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茶行业似乎不太属于商业而更像是一种美学教育，从业者将很多精力投入到学习单反、美图与服饰上。但如果我们因此认为茶行业起源于《茶经》或《全唐诗》，可能并不全面。中国的茶行业与其他商业一样，起源于枯燥而抽象的供需关系、政府规划与税收。
在《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里，陈先生谈《琵琶行》时讲了唐代茶税的兴起，读来颇有提神醒脑之感。安史之乱后，朝廷失掉了河北财源。为维持两京一带的需要，经济上要靠江淮。盐税，山东、河北的得不到了，只有靠东南的盐。唐于开元年间才开始收取盐税，现在更靠这来弥补失去的财富。盐需要行销四处，以水道最便利，大船最经济，可从扬州到九江间上下往来。茶与盐同。所异的是，茶有名贵的和普通的。前者用的人少。后者用的普遍，于是便视茶如盐，不单税盐也税茶。茶商、盐商，都向政府领专卖券，他们都是新兴的大商人。这里面就有“前月浮梁买茶去”的那位“重利轻别离”的茶商。
朝廷在开元年间收盐税，后来收起了茶税，似乎颇为得心应手、易如反掌。不过，收税，先得有一个在朝廷看来是日进斗金的行业在那里运转，然后才能在交通要道设卡收税。
宋朝大诗人陈师道在《茶经序》里探讨了茶行业兴起的原因：“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谓智矣。”
陈师道觉得，从朝廷到民间，以及外面的戎夷蛮狄，无论是祭祀还是百姓自己喝得高兴，总之产业链形成了。深山老林中的茶农脱贫，有远见的茶商发了大财，这些全都仰仗了陆羽的智慧。
“山泽成市”并非儿戏，这里一定有大量的金钱甚至政府的产业政策在推动，不会仅仅一本有关生活美学的畅销书《茶经》就能办到。商人因为一本谈论品味的书而闻鸡起舞，这在经济史中也是没有先例的。
唐人封演《封氏闻见录》记载：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
关于“降魔师”的这段文字提醒我们，唐代信仰佛教的人离不开茶。
“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让唐人感到奇怪的是什么？表面上看来，汉人划分族类的办法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心”很难去剖析与辨明。人类学家认为原始部落划分自己与外人的办法是：外人都些是不好好说话，不好好吃饭的人。所以，在汉人觉得非我族类的回纥人居然也爱喝茶（有可能是吃茶），实在难以理解。
事情是这样的：曾帮朝廷平定“安史之乱”的回纥人，渐渐滋长了强买强卖的习性。愈演愈烈的“绢马贸易”让朝廷焦头烂额。《新唐书》记载：“乾元后，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白居易在《阴山道》诗中写下了著名的抱怨：“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元稹的同题诗中这样写：“年年买马阴山道，马死阴山帛空耗。元和天子念女工，内出金银代酬犒。”但这事没完，白居易的诗接下来披露了朝廷好心好意的金银换来的是次年的震惊：“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多来一倍。”
绢帛需要养蚕种桑与人工，而茶只是树上的叶子。所以中原人民面对茶叶的需求“亦足怪焉”中是藏有惊喜成分的。
从唐至清，中国人总将外人嗜茶理解为“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人类学家张经纬则不以为然，他在《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一书中认为，“茶叶在晚近的时代确实流行于草原部落之中，但他们饮茶的历史不过一千多年，而在这之前，没有喝茶的时段则有上万年之久，并没有因此得病。” 他认为回纥便从西部草原接受了摩尼教和佛教的信仰，因此像“降魔师”渴望修行翻倍。正是因为回纥人频繁地要茶，研究唐宋经济的孙洪升先生认为，“北方的茶叶市场遂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展，这就加速了茶叶的商业化过程。”
一开始为了应付回纥人，朝廷梳理了茶行业的产业链，打通了从偏远茶山到茶肆所有障碍。然后，商人出现了，他们将茶行业变成了支柱产业。
清人同样觉得英国人离了茶叶活不下去。江南道御史周顼就认为“外夷于中国内地茶叶、大黄，数月不食，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其实简单想一想就明白，为什么英国人喝茶而法国人不喝茶？一切都是英国商人的经营行为在起作用。
所以，我们不妨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唐人李珏当时就发现变革来得如此迅猛：“田闾之间，嗜好尤切。”就是说，唐代农民尤其爱茶。这不是朝廷的恩赐或英明决策，而是商人制造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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