交替出現，間或伴有黃河氾濫，有時這些災害迭次發生甚至疊加在一起。天災人禍的反覆肆虐，導致山東民眾生計維艱，賣妻鬻子，流離失所，死者枕藉，“飢黎鬻妻賣子流離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狀”，青州“大率一村內死者十分之一二，逃者十分之五六，病者十分之一二”。另外，山東自清代前期以來人口激增，有限的耕地資源無法滿足迅速膨脹的人口對耕地的需求，人眾地狹矛盾非常突出，無地或佔地少於生存最底線的農民紛紛選擇遷徙他鄉。史料記載：清代山東耕地面積一直在9000萬畝到1億畝之間徘徊，由於人口劇增，導致人均耕地面積驟減，由順治十八年（1661年）的8.34畝降至光緒十三年（1887年）的3.34畝。而當時“每人四畝即可得生計”。換言之，上世紀初期，山東已有耕地已不能滿足現有人口最低的生存底線。
不言而喻，兵燹、大災之後人煙稀少、地勢平坦、土壤肥沃、物產豐饒、灌溉方便、氣候適宜等農耕條件極為優越的關中地區，便成為屢遭天災人禍吞噬折磨、無地少地的山東民眾避難逃生的理想去處。
清末為官關中東部多地的魯籍官員焦雲龍積極倡導和組織家鄉父老鄉親遷徙關中，最終促使關中“山東莊”大量出現。焦雲龍（1840年—1901年），字雨田，山東長山縣（今山東省周村區）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進士，此後歷任陝西米脂、三原、咸寧、臨潼、安康、富平等縣知縣與綏德、商州知州，潼關廳撫民同知，在陝為官達28年之久。為官陝西期間，焦雲龍勤政愛民，清正廉明，所到之處，興利除害，禁毒緝盜、勸課農桑，招民墾荒，賑濟災民，辦學育人，教化民眾，不遺餘力，被譽為“潔己愛民，近世罕見”。當他履職三原、咸寧、臨潼、富平知縣之際，“渭北各縣荒田彌目”。目睹此情此景，他不禁喟然長嘆：“滿目蓬蒿狀慘然，堪憐沃壤變荒田”。面對關中地曠人稀，百業俱廢，聯想到原籍地少人多，近年又頻遭兵亂、大旱、河患、瘟疫等各種天災人禍洗劫，百姓生計維艱，流離四方，轉死溝壑，苦不堪言的實情，便決計招徠原籍鄉親遷陝墾殖謀生。隨後，即捎書帶信動員鄉親來陝。光緒九年（1883年）又借家父辭世回鄉丁憂之機，親自向鄉親宣傳說：“落戶西安府，人人有飯吃，家家有地種，天天吃白饃。”動員和組織鄉親遷陝，並率先說服胞弟、舅父、岳父等親屬帶頭舉家遷陝。於是，光緒十年（1884年）遂有了第一批遷徙關中的山東移民。二山東移民遷入關中伊始，主要落腳在焦雲龍正任職及先後任職的臨潼、三原、富平諸縣，除少數被安置於當地人的村落外，更多的則是三五家、十數八家於空曠的原野自成村落。接著，原籍族人、宗親、朋友聞訊紛紛來陝投親靠友，在關中已經落戶紮根的移民或去信或返回原籍接親朋來關中定居於剛剛形成不久的村落。此後以山東長山縣（今山東周村區）為中心，在漣漪效應的作用下，不斷向周邊其他各縣輻射，至有數十縣、數萬山東民眾遷陝，所謂“（山東）墾田之人絡繹而來”。這種基於地緣、親緣、血緣特點的移民一直延續到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涉及山東28縣市，人數達數萬之眾。一批又一批的山東移民遷徙關中，致使關中山東移民村落數量愈來愈多，規模也愈來愈大。
由於荒地漸被墾殖殆盡及其他原因，山東移民落腳地也由最初焦雲龍曾任職的臨潼、三原、富平諸縣，漸次向周邊的高陵、涇陽、渭南、蒲城、大荔、朝邑（今合併於大荔縣）等同樣土曠人稀而農耕條件優越的縣區擴展，也最終形成移民遷出地波及山東數十縣、移民遷入地則主要集中在關中東部的臨潼（含閻良區）、三原、富平、高陵、涇陽、渭南（今臨渭區）、蒲城、大荔（含過去的朝邑縣）八縣的格局。
關中“山東莊”的形成具有鮮明的地緣特點，即多由同一原籍地的移民聚集成村。在命名上也有著明顯的移民或地緣特色，或以原籍縣名、村名命名，如長山村、萊蕪莊、淄川堡、興旺莊；或以姓氏命名（最早到的立村者），如譚家村、劉家村；或寄託著美好願望，如興隆村、太平村、安樂村；或旨在弘揚移民精誠團結、艱苦創業與相互幫扶的精神，如雙合村、雙義村、仁義村、義和村等。由於山東移民獨立成村，加上人口眾多、山東莊際互通婚姻以及與原籍地聯繫密切等因素，所以，形成了現今關中平原400多個以山東人為主體（或者純粹是山東人）、完全保持著齊魯地道習俗、沿用山東純正方言的“山東莊”的奇特現象。三
斗轉星移，滄海桑田。如今，關中的“山東莊”，經歷了100多年的時代鉅變，“山東莊”的一代代山東人，秉承了山東人忠厚朴實、敦禮守信、吃苦耐勞等優秀品德，依靠自己的雙手，披荊斬棘，不屈不撓，篳路藍縷，創業發展，重建家園，以其特有的勤勞、拼搏和堅韌，在關中大地書寫下了一部奮發圖強、艱苦創業、改天換地的厚重傳奇歷史；同時，“山東莊”的山東人與關中本地人長期和睦相處，休慼與共，患難相濟，一道生產生活，實現了秦魯兩地鄉俗、飲食、文化、生產技術與經驗的交流交融和優勢互補，對近代以來直至今天的關中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均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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