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一家知名VC得到某地方引導基金投資時，業內一家PE大佬直言：“除了有名、會pr，他們傢什麼都不行。”好消息是，今年，這樣的機構很難拿到錢。壞消息是，今年，誰拿錢都很難。

“去年，我們也接受了主管單位的審計檢查，其中包括第三方審計還有我們的自評。”深圳天使母基金管理公司副總經理劉湘寧對融中財經表示。

這不是個案。

“有一年我們經歷八次國家審計，基本上佔了我們一半的工作量。”重慶天使投資引導基金執行董事兼總經理賀亞軍表示。

政府引導基金正在接受來自各方更嚴格、更高標準的審視。從市場角度看，這是政府引導基金進化十餘年後的自然法則。升級、進化箭在弦上。無論是市場還是政策角度，都在倒逼政府引導基金的蛻變。

在十餘年的發展後，政府引導基金總規模一躍攀升至2萬億。超速的發展，超容量的規模之下，一定程度上給資本市場造成了“資金充沛”的假象。

從效果看，各地政府引導基金的管理能力參差不齊，引導社會資本，促進當地產業發展的效果尚不明顯。在政府引導基金實操層面，同一省份，不同層級政府在同一領域重複設立基金，造成投資目標重複，甚至同一基金出資人中政府引導基金佔比達到80%以上。

在與市場化的投資機構合作中，一些問題已經躍躍紙上，首當其衝的就是返投比例和返投節奏的問題。在不斷博弈中，投資機構的節奏和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的要求出現錯配，產生了不小的分歧。

而在政策上，由財政出資的政府引導基金也在收緊。事實上，各方財政基金已不像過去一樣雄厚，各省要做三保，用於市場化投資的資金並不是那麼充裕。

3月初，財政部下發了《關於加強政府投資基金管理 提高財政出資效益的通知》（以下簡稱《7號文》），在六個方面對政府引導基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層層遞進，種種演化後政府引導基金的挑戰更多，嫁接到投資機構身上，未來，想要拿到政府引導基金將更加困難。審批流程更長、對GP的要求更嚴格已經是板上釘釘。

但從現實考慮，蜀道雖難，但GP似乎也無路可退。

盛世投資首席執行官、創始合夥人張洋仍然建議投資機構努力爭取政府引導基金出資。“未來投資行業LP構成是：1/3財政，1/3國企、1/3金融機構。” 張洋直言，“疫情之下，經濟預期會承壓的情況下，財政資金和國有企業資金應該成為創業投資和股權投資一個主要的資金來源，這是雙頭並進的一個關係。”

“地主家”也沒有餘糧了

木已成舟。伴隨《7號文》的發佈，募資難度將進一步加大。

“這個結論是顯而易見的。”亦莊產投直言。“相對優質機構的募集難度可能會因此而降低，而部分低效率甚至非專業性的投資機構可能會因此而退出市場，對投資市場整體而言，顯然不是件壞事。”

《7號文》規定，設立基金要充分考慮財政承受能力，合理確定基金規模和投資範圍，年度預算中，未足額保障“三保”、債務付息等必保支出的，不得安排資金新設基金。“一些地方政府可能會面臨比較大的財政支出壓力，而有限的資金必將更加謹慎的使用，在選擇合作機構方面將更加嚴格。這將有助於資金向優質機構集中，優勝劣汰將更加明顯。”

事實上，從去年開始，政府引導基金在出資方面已經呈現了收緊的趨勢。一方面，各方財政已不似過去一般雄厚，三保之外，用於市場化投資的資金並不是那麼充裕。

另一方面，政府引導基金也在面臨更多的檢視。

張偉就職於某市級股權投資平臺，他直言，從前年開始，對政府引導基金愈發嚴格的管理就已經初見端倪。

“去年我們管理的引導基金就受到多次巡視，包括績效審查和省、市相關部門組織的審計工作，以確保財政資金安全有效運作。” 而這種嚴格的管理開始滲透的更深，並涉及到募投管退各個環節中去。

“監管並不僅限於引導基金層面，還包含了對引導基金投資項目的走訪，涉及到‘募、投、管、退’各個環節。除配合上級部門檢查外，引導基金也定期向主管部門報送投後報告，並在各政府系統內填報更新引導基金及參股子基金的數據。”

據瞭解，張偉所在的政府引導基金每年都會進行績效評估，制定績效目標和績效指標，並要求每年末基金實施績效考評打分、開展績效核查。

“2018~2019年度，鹽城市財政局績效評價處聯合創投公司通過第三方評估機構對部分政府基金進行了績效評價，有助於政府基金的規範化管理。”鹽城創投表示。

“由於我們管理的引導資金包含了市級、區級等不同層級財政的資金，每年亦莊國投都會迎接來自財政、國資、審計等不同層級的多項審計、考核，這本身就是我們引導基金管理工作的一部分。” 亦莊產投告訴融中財經。

更加嚴格的管理之下，也在推動政府引導基金的升級。

北京高精尖產業發展基金表示，“多層面多角度的對政府引導基金的巡視，是雙向促進的事，一方面可促使政府引導基金髮現基金運行問題，促進基金運營管理規範，加強資金預算管理和政策引導作用，提高財政資金效益；另一方面有利於引導基金瞭解市場，貼近市場需求，實現政策訴求和市場需求的雙贏。”

政府引導基金更加規範、更加嚴格的時代已經來臨。破舊立新之下，競爭加劇。

優勝劣汰法則

深圳天使母基金正在籌備2020年子基金遴選辦法。

融中財經獨家獲悉，相較於以往，深圳天使母基金2020遴選辦法放寬了對機構類型的要求。此前，

“原來，合作的都是基金管理機構，現在包括使用自有資金投資天使項目金額達到1億以上，包括個人或企業也都可以考慮合作。” 劉湘寧透露。

“我們擴充遴選機構類型，希望更多機構來做天使投資，同時，對機構也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橫向上擴充了機構類型，在一定程度上來說，競爭更激烈，要想拿我們錢的難度提高了。”

更多的參與者入場，意味著更強的競爭。

“他們這種除了有名，其他什麼都不行的機構也能拿到政府這麼多錢？”一家PE機構老大對融中財經感嘆，去年他們在爭取某地的引導基金時，得知了一家知名VC獲得當地引導基金，“政府關係做得好，別的都不行。”

但如今，這樣的情況或將銳減。更加專業化、正規化的要求下，政府引導基金練就火眼金睛，市場上魚目混珠，亦或是三流機構拿到錢的機會更小。

但業內的一致看法是，優質GP不許過於擔憂。

鹽城創投表示，“市場上募資分化嚴重，對於優質的GP，難度應該沒有變化。但在強化政府預算的約束之後，更多GP想要拿政府引導基金的錢確實更難了。”

“因為對於社會募集配套部分的要求，對GP自身管理水平和能力的評估都進一步趨嚴，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清理不合格的基金管理機構，實現優勝劣汰。”張偉表示。“我們更傾向於有比強募資能力的GP，其次需要有差異化競爭，能在比較激烈的市場上有自己的一套打法和比較亮眼的投資業績，最後是瞭解我們本地引導基金的訴求，能夠紮根在本地，務實的尋找投資標的，助推當地各行業的轉型發展。”

在具體選擇GP時，亦莊產投則偏愛有產業背景的投資機構，尤其是在專項產業領域有長期投資經驗的機構。

未來， 政府引導基金的銓選之門將進一步收緊，徒有其名的、以及達不到預期的GP將被淘汰。鹽城創投直言，“後期基金將按照通知要求，設置更明確的量化指標，對於達不到預期績效、投資緩慢等的基金，按規定終止出資或收回資金。政府引導基金更加偏愛對當地產業結構、企業項目熟識的、理念認可的綜合實力強的機構。”

北京高精尖產業發展基金也指出，在選擇GP時更多考慮的是使用有限的政府資金，來實現政府訴求市場化需求的平衡，同時達到促進產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更加註重嚴守底線，合規運營，強化管理能力和增值服務能力。”

成長的煩惱

政府引導基金面臨的是兩個極端，GP基金是高度市場化、專業化運行的機制，而政府引導基金在工作流程上，為符合現行制度法規的要求，程序設計相對複雜，與市場化母基金相比，決策週期明顯加長。

除此之外，政府引導基金還有很多成長的煩惱。

亦莊產投直言，“投資機構對地方政府、項目落地節奏要求較高的不理解。認為對項目落地返投要求應放寬到整個基金的存續期來考核，而財政資金是逐年預算逐年考核，這在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的要求上與投資機構的投資節奏可能出現錯配，這也加大了引導基金管理機構協調難度。”

有效地提升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是目前較為突出的問題。按照市場慣例，大部分子基金是分期出資到位的，顯然會造成資金閒置的問題，也與財政的績效考核會有相矛盾的地方，“我們也從去年開始制定了更加科學高效的出資計劃來避免上述問題。” 張偉表示。

而在對子基金進行管理時，政府引導基金處在一個兩難的位置，向前一步，子基金認為引導基金干預過多，後退一步，上級主管單位則認為管理不嚴。

多數引導基金建立了自己的管理制度。一般而言，政府引導基金的管理辦法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出臺詳細的管理辦法、細則、指南。其中詳細標明瞭合夥協議的各項細則。子基金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一一在列。優點是效率高，但靈活性小。

第二種是，辦法、指南大致帶過，但子基金的需求可靈活申報，決策政府直接決定。一事一議。靈活性高，但審批時間較長。

“我們深圳天使母基金是第一種模式，在框架範圍內的事項審批效率高，但想要突破框架很難，如果子基金在框架範圍內做事，那幾乎感受不到我們的存在。”劉湘寧坦言。

各地引導基金在對子基金進行管理時各顯神通。較為通常的做法是建立管理制度，比如，亦莊國投母基金平臺建對合作的子基金進行管理和考評。在投資流程和投資篩選標準方面，通過亦莊國投

北京高精尖產業發展基金的關鍵詞是“建章立制，制度先行”。“高精尖基金在投前投中投後要求一致，投後管理及退出期不會增加額外要求。投前，風控點前移，嚴格出資要求，實施出資前以盡職調查為基礎，通過剛性協議條款、與其他LP同股同權等強化要求；投中及投後嚴格監控。通過定期報告、投資決策監督、資金收付、動態報告、績效評價等進行監督防範。”

鹽城創投擬定了制度框架體系及實施細則，提請市政府印發了《鹽城市政府投資基金暫行管理辦法及實施細則》、《鹽城市產業投資引導基金管理辦法》，在此基礎上，市財政局又出臺了《專家委員會管理制度》、《公開遴選基金管理機構辦法》，從政策層面及具體的操作層面，

張偉所在的引導基金也制定了當地的管理辦法。引導基金原則上在專業基金到期清算時推出，也可以通過股權、財產份額轉讓等方式適時退出。如基金存續期未屆滿，但已達到預期政策目標或基金合同約定的條件或引導基金認為必要時，經決策委員會批准，引導基金可以適時提前退出。此外，如果參股子基金簽訂合作協議超過一年未完成設立手續的；或設立一年以後未開展投資業務的；或其他不符合協議約定和違反基金管理辦法等情形的可選擇提前終止合作。

進化：破與立

截止2019年，全國政府引導基金總規模已達到2萬億。一邊成長一邊進化，政府引導基金也在進化。

2019年，深圳市引導基金清理25只自基金並縮減了12只子基金的規模，這一舉動在業內引發了不小的振動。事實上，清理子基金是深圳市引導基金的日常工作，但集中公示尚屬首次。這在某種程度上，敲響了政府引導基金嚴格管理的第一聲警鐘。

3月初，財政部下發了《關於加強政府投資基金管理 提高財政出資效益的通知》。《7號文》從強化政府預算對財政出資的約束、提升政府投資基金使用效能、實施政府投資基金全過程績效管理、健全政府投資基金退出機制、禁止通過政府投資基金變相舉債、完善政府投資基金報告制度等六個方面對政府引導基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北京高精尖產業發展基金對融中財經表示，《7號文》主要針對政府引導基金存在的“政策目標重複、資金閒置和碎片化”等問題而發佈，旨在提高財政出資效益，促進基金有序運行，充分撬動社會資本，引導新興產業發展。

“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目前政府投資基金存在的短板，從而目的在於加強對設立基金或注資的預算約束，提高財政出資效益，促進基金有序高效運行。”張偉表示。

總體而言，《7號文》的發佈之下，政府引導基金將走向更加專業化、更加精細化運營。首先體現在約束力。

“從出資約束層面看，《7號文》之後，建立新的引導基金程序上會有一些變化，以前是先決策再走預算，以後是先提交預算再進行決策。”劉湘寧介紹，“深圳天使母基金成立於2018年，對我們來說，新的辦法下，對母、子基金會有更嚴的約束條件，政策效能體現的更充分，未來新設基金程序怎麼走還需要進一步討論和研究。”

更嚴格的約束之下，誰能爭取到政府引導基金？

盛世投資張洋在最近的一次線上直播中表示，“中國的母基金和政府引導基金除了在配置型資金的理論體系為底色之上，還有自己的功能性屬性的追求，政府引導基金首當其衝的一個要求，就是招商引資，另外還要求資金的安全，以及過程的合法合規，這些都是一個功能性資金的普遍的訴求。”

在疫情的影響下，GP募資難度進一步增大，想要爭取到政府引導基金，就需要理解地方政府的訴求。關鍵詞是關注產業和合規，保持專業並不一味迎合。張洋表示，“在自己的認知框架的基礎上，與政府引導基金打交道，反而能贏得對方的尊重和理解。”

亦莊國投認同這樣的觀點，“GP要尋找與自身特點相符的政府引導基金，切勿為迎合政府引導基金要求，打亂自身投資策略，影響長遠發展。”

“《7號文》明確加強設立基金或注資的預算約束，提高財政出資效益，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張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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