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對明史改動頗多，但對明朝一句評價是相當中肯的，那就是明亡於黨爭，說的就是東林黨，魏忠賢在的時候雖然做了很多壞事，但是他是一個有底線的壞人，該鞏固皇帝江山的事他還是會做的，但是東林黨人就純粹是算得上有文化的流氓了，對於異己打擊比魏忠賢還狠，還特別沒有底線，所以說就怕流氓有文化還是有道理的。
閱讀歷史最重要的就是不盲目相信教科書，魏忠賢是個貪權愛財無賴殘忍的能人，他用小人的手段高明地打壓政敵東林黨，在朝堂上形成了他一人獨尊的局面，一言堂的朝廷雖然也是黑暗，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它極大提高了朝廷的辦事效率。
明朝有一個很令人詬病的制度，就是言官制度，尤其到了明朝後期這個制度，各黨派所利用。用於攻擊對手，因此這個制度也名存實亡。魏忠賢在的時候這制度也徹底沒人敢做，因為敢做的人都已經被魏忠賢殺掉。
也正是因為沒有了這個制度。魏忠賢做出政策的時候能夠快速迅速的執行下去，沒有了相互之間的扯皮、推諉、和無理的指罵極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後來魏忠賢倒臺之後，崇禎皇帝恢復了這個制度，正是這個制度。讓當時想和清政府議和的政策，還有南遷首都的政策都一一的被否決。
文官政治天然是和皇權對立的，而宦官卻只能依附皇權而生存，所以魏忠賢不過是天啟放出來揭制文官集團的一條狗而以，崇禎卻不明白代表大貴族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東林黨永遠只會服從於它自己所屬的利益集團而枉顧皇室、朝庭和民族利益。水太清則無魚，崇禎殺魏忠賢沒有錯，錯的是魏閹死後沒有把握住局勢，不知道該任用哪些輔國良臣，對於社會的弊病聽之任之。
另外魏忠賢的從政能力和從政經驗明顯比崇禎皇帝高，在他任內，國家有錢打仗和應對外患。崇禎皇帝呢？恰恰相反。歷史上最窮的朝廷就是明朝，尤其是崇禎皇帝當政的時期。
所以，明末並非處於必亡的局面，本質上，明朝其實是窮死的。問題在於，一是特權階層不納稅，二是崇禎皇帝實在是讓人無語，自己打破政治平衡。究明朝政治，其實是皇權和官僚縉紳等特權階層互相制衡，後世罵的死太監，其實是皇權的一部分。
崇禎皇帝一上臺，限制內監，撤回稅監，這才是亡國的最主要原因。一、內監是皇權的延伸，用來制衡官僚階層的，沒辦法，當時官僚階層已經固化為一個特權階層。二是，從法理上說，工商稅歸屬皇室，皇室有權徵收工商稅，我們也後世跟著說皇帝派出稅監是亂來，其實是我們才不懂法。
崇禎的先祖，嘉靖萬曆幾乎被官僚階層指著鼻子大罵，但他們冒著被罵，丟了天子的臉面，也要把錢收上來，為啥，這是皇帝的權力，也是皇帝的義務。萬曆三大徵哪來的錢，不是有嘉靖萬曆被指著鼻子罵聚集起的錢來支持，恐怕明朝要提前崩潰了。所以說，雖然明末有很多困難，但如果還能維持之前的皇室和特權階層的平衡，把該收的錢收上來，雖然困難，但也不是渡不過的。
明實亡於黨爭，以及崇禎的不識人和用人，最早東林黨就是東林書院演變而來，為什麼會有東林書院呢，只因為有個財大志疏的顧憲成得不到張居正的信任，早早被打發回家了，這人報復心強，就夥同當時被打壓的一些文人拉幫結派，以圖再起，開始鬥張居正到後面鬥萬曆。
皇帝鬥到不理政了自己鬥，把不是東林黨的都打壓，號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當時什麼楚黨浙黨被東林黨壓的基本沒生存空間，導致後來魏忠賢來了都投靠了過去，其實兩邊都有人才，只是他們的精力都用在了內耗，典型例子就是熊廷弼的死，所以說不管是東林黨還是魏忠賢都沒用，崇禎對朝局的把控以及用人方面的缺陷都沒有嘉靖那樣的能力，導致雖然當時人才輩出，都被拿去送了人頭，到最後無人可用，只能吊死煤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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