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建設，不應只是經濟優先，傳染病防範也應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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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Edward Glaeser） 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城市的勝利》。
書中，他認為，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城市讓人們的生活更加集約，更有創新活力，也讓社會保持流動性。
不過，一而再，再而三的大疫情在城市爆發。
這讓我們不得不思考：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城市？
1. 大城市是疫情的“易感區”
有數據顯示，過去33年裡，全球爆發疫情1.2萬多次，疾病種類多達超過200種。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恐怕從來都沒有這樣頻繁、密集地出現過疫情。
而其中，大城市又是傳播性疾病的“易感區”。
拿我們都熟悉的2003年非典，首先就在高度城市化的珠三角出現。疫情中的三個重災區：北京、廣州、香港，都是超級大城市。
這三個城市的感染人數加起來超5400，佔全中國（包括港澳臺）的近70%。
其中，香港的死亡人數為300人，佔到了全球死亡人數的近1/3。
今年新冠肺炎的爆發，大城市脆弱的一面也全部暴露出來。
到3月16日，海外疫情最為嚴重的國家意大利，累計確診24747人。
其中，倫巴第大區為13272例，佔比超53%。
而意大利20個大區中，倫巴第最為發達，其GDP常年佔意大利的20%，歐盟的3%，進出口總額分別為意大利的40%、30%。
海外疫情第二嚴重的國家伊朗，同樣無法擺脫這個魔咒。
到3月16日，伊朗累計確診13938人，其中德黑蘭省為3574人，佔比超25%。
德黑蘭省名頭也不小。伊朗首都、世界第19大城市德黑蘭市，就在其境內。除此之外，它還是伊朗31個省份中，人口最多、GDP佔比最高的地區。
相反的是，埃博拉病毒第一次出現，位於剛果河流域。
而這片地區，則是非洲的村落集聚地。所以，雖然埃博拉來勢洶洶，但主要只有幾個村莊遭殃。
（剛果河流域多為落後國家和地區）
加速疫情的爆發、傳播，似乎已經成了一種“大城市病”。
2. 但在大城市，活命的幾率也更大
城市的確給疫情傳播提供了很好的環境。
比如，人口密集，美國有超過2.4億人口生活在僅佔全國總面積3%的土地上；東京及其周圍的人口更是高達3600萬。
城市地下商業、寫字樓的中央空調系統及地鐵等公共交通，也為病毒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
著名的醫學期刊《柳葉刀》1月31日就發表過一篇文章預測，在上海有來自湖北輸入性病例98例的情況下，假設R0值（疾病傳播的一個指標）為2.68，到2月18日，上海患病人數就將達到8萬。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大城市裡疾病傳播速度之可怕。
（地鐵是疾病傳播的危險場所之一）
但實際上，上海到現在累計確診也不過360來例，不到預測的0.5%。
這也說明，人類社會進化到如今，大城市疫情控制能力已經很強大。
就拿倫巴第大區來說，感染人數佔全國53%，但治癒比例，佔到全國的86%。
國內也一樣，江浙滬地區城市化程度更高，這次疫情中，感染人數不少。但它們無論是在治癒率、治癒速度還是主動控制能力方面，都甩其他省份幾條街。
比如，這次疫情中，江蘇無錫出現危重型病例：一名59歲男性，經過插管+ECMO等治療，但雙肺功能已嚴重受損不可逆。
為了搶救這名病人，當地最終選擇了肺移植。
這場手術，是在負壓手術室內進行的。
肺源是外地腦死亡患者愛心捐獻的，通過高鐵轉運，7小時送到無錫。
如果不是城市，很難想象這個患者肺部已經開始纖維化，還能有活下去的可能。
另外，像對症藥物研發、病毒株分離、疫苗研製，哪些離得開大城市的實驗室？
3. 大型城市並不是天生的傳染病幫兇
這一點，我們回顧幾百年前，似乎看得更清楚。
1664年11月，倫敦上空出現了一顆彗星，不少人將其視為凶兆。
幾個月後，鼠疫爆發。
那時的倫敦，早已經是繁華的大都會。1550年，倫敦的常住人口只有7.5萬，1650年漲到了40萬，在歐洲僅次於巴黎。百年時間，相當於再造4個倫敦。
（1550年至1700年歐洲主要城市人口）
但這也帶來了種種問題。
1660年，英國貧困區的人口是富裕區的8倍。
大量貧民連飯都吃不上，生病了只能硬扛。常年的飢餓和勞作，導致了他們的免疫力很低，成為傳染病擴散的基礎人群。
再則，當時的倫敦環境可以用烏煙瘴氣來形容。
倫敦街道常常流淌著一道道黑色的汙水，旁邊稀稀拉拉分佈著隨意拋棄的垃圾和動物糞便，就連泰晤士河也是屠宰場、生活垃圾和工業汙水的聚集地。
密集的人口、易感的人群、超負荷運行的城市環境，最終點燃了這場瘟疫。
鼠疫高峰時期，倫敦每週的死亡人數竟達到了7000人左右。
（畫家筆下鼠疫中的倫敦）
幸運的是，這場疫情1年就結束了，而且這也是英國本土最後一次廣泛蔓延的鼠疫。
這背後同樣也得益於倫敦是座大城市。
首先，倫敦的醫療作用不可忽視。
那時，倫敦雖然沒有建立完整的醫學體系，但也非其他城市可比擬。
劍橋大學學生、查理一世的侍醫哈維，就在倫敦發現了血液循環，而這被稱為17世紀醫學上最重要的發現。
（哈維在講解血液循環理論）
傳染病學，也有了建樹，最簡單的例子是傳染病隔離得到重視。在檢查病人時，醫生都穿著隔離服，帶著手套。
1603年，英國建立的第一所隔離醫院，就位於倫敦。
雖然直到1665年，倫敦一共只有600個隔離床位，但這在當時的先進不言而喻。
其次，倫敦政府強大的執行力，同樣起到了作用。倫敦市長、市府參事等主要官員，並未隨著國王逃離倫敦。
他們聘用公立醫生為大眾服務，組織埋葬屍體，僱傭看守人和搜查員，強制患病人群及時隔離等措施，都起到了不錯的效果。
鼠疫的親歷者，《魯濱遜漂流記》作者丹尼爾·笛福在書中寫道：
我會經常有機會講到那些行政長官，他們的智慮明達，他們的仁慈博愛，為窮人，也為維持良好秩序所做的那種警戒。
（1680年代的倫敦）
最重要的是，倫敦遏制鼠疫的經驗，以及鼠疫之後的反思，藉助於倫敦的區位優勢，最終傳播到全世界，促進了近現代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
到18世紀左右，在歐洲已經很少有鼠疫出現了。
如今，英國部分自來水可以直接飲用，也是來源於對倫敦鼠疫的反思。
4. 大城市何去何從？
根據聯合國數據，在2008年，人類歷史上住在城市裡的人第一次多過生活在農村的人。
到2050年，全球70%以上的人將生活在城市裡。
我們將面臨更大的城市，更擁擠的人群。
面對突發的傳染性疾病，我們到底該怎麼建設我們的城市？
比如說，武漢這次疫情，就暴露出其在城市規劃上的欠缺。
作為高風險傳染區域的華南海鮮市場，距漢口火車站不到1公里，步行只需要9分鐘，駕車更是隻需4分鐘。
而華南海鮮市場方圓一公里左右，還包括了武漢市第一中學、武漢博物館、萬達廣場等人流密集場所。
其次，醫療資源投入的多寡和調配，也決定了大城市在面對疫情時的底氣。
這次疫情中，武漢就曾經發生過比較嚴重的醫療資源擠兌。
1月27日當天，武漢有1萬多人湧進發熱門診，而真正需要留院觀察的只有377人。
一天後，武漢決定24小時開放發熱門診。
大量人員進入發熱門診，不僅導致真正的患者不能及時被發現，還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醫護人員也疲於應對，醫療秩序被打亂。
實際上，醫療資源擠兌是大城市公共衛生事件處置中，普遍面臨的難題。
連德國衛生部也在努力讓疫情傳播更加平緩些，好有序應對。
盧梭曾說：“城市是人類的深淵。”
但實際上，大城市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
只是在經濟一路狂奔後，我們需要考慮，如何更加科學、合理規劃和建設城市，把更多資金投入在醫療等公共保障設施建設上。
畢竟，經濟和城市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的福祉。
我們不能搞顛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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