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一場鼠疫在東北大地蔓延，共有六萬多人為此失去生命；僅有兩萬多人口的哈爾濱傅家甸，疫斃者竟達五千餘人！
遲子建寫下了《白雪烏鴉》用她沉靜而飽滿的敘述，帶我們走進那座災難籠罩下的城市。沉悶混沌的日子、迷惘詭異的氛圍；所有深藏的愛怨情仇，在死亡的重壓下活力萌發，枝纏葉繞，難解難分。
無獨有偶，加繆於1947年發表了一部虛構小說——《鼠疫》。
不同於《局外人》，加繆對《鼠疫》進行了豐富的內涵：
“《局外人》寫的是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己；《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儘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
《局外人》中默爾索麵對親人甚至自己的死亡時都自始至終的局外人角色，而《鼠疫》中的裡厄醫生在荒誕世界中是積極的合作的有情感的更是能給予人類社會以希望的。
上世紀40年代的北非，一場由老鼠引起的瘟疫，突然降臨奧蘭小城。某位醫生，發現了第一個病人，立即向當地派出所彙報。但結果，他被認定為惡意造謠，驚擾了大家的平靜生活。
天災人禍，本是常事。然而，當災禍落在大家頭上時，誰都不願相信。
很快，疫情迅速蔓延，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而市府官員為保權力，有意瞞報疫情。直到水落石出，才公佈實情，採取措施。消毒、監控、隔離，直至封城。然而這時，奧蘭小城早已錯過了最佳隔離期。
接下來，全市癱瘓：
交通封鎖，貿易停頓，旅遊崩潰。醫院人滿為患，連學校也被改建成醫院。人們出行被突然限制，憋在家裡活在恐懼之中。許多親朋好友、街坊鄰里，前幾天還聚在一起談笑，過了幾天，只剩下病危或去世的消息。
人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收聽和談論政府公佈的統計數字，最後，連關注數據的興趣都不在了，只能祈禱自己不會出現在這個數據以內。與此同時，謠言四起：
喝葡萄酒可以殺滅細菌，含薄荷片可以預防感染……物價飛漲，奸商藉機發財。
有年輕人跑到診所，希望能開一張無病證明，離開奧蘭。
有市民試圖逃竄，但很快被加強管制。
有絕望的病人家屬，抓著醫生的手臂，大聲咆哮：你還有沒有良心？
……
《鼠疫》不算是太長的長篇，但我卻看了好久。小說本身沒有跌但起伏的劇情，它的成功在於它的
象徵性。鼠疫象徵了三個層次：一是象徵當時的法西斯，這是最符合時代背景，也是被加繆肯定的一種象徵。
加繆自己就曾說：“鼠疫最顯而易見的內容就是歐洲對納粹主義的抵抗鬥爭。”。他用鼠疫來暗指法西斯在歐洲肆虐，而鼓勵人民奮起反抗，這也是加繆的小說的一個特點：人道主義和歷史情懷。
加繆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作家，而不是一個剝離了現實，馳騁於自己精神世界的哲學家，他有自己的良心和道義，並且體現在了他的作品中，從《局外人》到《鼠疫》，都是如此。
二是象徵人類的人性之惡，或者由人類社會制度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罪惡。
正如加繆借小說中的人物塔魯之口說出來的：“人人身上都潛伏著鼠疫”，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意志力，剋制自己的行為，“儘量不要往別人的臉上呼氣”，把災禍傳染給別人。
應當說這是這部小說最重要也是最清晰的主旨，就是指明我們人類自身的過失，並且要同他鬥爭。
光是這兩個層次就已經足夠讓加繆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了，但加繆的魅力還在於把那些晦澀的哲學命題，藉由小說和小說中的人物進行鮮活的闡發。因而這第三層的象徵，就是這個世界的荒誕性。
以前讀《鼠疫》的前半部分，疫情突發到封城時，我就開始猜測和想象：被疫情席捲的奧蘭，將變成一個多麼可怕的、如同煉獄般的城市。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儘管氣氛始終陰沉，城市一旦下起了雨，奔波的病人們，會進入更加可憐的狀態。但整個奧蘭，出門看看，一切還是井然有序的。生活物質基本不缺，人們照常喝酒、做愛。
《鼠疫》的最後，人們並沒有打敗鼠疫，但鼠疫放過了奧蘭，突然消失。我也渴望冠狀病毒能夠突然消失，但這只是美好的渴望，但我們並非有這麼好的運氣。
《鼠疫》最後，危機解除，城市再度開放。外地的親人、朋友、愛人紛紛回到這裡，抱在一起喜極而泣。另一些人，只能茫然地徘徊在公墓，尋找他們親友的墓碑或屍體。
加繆的《鼠疫》其本質可以看做一篇寓言，當然這篇寓言的慘烈程度比起赫爾曼·麥爾維爾的《白鯨》以及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都要嚴酷得多。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對他的授獎詞這樣寫到：
"最重要的已經不是追問人生值不值得活，而是必須如何去活，其中包含著承受因生活而來的痛苦。"
“ 他不斷地確認人類出境之荒誕，然而其背後卻非荒蕪的否定主義。在他那裡，對於事物的這種看法得到一種強有力的命令的補充，即"但是"，一種將要反叛荒誕的意志，他因此而創造了一種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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