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做了父母的人或許有這樣的經歷，孩子持續發熱，吃藥打針效果不甚明顯。可是當作受驚嚇治療，被掌握特殊技能的人安慰幾句，或燒上幾張黃裱紙，效果立竿見影。本文無意於介紹巫覡之術，只是因為多數人都搞不清其原因，但它又確實是現實中存在的現象，這些蒙著面紗的“奇異”現象姑且稱之為“神秘文化”。
《儒林外史》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之一，它反映了積澱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書中多次涉及“神秘文化”，這些神秘文化，有的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荒唐可笑，是無稽之談；可是也有不少現象，用現代人目前的科技手段，尚且無法給予合理的解釋。它們深深地積澱於中華文化之中，甚至成了中華文化基因裡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要素，對人們的生活影響廣泛而且深遠。
經細心梳理，共發現《儒林外史》涉及到的神秘文化有十種，他們分別是：解夢、扶乩、相面、八字、走屍、怪獸、風水、算命、拆字和科場鬼怪。
首先，說說解夢，“夢”是一種奇特的現象，只要在百度裡輸入“解夢”二字，瞬間就會顯示找到八千三百多萬條相關信息，平時人們最熟悉的《周公解夢》就是通過夢中境象來預測未來的“學問”。解夢古來有之，李白就有詩句“忽復乘舟夢日邊”，從這句詩引用的典故中，可知商湯之時人們就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解夢學說，當然這個故事是否真實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儒林外史》涉及的“夢”有兩次，第一次“梅玖之夢”，梅玖考中秀才之後，他說，“就是僥倖的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夢見在一個極高的山上，天上的日頭，不差不錯，端端正正掉了下來，壓在我的頭上，驚出一身的汗；醒了摸一摸頭，就像還有些熱。那時不知什麼原故，如今想來，好不有準！”這次的夢是他事後說出的，到底是否不可信，很難說得清。書中講，聽眾便有執懷疑態度的。從“解夢”的角度來講，夢見日頭，乃是非常之夢，依陰陽舊說，日為陽，落到頭上自是吉兆，再加上“夢日邊”的傳說，就更有意思了。
“梅玖的夢”是配角，真正要說的“夢”是王舉人王惠的夢。
王舉人笑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俺今年正月初一日，夢見看會試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說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玫。弟正疑惑我縣裡沒有這一個姓荀的孝廉；誰知竟同著這個小學生的名字，難道和他同榜不成？”說罷，就哈哈大笑起來道：“可見夢作不得準！況且功名大事，總以文章為主，那裡有什麼鬼神？”
他的夢的的確確在後文中完全變成了現實，而且毫釐不差。即便是多年後荀玫中第三名進士都完全與其一致。這個夢運用現代的科技是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的，有點離譜。《儒林外史》是小說，作者為增強文章的可讀性，有其自由發揮的權利。畢竟寫小說的人，弄得神秘點，更有看點。至於現實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有這種情況，就很找到了。
梅玖的夢說得真，煞有介事；王惠的夢說得虛，自己調侃。可是王惠夢想成真，梅玖後來參加鄉試時引起學政范進的不滿，要不是提及周進，就被趕出了，可見對這種神秘的“夢”文化，吳敬梓先生自己也未必真信。
當然，常說的“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之夢不在其列。
第二，《儒林外史》提到了一種神秘文化“扶乩”，最早知道這兩個詞是在《紅樓夢》中，上初中時，語文教材裡節選了葫蘆僧亂斷葫蘆案的故事，其中提到了這個詞；後來，讀《紅樓夢》時，又見到妙玉扶乩。二者一真一假遙相呼應，煞是好看。《儒林外史》中會扶乩的人是陳禮陳和甫，第七回中他主動拜見新中進士王惠與荀玫，向二人推銷自己的成功案例。二人聽了半信半疑，於是陳和甫現場操作，竟請來了關聖君。王惠得到的乩詞是調寄《西江月》：
羨爾功名夏後，一枝高折鮮紅。
大江煙浪杳無蹤，兩日黃堂坐擁。
只道驊騮開道，原來天府狡龍。
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盞醇醪心痛！
王惠的判詞與其後的經歷完全吻合，這正是小說中扶乩的神秘之處，讓人讀後都驚歎不已，可見吳敬梓先生對扶乩這種極為神秘的東西，並沒有多少排斥之念。
荀玫的乩詞就神秘多了，給這個少年及第的幸運兒三次都批了同一個字“服”，這個理解起來難度就大了，除了較近的文字裡母親去世要服孝外，荀進士的戲分太少了，主要是當道具出現，最後壞事兒，也是從別人口中說出，到底與這“服”字有沒有關係，尚待進一步考證。
扶乩，是一種請神請仙的神秘活動，它底有沒有依據呢？這需要找出確鑿的證據，能證明神的存在，它才有立足的根基，而中國的神仙譜系又是個不斷髮展變化與演進的開放性體系，可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材料能證明神的真正存在，所以“扶乩”目前只能被列入“迷信”之列。
第三，說一說相面，《儒林外史》中提到“相面”最多的情節是第十六回“大柳莊孝子事親，樂清縣賢宰愛士”，大柳莊的潘保正見到匡迥相貌非凡，判定他定非池中之物，必能飛黃騰達，所以極力關照。匡迥家中失火後屢受潘保正照顧，才得以渡過難關；他又在潘保正的介紹之下結識了自己一生的貴人李本瑛。匡迥雖然前期人生坎坷，甚至做過像陳世美一樣的惡行，但最終成了貢生，這也算潘保正沒看走眼。
相面之說，古已有之，楚漢相爭之際，謀士蒯通即以觀背之言勸韓信反漢自立。據說早在氏族時期相面之學就比較成熟，《漢書·藝文志》就有《相人》二十四卷。唐朝取士標準“身言書判”，“身”放在第一位。民間也有《麻衣相法》《水鏡神相》《柳莊相法》等相術之書流傳。清末，理學大師曾國藩也是相人大師，他著有《冰鑑》一書流傳於世。
相面之說是說是否有依據，不敢妄下結論，但古語有訓“相由心生”，確由其深刻道理，從一個人的外在氣質，看他的內心世界，也並非很難之事。古時，信息工具不發達，人們能見到的人有限，有時還會出現對面相見不相識的情況。對那些知名度高的人，往往附會些異相，以示他迥於常人，這也是相術之士慣用的手法。比如，朱元璋到底長什麼樣，民間就說法不一。
擁有一副好的皮囊，在社交方面的確佔有很大的優勢，一般而言，第一印象給人的影響相當大。交往初期，先入之見會影響到以後人際關係的走向。所以，初次見面時，大家應當注重儀表，雖然不能改變自己的面貌，但可以使自己更整潔幹練，給人留下美好印象。
《儒林外史》中的洪憨仙，就是善於化妝的高手，他本來與鳳四老爺是同門，偏偏要扮得仙風道骨用來騙人錢財，吝嗇之至的胡三公子，差一點就落入其彀，他大概就是掌握了“相法”之妙義吧……這個故事給人的啟示是：與人交往，不但要觀其形，聽其言，更要重其行。
第四，再說說“八字”，我國古代曆法採用的是陰曆，即月曆，用天干地支紀元法，“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稱為十天干；“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稱為十二地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次相配，組成六十個基本單位，兩者按固定的順序相互配合，組成了干支紀元法。年月日時均用干支記錄，這樣一個人的出生年月日時就被表述為XX年XX月XX日XX時，八個干支就構成八字，因為它們天然被分成四組，被稱為“四柱”。古人就根據“四柱”“八字”的陰陽相生相剋來判別某個人一生的運勢。據說唐代的袁天罡將其簡化為“稱骨算命”法。
魯編修的女兒魯小姐與蘧跣夫合婚時就請陳禮看了八字。其實，就是現在社會，好些人也還是講究“八字”，在子女大婚這際將孩子的八字與對方匹配一下，看看是否合適。
吳敬梓先生信不信八字呢？他在第十七回設了這麼一個情節，或許能對其觀點探究一二。
浦墨卿道：“這位客姓黃，是戊辰的進士，而今選了我這寧波府郭縣知縣。他先年在京裡同楊執中先生相與。楊執中卻和趙爺相好，因他來浙，就寫一封書子來會趙爺。趙爺那日不在家，不曾會。”景蘭江道：“趙爺官府來拜的也多，會不著他也是常事。”浦墨卿道，“那日真正不在家。次日趙爺去回拜，會著，彼此敘說起來，你道奇也不奇？……”眾人道：“有甚麼奇處？”浦墨卿道：“那黃公竟與趙爺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眾人一齊道：“這果然奇了！”浦墨卿道：“還有奇處。趙爺今年三十九歲，兩個兒子，四個孫子，老兩個夫妻齊眉，只卻是個布衣；黃公中了一個進士，做任知縣，卻是三十歲上就斷了弦，夫人沒了。而今兒花女花也無。”支劍峰道：“這果然奇！同一個年、月、日、時，一個是這般境界，一個是那般境界，判然不合，可見‘五星’、‘子平’都是不相干的。”
他或許是借這幾個人的口，來說明八字之說沒有依據，至少他在懷疑它的不可信性。這同他所處的歷史條件有關，我們無可厚非。可笑現在很多做父母的，為圖孩子生下來有個好八字，竟憑藉現代的醫療條件，人為控制孩子的出生時間，豈不謬哉？
說到“八字”，有時人們會理解這就是算命，其實算命的方式有很多。一般而言，算命之人將“八字”認為是命宮，人一生下來，大數已定，一般不會改變，算命是將“八字”與“易經”結合，通過六爻八卦測算人的流年運氣，它是一個相當復的系統，此處不贅述。
第五十四回陳木南去見聘孃的時候，一盲人正在給她算卦。情形如下：
才進了來賓樓門，聽見裡面彈的三絃子響，是虔婆叫了一個男盲人來替姑娘算命。陳木南把人參、黃連遞與虔婆，坐下聽算命。那盲人道：“姑娘今年十七歲，大運交庚寅，寅與亥合，合著時上的貴人，該有個貴人星坐命。就是四正有些不利，吊動了一個計都星，在裡面作擾，有些啾卿不安，卻不礙大事。莫怪我直談，姑娘命裡犯一個華蓋星，卻要記一個佛名，應破了才好。將來從一個貴人，還要戴鳳冠霞帔，有太太之分哩。”說完，橫著三絃彈著，又唱一回，起身要去。
這個盲人算卦純是姑妄之言，毫無根據可談。而且還談到他們的生意都被陳和甫給搶走了。從這個對話可以推測出盲人們算卦的水平，難以讓人恭維。八字算命是中國神秘文化裡極為重要的元素，大到婚姻大事，小到流年運勢，均能看到它的身影，它深入人心，已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基因。從書中可看出吳敬梓先生對它持辯證懷疑態度。
《儒林外史》中也提到測字這個行當，匡迥作過，但從他的經歷來看，無非是糊弄碗飯吃，其預測的功能接近於零；至於陳和甫的兒子也拆字，他是個酒肉穿腸過的爛人，更難說有什麼可圈可點之處了。吳先生雖然對這個職業進行了描述，但更多的卻是對它的嘲笑與諷刺。
第五，詐屍與怪獸，這兩種現象玄之又玄。怪獸很早就有相關的傳說，據說“年”就是一種怪獸，每至冬季就降臨人間，暴虐貪婪，嗜殺成性，給人類造成的危害極大。類似“年”的怪獸，古代文獻中有比較多的記載，像《山海經》《淮南子》等均可尋到。《儒林外史》在郭孝子尋父的途中多次提到“怪獸”，有名字的是“羆九”，還有一個兇獸不知何物，殘忍異常，武力值極高，可是死得卻不明不白。
那東西渾身雪白，頭上一隻角，兩隻眼就象兩盞大紅燈籠，直著身子走來。郭孝子認不得是個甚麼東西。只見那東西走近跟前，便坐下了。老虎忙到坑裡去尋人。見沒有了人，老虎慌做一堆兒。那東西大怒，伸過爪來，一掌就把虎頭打掉了，老虎死在地下。那東西抖擻身上的毛，發起威來，回頭一望，望見月亮地下照著樹枝頭上有個人，就狠命的往樹枝上一撲。撲冒失了，跌了下來，又盡力往上一撲，離郭孝子只得一尺遠。郭孝子道：“我今番卻休了！”不想那樹上一根枯乾，恰好對著那東西的肚皮上。後來的這一撲，力太猛了，這枯乾戳進肚皮，有一尺多深淺。那東西急了，這枯乾越搖越戳的深進去。那東西使盡力氣，急了半夜，掛在樹上死了。
寫它們大概是為了渲染郭孝子尋父之艱難，以更加凸顯他的忠孝。也可能是為後文蕭採蕭雲仙的出現張本，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充滿神秘色彩的地方自然會孕出超世之才，當然這只是一點妄測。
“怪獸”現象應當是人們對未知領域的恐懼與不安的體現，“百慕大”是個神奇的地方，傳說那裡就有怪獸出沒；十多年前深受孩子們喜愛的《奧特曼》，每集裡面都有怪獸降臨，這也是人們對未來社會的不可預見性的焦慮的表現。當然上述怪獸與《儒林外史》裡的怪獸不相干。
致於“詐屍”，只是在傳說中聽說過，在林正英的捉鬼的影視中見過，還有就是在湘西文學中見過趕屍之說，具體是什麼情況，不真不瞭解。第三十五回莊紹光辭官離京途中遇到“走屍”，也只是當作離奇的事情寫在文中，尚未悟出有何深意。
這些奇異怪特的事情，是不足為信的，聊供人解悶解頤尚可，若信其真有，則豈止謬以千里。
第六，書中多次涉及到“風水”，風水即堪輿，同八字算命一樣，是中國神秘文化時的核心要件之一。《儒林外史》提及“風水”主要集中在第四十四回、四十五回。最精彩的地方是遲衡山論風水：
“先生，只要地下乾暖，無風無蟻，得安先人，足矣。那些發富發貴的話，都聽不得。”
“有一首詩念與先生聽：‘氣散風衝那可居，先生理骨理何如？日中尚未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這是前人吊郭公墓的詩。小弟最恨而今術士託於郭噗之說，動輒便說：‘這地可發鼎甲，可出狀元。’請教先生：狀元官號始於唐朝，郭噗晉人，何得知唐有此等官號，就先立一法，說是個甚麼樣的地就出這一件東西？這可笑的緊！若說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來，試問淮陰葬母，行營高敞地，而淮陰王侯之貴，不免三族之誅，這地是兇是吉？”
武正又用一事例為佐證，即施二先生信風水以致瞎掉雙目的故事，風水之說撲朔迷離，似水中撈月，難得其實。
又提到餘敷、餘殷二人嘗土辨風水，這更是聞所未聞，想必也只是弄個噱頭，故作神迷罷了。他們還說“荷花出水”穴情，想必也是指物命名的無稽之談。
從幾段文字我們略可看出，吳先生對風水之論信居少，諷居多，並暗示人們沒有必要為可遇而不可求的東西，竭慮殫智。現在想想，若真的風水之論成立，那就該有永恆的王朝，永貴的家族才對，那“富不過三代”的讖語也就不復存在了。
第七，最神秘地莫過於科場鬼文化，“子不語怪力亂神”偏偏《儒林外史》中，將為國家選拔人才的神聖的科場渲染得陰森恐怖。
布政司書辦跪請三界伏魔大帝關聖帝君進場來鎮壓，請周將軍進場來巡場。放開遮陽，大人又行過了禮。布政司書辦跪請七曲文昌開化梓潼帝君進場來主試，請魁星老爺進場來放光。
每號門前還有一首紅旗，底下還有一首黑旗。那紅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恩鬼墩著；黑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怨鬼墩著。到這時候，大人上了公座坐了。書辦點道：‘恩鬼進，怨鬼進。’兩邊齊燒紙錢。只見一陣陰風，颯颯的響，滾了進來，跟著燒的紙錢滾到紅旗、黑旗底下去了。
當然這兩段文字都是湯家老大說出來的，可信度極低，但它們偏偏能證明一點，人們對科場的敬畏之心之重，也說明人們對科場充滿了神秘之感。
周進未中之前曾在貢院大哭大鬧。前面提到的王惠也說自己文章的最後兩股非自己所作，而是五鬼助力。這裡面有吳先生對事事無常的無奈，也有對無能之輩取中的嘲諷，也可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三言二拍》也有涉及科場遇鬼的故事，也不足為憑，供人取樂而已。
中國神秘文化由來已久，它源自最初人們對各種奇異物象無法解說，故託之於神靈，它的產生要遠遠早於龜甲獸骨上的卜辭。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正式將天人感應論置於治國理政層面；幹寶的《搜神記》，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也多記載奇異怪特之事；佛典興起宣揚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也有許多小故事講些神秘文化。
這些神秘文化逐漸積澱於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之中，逐漸形成一個系統的整體，當然，伴隨時代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人們對奇異現象的認識會越來越科學，越來越理性，各種神秘的現象，會逐漸揭開其神秘的面紗，還原其本來面目。在《儒林外史》中吳敬梓雖已對很多現象表示懷疑，但他無法拿出證據，只得表現出他的模稜兩可的思辨態度。他對有無數事例證明荒誕不經的神秘文化的批判卻是毫不留情的。
《儒林外史》是諷刺小說的扛鼎之作，它如實在反映了明清時期社會的風俗人情，特別上反映了那個時期儒林諸人的精神風貌。因為神秘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基本元素之一，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書中，今天撰文，對其進行淺薄分析，闡述的是自己的一孔之見，以拋磚引玉，請大方之家多多指正。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引用此句與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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