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末，正在滬上的錢鍾書和楊絳收到了清華大學的聘書。楊絳在《我們仨》中回憶說：“一九四九年夏，我們夫婦得到清華母校的聘請，於八月廿四日攜帶女兒，登上火車，廿六日到達清華，開始在新中國工作。”
錢鍾書一家，楊絳懷裡的那隻貓就是文中的主角
回到母校的錢鍾書與大名鼎鼎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為鄰，兩家各自養了一隻貓，有時難免爭鬥，愛貓如命的錢鍾書便親自上陣幫忙。關於此事，楊絳在文章中隨手記下，惟妙惟肖又妙趣橫生：
解放後，我們在清華養過一隻很聰明的貓。小貓初次上樹，不敢下來，鍾書設法把它救下。小貓下來後，用爪子輕輕地在鍾書腕上一搭，表示感謝。我們常愛引用西方諺語：“地獄裡盡是不知感激的人。”小貓知感鍾書說它有靈性，特別寶貝。貓兒長大了，半夜和別的貓兒打架。鍾書特備長竹竿一枝，倚在門口，不管多冷的天，聽見貓兒叫鬧，就急忙從熱被窩裡出來，拿了竹竿，趕出去幫自己的貓兒打架。和我們家那貓兒爭風打架的情敵之一是近鄰林徽因女士的寶貝貓，她稱之為她一家人的“愛的焦點”。我常怕鍾書打貓而傷了兩家和氣，引用他自己的話說：“打狗要看主人面，那麼，打貓要看主婦面了！”（錢鍾書小說《貓》中的第一句話）他笑說：“理論總是不實踐的人制定的。”
梁思成與林徽因對此有何反應我們不得而知，但後來此事在坊間卻越傳越神，據說最後兩家因此而失和。恰好錢鍾書寫過一篇名為《貓》的小說，主角“李太太”是一名高朋滿座的沙龍女主人，客人中則有愛慕女主人的詩人，政論家馬用中，親日作家陸伯麟，作家曹世昌等各色人物，錢鍾書在小說中極盡了諷刺挖苦之能事。於是人們據此判定錢鍾書此文是影射梁氏夫婦以洩私憤，而小說裡的人物也被一一對號入座。無獨有偶，1930年代初林徽因的福建老鄉冰心曾寫過一篇《我們太太的客廳》，有人考證小說中那位“太太”的原型就是林徽因——這篇《貓》由此也被稱為清華版《我們太太的客廳》。
其實人們誤解了錢鍾書。錢氏夫婦1949年8月底到清華園，1952年秋搬到新北大的中關園，“打貓事件”肯定發生在這個時間段，而《貓》又寫於何時呢？
作家吳泰昌在《我認識的錢鍾書》中對此記得清清楚楚：
1945年秋，抗日戰爭勝利後，健吾先生和同在上海的鄭振鐸先生（西諦）共同策劃出版大型文學雜誌《文藝復興》，至1946年1月創刊，在這幾個月內，西諦先生和他分頭向在上海、南京、重慶、北平的一些文友求援。《圍城》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約定的。健吾先生說，……西諦先生和我向他索取《圍城》連載，他同意了，並商定從創刊號起用一年的篇幅連載完這部長篇。但在創刊號組版時，鍾書先生卻以來不及抄寫為由，要求延一期發表。同時，他拿來短篇小說《貓》。這樣，我們在創刊號發表《貓》的同時，在“下期要目預告”中，將錢鍾書的《圍城》在頭條予以公佈。健吾先生說，這是想給讀者一個意外，也是為了避免作者變卦。
顯然，小說是在1946年1月之前完成的，刊於李健吾和鄭振鐸共同策劃的文學雜誌《文藝復興》創刊號。也就是說，這篇小說在錢鍾書夫婦到清華教書的三、四年前就公開發表了，與“打貓時事件”根本就風馬牛不相及。至於是不是影射梁思成和林徽因，目前尚無直接證據，也沒有資料證明1946年以前兩家有過什麼交往或過節。況且這篇小說還是林徽因的密友李健吾經手發表的，後來錢鍾書將其收入小說集《人·獸·鬼》時，李還親自寫了一則書訊，對其大加褒揚——如果此文確是影射林徽因，估計李健吾不可能如此大度。
林徽因在田野考察
林徽因研究學者陳學勇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也認為《貓》文並非影射梁氏夫婦：“把公眾敬仰的梁思成、林徽因歪曲、醜化成小說裡的李先生、李太太，固然於梁、林無多大傷害，反令錢鍾書自己有損，聰明的錢鍾書如何肯為此下策呢。”但他同時也分析說：“《貓》的典型化手法，取沙龍女主人身份，已成誤導，他未必沒有半點後悔，悔其顧此失彼，輕率孟浪。”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
至於錢家這隻貓的最後歸宿，楊絳在《我們仨》中也有所交代：“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後限期搬家。……東西都搬了，沒顧及我們的寶貝貓兒。鍾書和阿瑗（錢鍾書和楊絳的女兒錢瑗）週末陪我回舊居，捉了貓兒，裝在一隻又大又深的布袋裡。我揹著，他們兩個一路撫慰著貓兒。我只覺貓兒在袋裡瑟瑟地抖。到了新居，它還是逃跑了。我們都很傷心。”
當然，這已是後話了。
閱讀更多 民國年間那些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