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留給後人的美好的印象來自於《東京夢華錄》。光從書名來看，我們就能想象到北宋都城汴梁的繁華，商品經濟發達，社會經濟繁榮，盛世之象遠超漢唐，冠絕明清。然而史學研究證明，宋朝仍然處於自然經濟狀態，商品經濟遠不如明朝發達，邊疆局勢動盪，賦稅沉重，積貧積弱，導致農民起義頻繁。在北宋短短160年時間裡，農民起義就多達203次，平均一年一次還多，冠絕歷朝之首。
北宋的政治制度，脫胎於五代後周，經趙匡胤改良成為祖宗家法，誓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宋朝文人之優渥為歷代之首，官府大力推行“益俸制”和“職田制”，想方設法增加官員俸祿。京官除了有數倍於前朝的俸祿外，還有綢緞、綾羅、祿粟、酒茶鹽炭等各種補貼。高薪養廉換來的是“文官愛財、武官怕死”，財政壓力巨大，收支失衡，將沉重的財政負擔全部壓在老百姓頭上。
因此，北宋的財政歲入遠超歷代王朝，宋熙寧十年歲入7070萬貫，遠超數百年後的明清兩朝。北宋在失去燕雲、陝甘的情況還有如此稅收，是因賦稅極重之故。包拯曾言：“天下稅籍有常，今則歲入倍多者，祖宗世輸稅只收本色，自後每從折變之故。”一語道破北宋疆域不及漢唐而歲入倍增的原因：官府利用其賦稅之權，在實物賦稅的時候低估物值，反覆折騰，進行盤剝。有宋一朝，宰輔均為理財高手，變著花樣增加歲入以彌補冗官、冗兵、冗費造成的財政虧空。
宋室南渡後，失去了淮河以北地區，盤剝百姓之狀愈演愈烈。宋人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說道：“蓋用民力，已超唐十倍，民安得不困”。宋朝對百姓的壓榨為歷朝之最。《朱子語類》指出：“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宋代不但繼承了五代以來的苛捐雜稅，還在其基礎上巧立名目，橫徵暴斂。所謂宋朝為商品經濟最發達的朝代根本不經推敲，民窮、兵弱、財匱、士大夫無恥才是宋朝的本來面目。
對於宋代的士風，當時人就有不少尖銳的批評，如：“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恥”、“今士大夫方寡廉鮮恥”、“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貪”等等。官商勾結，營私舞弊現象橫行，貪汙、經商、賣官乃是常態。宋朝軍隊戰鬥力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經商，如殿前司太尉高俅，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佔禁軍，以充力役，導致軍備廢弛，金兵打來時，數十萬禁軍聞風而散。北宋的奸臣數量也極為可觀，如真宗時的“五鬼”、徽宗時的“六賊”，滅亡前夕幾乎滿朝奸臣。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高層腐敗，基層也乾淨不到哪裡去。自然會激起農民的反抗。北宋建國僅三十年，川峽地區就爆發了王小波李順起義，持續兩年之久，一度攻佔四川大部。在建國之初就有如此規模的農民起義，在任何朝代都是罕見的，即便是以盤剝著稱的清朝也沒有發生過。到北宋滅亡前夕，又爆發了宋江起義和方臘起義。
按照正常歷史軌跡發展，北宋定然會亡於農民起義，只是還沒等到矛盾爆發就被外敵所滅。宋史大家鄧廣銘也這樣認為：如果不是出現了民族矛盾激劇上升的情況，北宋政權勢必是要被農民起義軍所推翻的。宋朝論強盛不及漢，論開放不及唐，論富庶不及明，論文字獄比清朝更甚，華夏全境首次淪喪於異族也正是始於宋朝，當之無愧為史上最垃圾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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