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盛世欢筵：权杖的游戏（38）
能把许敬宗捞回来的，只能是李治，其他人没那个动机，也没那个能力。
只要看看他回来忙些啥就知道了。
回到长安的许敬宗，在史书中再次露面，就是上门劝长孙无忌，叫他顺皇上的意、答应立武则天为皇后。
摆明了回来给皇上当说客的。
再后来，就是在对元老派的斗争中，冲在一线当尖刀了。
关键时候散布舆论的是他，说什么‘乡巴佬发了点财，还打算换老婆，皇上换个皇后，关别人什么事？’（‘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剪除长孙无忌羽翼，排挤韩瑗、来济出宰相班子的，也是他；最后时刻，出手整倒长孙无忌的，还是他。把一顶谋反的帽子，亲手扣到长孙无忌头上。基本上，属于一个御前首席打手的角色。
因为这些功劳，永徽初年走霉运的许敬宗顿时翻身，永徽六年（655年）官复原职（礼部尚书），两年后（显庆二年）再提一级，升做门下省长官‘侍中’，进入宰相行列。
论功行赏，天经地义。但许敬宗这个升官，其中还是有点蹊跷的。
主要升得不够快。人家李义府，资格比他浅、出力不比他多，早他两年就当了宰相。
为什么有这种差别？
这就体现出许敬宗为官的老道。
李义府这个人，虽然有笑里藏刀、阴险狡猾的名声，实际他的性格中，侥幸求险、赌徒的成分居多。所谓富贵险中求，赌得好当然火箭窜升，赌不好就可能粉身碎骨。
许敬宗不是这种风格。可能跟年纪大、经历过隋末的乱世有关，他办事要讲究得多。
所谓讲究，就是懂得分寸。
官场上，派系斗争永远存在，你知道明天谁会占上风？所以常常讲一个‘忍’字——退一步海阔天空，宰相晚点当没关系，当得久才最重要。所有的政治运动，比方李治这个‘废王立武’运动，都有波折起伏。有波折起伏就有人要牺牲，往往第一个被牺牲掉的，正是当初冲在最前面的。
跟李义府比，许敬宗有两点明显不同：第一不象他那么高调。史书中讲李义府违法乱纪的事情很多，什么卖官捞钱、包小三闹出人命等等，总之一个字‘狂’。而讲李敬宗这方面事情就很少，仅有的几条，象多收彩礼、编造历史（后面再讲）等等，都经不起推敲。对于这么一个奸臣榜排行第一的人物（李义府还排第二），写历史的同志们肯定是拿着放大镜找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确实没问题。抛开政治立场不讲，许敬宗这官，做得实在小心。
《新唐书·奸臣传》
第二就是不随便站队。当年李世民把许敬宗派到李治手下做事，他却上报告为前太子李承乾部下喊冤。是他跟那些人有什么特殊关系吗？不是的。他就是要用这个行动，来向李世民表明：我虽然在太子手下干，但并不是‘太子党’。
不随便站队，不代表不站队。在李治与武则天的斗争中，许敬宗最终还是站到了武则天一边。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武则天当了皇帝后，公开表彰对她有功的六个人，某种程度算她周朝的开国功臣吧。六个人中，排第一的李义府，排第二的就是许敬宗。设想一下，如果许敬宗曾帮着李治制约武则天，哪怕仅仅当和事佬中间派，也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
再看李治的态度。许敬宗死后，李治一是在他的谥号问题上态度暧昧。谥号代表朝廷、实际主要是皇上对一个大臣一生的评价。好比现在重要人物去世，讣告里第一段那个帽子。许敬宗最后定的谥号是‘恭’，‘过而能改曰恭’，对李治来说，许敬宗有什么‘过’呢？
有关部门（太常寺）倒是提了几条理由，但尽是些家长里短不相干的事，什么家风不好、奢侈享受等等，可这些在皇上眼里都不是事。许敬宗对李治是有大功的人，无论如何要作个好听点的结论，竟然混了这么个劣谥，说到底，还是李治内心有所不满。另外太常寺的同志也不是书呆子，他们都是老机关，敢搞这种节目，一来大概想为长孙无忌等人出口气，二来还是摸到了皇上的底。
第二件事，许敬宗死后第二年，李治就把他牵头修的国史推倒重来，‘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国史都是帝王将相档案，牵涉重大的政治问题，写谁都要皇上过目，许敬宗多大的胆子敢自作主张？
许敬宗一生以历史好而自负，李世民任命他为著作郎（负责修国史），他高兴地说：“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他的传记里讲最多的，就是向皇上炫耀历史知识。李治是个很好学的人，走到这儿问：‘此古迹什么时候建的啊？’走到那儿又问：‘此地为什么叫这名？’就没有许敬宗不知道的。某次他又答上一个问题，引经据典啪啪啪一顿讲，“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无学。’”俨然一名学术型高官。
李治早不改晚不改，许敬宗一死就宣布他修国史不老实、统统作废。本来是学术泰斗，现在成了反动权威，本来是一生的骄傲，现在成了永恒的污点，要说李治没有点怨气，真是鬼都不信。
李治和武则天的态度，间接证明了许敬宗的立场。那么许敬宗本人，夹在他们两人当中，又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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