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薄伽丘在《十日談》的開篇，提到發生在意大利城市佛羅倫薩里的可怕瘟疫：
“每天，甚至每小時，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屍體運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墳地再也容納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習俗，要求葬在祖塋裡面，情形更加嚴重。等墳地全葬滿了，只好在周圍掘起又長又闊的深坑，把後來的屍體幾百個幾百個葬下去。就像堆積在船艙裡的貨物一樣，這些屍體，給層層疊疊地放在坑裡，只蓋著一層薄薄的泥土，直到整個坑都裝滿了，方才用土封起來。”
此時的佛羅倫薩，儼然是人間地獄。導致這一切的元兇，便是黑死病。當然，它還有一個更有文學色彩的名字——鼠疫。這場可怕的瘟疫，源自於東羅馬帝國的城市加法。
在1340年代，加法城為意大利商人控制。一次偶然的事件，讓城內的穆斯林居民和意大利商人大打出手。居民們眼見敵不過，就開始向附近的蒙古大軍求救。當時，金帳汗國的蒙古大軍，正對歐洲虎視眈眈，見此機會，怎可錯過？蒙古大軍立馬把加法城團個水洩不通。豈料，在意大利商人與東羅馬守軍的守護下，加法城固若金湯，一時難以攻克。攻城行動，時斷時續地進行了一年。
正當蒙古大軍一籌莫展，一種可怕的病在蒙古大軍中蔓延。眼見加法城久久攻不下，蒙古大軍便“創造性”地發展處新型武器——屍體！那些病死的軍人，被裝進巨型的投石機之中，被拋射進加法城。每天，都有無數屍體，從城外飛進城內。腐爛的屍體，濃烈的屍臭瀰漫著整座加法城。面對著堆積如山的屍體，意大利商人並沒有有效處理的辦法，只得任他腐爛以及感染城內的空氣、水源。
病毒隨著水源擴散，死亡像是黑夜一樣，降臨在加法城裡。許多居民身上開始出現可怕的病症，頭疼、寒戰、皮膚鮮血淋漓、呼吸衰竭，一週之內，便一命嗚呼。一時之間，城內人人自危。沒有人知道，這可怕的病症是如何傳播的。最絕望的是，即使是醫術最高超的醫生，對它也束手無策。因為死者身上出現膿瘡、黑斑，人們便稱這種病為黑死病。
同樣被瘟疫折磨的蒙古軍隊，對攻城也意興闌珊，撤退了事。僥倖逃生意大利商人見此，趁機回到祖國。病毒，幾乎是一夜之間，從西西里群島開始，散播到意大利各地，進而散播到歐洲大地。黑死病肆虐之下的歐洲，多達2000多萬的歐洲喪命，人口幾乎銳減一半。世界末日也不過如此。
說實在，教會表現得並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麼不堪。教會組織教士們，處理屍體、建立公墓等。但面對著來勢洶洶的黑死病，寄希望於全能上帝的人們，教會的努力顯得杯水車薪。反而，讓教會的組織制度弊端顯露無疑。
面對著絕望的、殘酷的死亡，上帝並沒有有效地幫助到困境的人們。佔據著人們心靈的宗教，開始裂開了一道縫。人們動搖了對上帝的信仰，一道人性之光，照射進來。進而，這道光照耀著繪畫、建築、文學、哲學等領域催生了漫長又偉大的文藝復興。人們開始從中世紀的束縛中覺醒。
二
然而，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卻等待著我們回答：黑死病在文藝復興中，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它是否關鍵因素。如果是關鍵因素，那為什麼瘟疫來臨之後，有些人會更加堅定了信仰？
文藝復興並非是疾風驟雨般的運動，而是一個漫長的、跨越兩百多年的文化現象。黑死病只起到客觀的作用，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意大利商人”身上。是的，商業的繁榮與新興城市的發展。
在十四世紀之前，意大利這片土地因為常年戰亂，城市之間相互獨立、各自為證。13世紀初，威尼斯就已經成為地中海地區最重要的城市。世界各地的商人把棉花、香料、羊毛、衣料等日常用品帶到威尼斯，再售賣給意大利人、歐洲人。與威尼斯相比，《十日談》所提到的佛羅倫薩，也不遑多讓，成為了意大利的金融與經濟中心。城市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商業社會，進而又催生了世俗的、追求理想生活的市民社會。因此，由中世紀教會所主導的思想觀念，再也不符合市民社會的需求。
教會的力量逐漸式微，正如加法城一樣，商人取得了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城市的主導權。他們協商合理的定價機制、結算買賣、簽訂合約、建立交易機制等等。商業加速了人的流動與合作，新的道德與文化審美便應運而生。這一點，在建築、宗教畫、文學上面體現的尤為明顯。
現在談起文藝復興，似乎是橫空出世，激烈地反對著中世紀的一切。但當我們處身於14-15世紀的意大利，處於當時意大利人的日常生活裡，才會發現文藝復興並沒有我們想象的激烈。城市的擴張與發展，需要新的教堂與建築，於是各國的建築師們極盡努力地施展自己的才華——他們在古羅馬的建築裡汲取營養——設計出符合時代審美的教堂與建築。佛羅倫薩大教堂穹頂的靈感，便是建築大師布魯奈列斯基在古羅馬的神廟與建築中得來的；拉斐爾宗教題材的畫，最初的買家也是各大教堂。正如城市文化學家約翰·肖特在《城市秩序》一書所言：“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城市既是其開展的背景，亦是其發展動因。”
三
如果你讀過薄伽丘的《十日談》、拉伯雷的《巨人傳》，或莎士比亞的戲劇原著，一定會驚訝於書中的粗鄙的描寫。誠然，薄伽丘諷刺教會的腐朽、教士的腐敗，莎士比亞宣揚人文精神，但在他們的著作中，我們總是能讀到一些令人臉紅耳赤的描寫。尤其是莎士比亞，他總能用各種雙關語巧妙地指代男女情事（這點，需要讀英文原著，才能準確地感知），堪稱黃段子大師。
莎士比亞的戲劇，經過歲月的洗禮，已成為經典。原著之中最粗俗、最具市民口味的內容，經過翻譯家的翻譯與刪減，被小心翼翼地隱藏起來。比如說，著名的悲劇《哈姆雷特》裡的第二幕第二場，哈姆雷特與其母后、女友奧菲利亞見面，即充滿了情慾色彩，其尺度之大堪比小劇場裡的粗俗二人轉。
城市發展所帶來的結果之一，便是人口急劇上漲。莎士比亞時代，16世紀中期倫敦，人口規模已超二十萬。滿足市民的娛樂需求，儼然是一件迫切之事。不像現在，電影、電視劇、網劇等應接不暇——劇場裡看戲，成為當時倫敦市民們為數不多的娛樂活動之一。為了吸引市民來看戲，莎士比亞在自己的戲劇之中，加一些人們喜聞樂見的“葷料”，也是大勢所趨。
當然，即使如此，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亞的偉大亦是毋庸置疑。他們用文字，把歐洲人民從中世紀的矇昧之中解救出來。文藝復興所宣揚的人文主義精神，催生了無數偉大的建築、文學、繪畫等藝術作品，給世界帶去了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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