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殺四方，內閣東林黨，邊帥熊廷弼都不放在眼裡，但在他如日中天時，一個人，做出一個舉動卻將不可一世的他嚇哭。
話說這個不可一世的人就是魏忠賢。天啟六年，鬥敗了最大政治對手東林黨後，他領導的閹黨已經一黨獨大，魏忠賢總攬朝政、權勢達到頂峰。由中央最高學府到地方官員，紛紛向他表忠。大明最高學府學員——國子監監生陸萬齡，寫下了一封倡議書，要求在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西門處，修建魏忠賢祠堂，於鄰近東門的孔廟遙相呼應。有了馬屁精開先河和皇帝的首肯，各地官員紛紛上書，爭先恐後地打報告，要求在各地建立金碧輝煌的魏忠賢祠堂。
魏忠賢祠堂興建之後，各地軍政要員經常在祠堂舉行各種莊嚴盛大的祭拜活動，他們在魏忠賢塑像跟前三拜九叩、山呼“九千歲”。當時的魏忠賢，真個是人人頂禮膜拜。人世中所有讚美的詞藻，都被大用特用，毫不吝嗇。像“堯天舜德”、“至聖至神”之類的頌詞，一時充斥全國。無數的讚美詩，鋪天蓋地而來。
從天啟五年七月絞殺東林六君子，到天啟七年八月天啟時代終結，這兩年零一個月，是閹黨黨首魏忠賢的絕對統治期。大明王朝這兩年雖然年號仍稱天啟，但實際上已進入“魏政”時代。
但是，一片逢迎中，卻出現一個異類，有一個人不拜魏忠賢，而且還要公然把魏忠賢拉下馬。
這個是誰？遼東督師孫承宗。
天啟末年，一場“清君側”事件曾經在進入死亡倒計時的大明上演。
提及遼東督師“清君側”，必須先交代遼東形勢。
此時的遼東，女真人最大做強，已經是大明的第一邊患。而魏忠賢是個任人唯親的主兒，他主政後先任命乾兒孫高第經略遼東。誰都知道這個高第是個十足的庸才，而且膽子特別小。據說他得知自己被委以重任後，嚇得放聲大哭。到前線後，他首先下令關外軍民放棄堡壘，撤到山海關內來。在他看來，孤零零的幾個堡壘，怎麼能守得住？還不如自己撤退。一時間，錦州、右屯、大小淩河、松山、杏山、屯山全部放棄，10餘萬石糧草棄於空城。關外軍民被強行驅趕入關，一路上死傷無數，哭聲震天。幸虧當時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堅決不肯撤退，保住了寧遠孤城。也正是這座孤城，後來頂住了努爾哈赤的猛烈進攻。
於是，為了保住魏家天下，魏忠賢對人才不得不用。他在殺掉東林黨脅從熊廷弼後，換了袁崇煥。袁崇煥隨即羸得天啟六年的寧元大捷。這場戰役，袁崇煥以兩萬寧城守軍大敗後金六萬軍，這是明朝與建州女真建立的後金交戰以來，首次明軍打敗後金軍，此役明軍殺傷後金軍1.7萬人，挫敗了努爾哈赤奪佔遼西和山海關的企圖，把彪悍的八旗軍擋在了山海關外。後金大汗努爾哈赤在寧遠遭到用兵44年來最嚴重的慘敗，不久駕鶴西去。據傳，他是被袁崇煥的“紅衣大炮”打成重傷，傷病加鬱悶，恨恨而死。袁崇煥由此一戰成名，成為大明王朝的“萬里長城”。數月之間，擢升遼東巡撫、兵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全權負責遼東防務。
袁崇煥被朝廷嘉獎後，不負眾望，連戰連捷。第二年即天啟七年六月又取得寧錦大捷，再次將八旗軍擊潰，保住了寧遠和錦州，使天朝保住了威嚴，恢復了自信。寧錦大捷勝利在北京引起的反響更為強烈。舉朝上下歡欣鼓舞，認為遼東形勢有了轉機，朝廷對有功人員不吝封賞。
但是，這一次大捷封賞，卻出現了滑稽現象：有功的、無功的，有關的、無關的各方面人員大肆封賞。數百人被加官進階，魏忠賢的那個侄孫、還在襁褓中的嬰兒魏鵬翼，也是在這次封賞中因“功”被封為“伯”。而真正的立功者袁崇煥，卻是先升後降，加一級虛銜，而後免除了巡撫實職。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是袁崇煥得罪了魏忠賢，拂了廠臣的意。在中國，業務骨幹往往都是情商不濟的人脈低能兒，軍事奇才袁崇煥也是這樣。本來，為了留在邊關殺敵報國，袁崇煥他對魏忠賢一黨委曲求全。在給魏忠賢建祠的熱潮不斷升溫的時候，他還同薊遼總督閻鳴泰等人聯名疏請，在寧前為魏忠賢建立一座生祠。這個請求得到了皇帝的嘉許，並且親定祠名為“懋德” 。但即便是這樣，魏忠賢也沒有完全看上他。
對於袁崇煥的解職，魏忠賢也沒有說出過什麼正當理由，只用“暮氣難鼓”四個字敷衍。但實際情況卻是，魏忠賢派爪牙劉應坤、紀用、趙率教守錦州，八旗軍圍攻錦州，向寧遠袁崇煥求救，袁崇煥為破除後金“圍點打援”企圖，沒有分散兵力派出援軍，劉應坤這些人嚇得要死，擔心被八旗軍包了餃子，所以事後向魏忠賢告狀。於是魏忠賢開始忌憚袁崇煥，對他防範式打擊。
魏忠賢為什麼要忌憚、防範袁崇煥？
這就接到“清君側”事件的話茬了。在袁崇煥之前，魏忠賢專權伊始，曾遭到袁崇煥的前輩領導孫承宗的“反恫嚇”。
天啟末年，在魏忠賢血洗東林黨時，他就擔心一個人會反。這個人就是掌兵的東林系官員孫承宗。
孫承宗，河北保定人，相貌奇偉，聲音渾厚，文武全才，忠烈剛勇，是見證晚明敗亡的一個重要人物。他是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初授翰林院編修，而後轉拜中允。萬曆四十五年即公元1617年，孫承宗出任應天鄉試主考官，因試題上引用了自己語錄而遭到黨同伐異的保守同僚忌恨。危難之際，孫承宗得到了東林黨人的幫助，孫承宗得以相安無事。於是，從此與東林結下不解之緣。
天啟元年即1621年，孫承宗官升詹事府少詹事，給皇帝朱由校講課，相當於準帝師。他講課通俗易懂，很得朱由校欣賞。這一年，後金入侵遼東，遼東全線吃緊，朝中大臣認為孫承宗知曉兵事，推舉孫承宗主持遼東防務。朱由校於是拜孫承宗為兵部尚書，併兼任東閣大學士。 天啟二年，廣寧慘敗，熊廷弼被罷免後，孫承宗請求親自前往遼東決斷。朱由校同意了他的請求，加封孫承宗為太子太保。
孫承宗到達山海關後，親自鎮守關門。擴充軍備，整肅軍紀，遼東前線面貌煥然一新。天啟四年即1624年，就在東林與閹黨決戰年頭，遼東前線卻一片利好，孫承宗威望日盛。孫承宗坐鎮遼東的四年，史書評價，“關門息警，不復以邊事為慮矣。”也就是說，朝廷不再為遼東擔驚受怕了，前線相對安定。
因為孫承宗的威望與能力，急於擴張勢力的魏忠賢也一直想拉攏他，曾派親信向孫承宗表明自己的意思，但孫承宗一聲不響，沒有任何回應。魏忠賢熱臉貼冷屁股，因此忌恨孫承宗。魏忠賢迫害朝中大臣，將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驅逐出京時，孫承宗正在巡視薊州一帶，得知東林受迫害，他想為東林人喊冤，但擔心上疏皇上未必會親自閱覽，他了解到天啟帝要過萬壽節，於是以賀壽為由請求入朝，希望面陳意見。
擁兵數萬兵馬的遼東督師孫承宗，突然要求入朝祝賀皇上萬壽節。這是不是要“清君側”？史傳魏忠賢得知此訊非常緊張，在天啟帝邊上直打轉，急得直哭。
於是天啟帝下了一道十分嚴厲的聖命：“無旨離汛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沒有聖旨，不能私自離開前線陣地，否則嚴懲不貸，並由兵部連下三道命令，由飛騎連夜送出，嚴令孫承宗停止前進，立即返回駐地。
孫承宗接到聖旨和兵部令時，已到通州。此刻，留給孫承宗的就兩條路：遵旨，造反。而後者是打破大明歷史記錄的。我們知道，有明一朝，冤死的大臣不少，但沒一個反的。乃至統兵打仗的臣子，也沒有敢對皇帝說個“不”字。為什麼？這個問題值得好好說一說。
我們知道，明朝是一個君主極度集權的朝代。朱元璋設計的帝國運行模式是一整套君主專權下的僵化文官制度。這個制度中，文官處於主導地位，武將處於從屬地位。這種沿襲兩宋的崇文抑武制度設計，保證了皇家政權穩定，沒實權的武將很難造反。
宋朝軍隊的戰鬥力很差，就和他們的兵制有很大關係。兩宋時期，軍隊的招兵，統兵，調兵是分離的。宋朝的開國者趙匡胤原本是後周一武將，發動兵變做了皇帝，為了避免別人重演自己的故事，他開創宋後，在軍事上搞三權分立。兵部招兵，三衙統兵，樞密院調兵，他們都對皇帝負責，確保兵權在皇帝手上。但是，卻不能確保軍隊強大。更不能保證軍事人才輩出。
明朝的情況與宋朝大同小異。明軍最多時常備軍即有二百萬之眾，但究其實質，這是一支沒有作戰能力的隊伍，半支士兵半支農民武裝水平。明朝的軍制實行軍戶制，即常備軍由全國約兩百萬軍戶提供兵源，這兩百萬戶人家，每戶出壯年男子一名從軍，世世代代相因不變。朱元璋當年制定此策，不過是為了形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兵的局面，以避免軍人擁兵自重的後果。終明朝一世，文官總是以總督或巡撫的高級職位處於衝鋒陷陣的武將之上。甚至後來，皇帝派出親信的太監出任監軍。太監指揮武將作戰，地位也在武將之上。一個戰功顯赫的武將，在皇帝眼裡，還不如一個只會侍弄日常生活的家奴。
如此制度環境下的武將，縱然想反，反得成麼，能有多大作為呢？
我們看後來明朝的將官，在危機時刻，有向外敵投降的，但卻沒有獨立起兵造反的，就是這個原因。什麼名將大帥，君主一出場，他們便唯命是從。
而東林黨受迫害，情況也是這樣。同黨遭難，前方統兵的孫承宗犯難。
我們不妨試想，假如孫承宗繼續向北京進發，而且也帶著足夠人馬的話，朝廷後來的局面是否仍會這樣慘烈，就不得而知了。當時朝廷上下都已知道，魏忠賢控制著天啟帝及朝廷上下，自然也應該明白聖旨中難免摻了魏忠賢的水分，甚至有些聖旨就是魏忠賢本人的意思，魏忠賢狐假虎威為所欲為，如果孫承宗抗旨勤王，未必不師出有名、旗開得勝。
然而，孫承宗最後還是選擇了遵旨。
儒家忠君思想和軍制上的束縛，令孫承宗這樣的儒將早已斷了反抗朝廷的血性之脈。撤回到駐地後，孫承宗憤而辭職。
但此事從另一方面也管窺出宦官集團的色厲內荏。魏忠賢之流，看似強大，一是依仗皇權，二是憑藉打手。他們是奉行的不是儒家教條，而是強盜邏輯。所以他們不怕講理的書生，對付動口不動手的東林黨，他們屢戰屢勝。是不敢反抗的受眾，助長了他們為所欲為。而一旦受眾敢於反抗、採取了實際行動，尤其是武力行動，霸凌者的心理防線立刻崩塌。試想一個動武之舉就能將霸凌集團的頭子嚇哭，那麼“硬碰硬”起來的結果大概也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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