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示意劇照
我是魏忠賢，雖是不全之身，但我一生光明磊落，行得正坐的直，可是最近我卻發現竟然有人平白無故彈劾於我，說我壞事做盡，殘害忠良，乃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奸宦”，實在是氣煞我也。
我承認，年少時的我確實劣跡斑斑，不好好學習，天天就是跟一群惡少聚在一起廝混、賭博，而且還把自己僅有的那點家底輸了個一乾二淨。
但如若不是我及時醒悟，又何嘗會做出那般“恨而自宮”之事，改名換姓隱姓埋名，將自己化身“李進忠”，變成了一個不全之人？
明朝宦官示意畫像插圖
魏忠賢進宮
雖然進宮後我的生活質量確實是有所提高，也因為嘴皮子活泛的原因成了“王才人”的典膳，也正是因為王才人的原因，我才得以恢復自己本來的姓氏，回報父母大恩。後來又認識了我的拜把子兄弟“魏朝”，在朝中混的還不錯。
但這又能說我天生劣根嗎？
明熹宗朱由校信任我，讓我出任司禮監秉筆太監，是因為我雖然不識字，但是記憶力很好，所以雖然不能為朱由校出謀劃策，但是我卻可以輔佐朱由校記事呀，只要皇帝說過的，我都能記住。
而這兩點恰好又是朱由校所想要的，我不識字，他就不用擔心我篡權奪位，還能減輕他的負擔，多好的事。所以，由於對我很信任，明熹宗朱由校甚至還主動教我識字，為的就是能夠讓我更好的勝任司禮監秉筆太監這個工作。
周宗建示意畫像插圖
可是不知道為何，從我入朝那天開始起，我就發現朝中有很多官員視我為邪黨，像那東林黨人“周宗建”，甚至單純的因為一次下冰雹事件，都說是因為我的讒言所致，還鼓動群臣讓皇帝治罪於我。
這不是明擺著耍皇帝玩嗎？明熹宗朱由校雖然酷愛木匠活計，但他又不傻，漢朝時期的人都知道“太陽黑子”這回事了，明熹宗能不知道下冰雹是因為天氣原因嗎？
如此戲耍皇帝，他們的官職被罷免自然是他們自找的，又與我何干？
而且在這遼東戰時危急、國庫空虛、情勢嚴峻之際，這些東林黨人還美名其曰“藏富於民”，想要免除商戶的“工商業稅”。
明神宗朱翊鈞示意畫像插圖
東林黨官員彈劾魏忠賢
就像明神宗朱翊鈞遺詔上所寫的“罷一切榷稅並新增織造諸項”，這是造福於民嗎，恐怕是造福那些商戶大地主吧？
國難當頭之際，理應注重的實則應該是百姓的民生大事，我雖然識字不多，但出身貧寒的我這點道理還是懂的。
否則天下錢財一沒有落入百姓的口袋，二沒有落入國庫之中，卻紛紛落入了那些商戶大地主的手中，明朝這江山社稷又該由誰來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難不成還能指望那些只知道利益的商戶大地主來救嗎？
明朝官員示意畫像插圖
東林黨人心繫蒼生不假，但那是以前，明熹宗時期的東林黨人已經變質了，更何況如果明朝這江山社稷都快沒了，那天下蒼生的安居樂業之生活又該由誰來給？
當時最首要的問題，應該是以明朝社稷為先，也只有先穩固這江山社稷，才能進一步的造福於民。
可我沒想到，這些東林黨人更是變本加厲，還列出了一個所謂的《二十四大罪》彈劾於我，就像那第四條，“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
是我不容他們嗎？那為何我針對的都是東林黨人，其他的大臣怎麼都好好的，說實話，剛開始我還挺害怕的，甚至都不想幹了，為此還專門跑去找明熹宗朱由校大訴苦水。
可好在朱由校雖說酷愛木匠活計，但心還明的跟鏡子一樣，知道在這件事情上是我受委屈了，實則正是那“東林思想”不合時宜，並不符合當時的政治局勢，所以便親自替我出了這口栽贓汙衊的惡氣。
魏忠賢示意劇照插圖
明熹宗信任魏忠賢的原因
至於我後來的權傾朝野，那是我主動為之嗎？別忘了，作為一個不全之人，我只是明熹宗朱由校的一個“家奴”，只要皇帝一個不願意，我所有的權力必將在頃刻間消失不見，更何況我還不識字，又如何能得到這些大臣的擁護。
與其說“內外大權一歸”於我，倒不如說是這朝野內外的大權都歸在了明熹宗朱由校的手上，我只是一個傳話的，僅此而已，換言之，我的所有權力，其實都是明熹宗朱由校的皇權意志的體現。
明熹宗朱由校示意畫像插圖
做為一個家奴，我也有為明熹宗分憂解難，承擔這歷史惡名的職責。
但我本想我一生行得正坐的直，後世能從歷史的蛛絲馬跡中找出真相，還我清白，可我低估了這些東林黨人對我的深切恨意，顛倒黑白，在史書中將我那為了明朝社稷之行為統統改成了我專權篡權的惡行之舉。
氣哉！怒哉！悵然哉！
備註
以上內容細節悉數來自於《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三·宦官二》、以及“明末黨爭”等相關資料。
以明朝那高度集權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體系，魏忠賢作為一個得寵的宦官固然權勢極大，但若是真想要實現篡權奪政的話也沒那麼容易。
明世宗朱厚熜示意畫像插圖
否則此前明世宗朱厚熜以及明神宗朱翊鈞為何又能夠在數十年不上朝的情況下依舊將權力牢牢的掌控在皇權手中呢？
而且，以明末那氣候逐漸轉冷的“小冰期”氣候條件來看，東林黨人如果真的是想要實現“藏富於民”，實則更應該關注的是“農業稅”，即可以通過減免農業稅的形式來促進農業體系的發展和變革。
而不是就那麼破罐子破摔，轉而去發展“商品經濟”，畢竟不論在什麼時候，“商品經濟”和“自然經濟”雖然在形式上是處於對立，但實則“商品經濟”卻亦是因“自然經濟”而生。
封建時期之所以很多政權在開國之初都要推行“重農抑商”國策，其目的就是為了能夠首先給“商品經濟”的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前提條件及生產力基礎。
所以，如果從這方面來看的話，明末時期的東林黨確實已經變質了，明末政治體系的腐敗讓他們逐漸從為了百姓著想而淪為了“封建地主階層”的利益代表。
明末農民起義示意畫像插圖
“藏富於民”在某種程度上來講確實是達成了，但不是天下眾生，也不是明朝社稷，而是那些只為自己利益著想的“地主階層”。
這點從明末百姓受壓迫而頻繁起義、明朝財政體系虧空嚴重以及李自成進京後卻搜刮到了“
每餅千金，約數萬餅”財寶事件中也能很明顯的看出來。——《明史·流賊》所以，從客觀意義上來講，魏忠賢讓“東廠番役橫行”，到處焚燬“東林書院”的種種舉措，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為了打擊以當時東林黨為代表的“封建地主階層”勢力，藉以為改善明朝邊境局勢以及國庫空虛等諸多問題奠定經濟基礎。
否則明熹宗為何又會在遺詔中說“魏忠賢、王體乾忠貞可計大事”這句話呢？篡權奪政在封建時期的任何時期可都不是小事，更是當朝統治者之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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