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金庸先生的武俠世界裡，《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無疑是一個令人心馳神往的人物。
一方面，是源於他個性放蕩不羈、廣結各路英雄，卻始終保持一顆真誠的赤子之心；另一方面，則是他面對的世界充滿了荒誕，養育自己的師父刻薄、虛偽，正派與日月神教為各自的私心互相爭鬥、濫殺無辜。
其中，正派人士中的“敗類”和明教中的俠肝義膽，更是讓人感覺到世界充滿了荒誕。面對荒誕的悲劇，令狐沖沒有選擇像喬峰一樣，自殺謝罪，而是始終秉持著一顆赤子之心，正視並反抗它。
金庸曾經說：“令狐沖不是大俠，他是像陶淵明一樣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隱士。”
如果從西方的哲學流派中尋找，令狐沖應該是存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他就像加繆小說《鼠疫》裡的醫生裡厄，對做英雄和聖人都沒有興趣，所感興趣的是做一個人。
一九五七年，年僅四十四歲的加繆，憑藉《局外人·鼠疫》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給出的獲獎理由是：“由於他重要的著作，在這著作中，他以明察而熱切的眼光，照亮了我們這時代人類良心的種種問題。”
事實上，《局外人》和《鼠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結局，面對世界的荒誕，莫爾索和裡厄也採取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
《局外人》裡的莫爾索，更像是被楚懷王放逐的屈原，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由於自我與現實世界的格格不入，所以，他選擇以更加荒謬的方式來反抗世界的荒謬。
而《鼠疫》中的裡厄，面對鼠疫引發的恐慌和改變世界的無力感，他選擇一種更具人道主義的方式，儘自己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價值，承認世界荒誕的同時，致力於做好自己應盡的工作，沒有因未來世界繼續存在的荒誕而放棄實現自我價值。
之所以產生這種轉變，是因為《局外人》完成時，納粹德國還沒有進攻法國，所以在小說的著力點上，加繆著重刻畫了個人與異己世界的內心衝突，以莫爾索的死亡結束，更凸顯了世界的荒誕。
而《鼠疫》創作時間正是納粹德國的鐵蹄肆虐的時代，加繆通過鼠疫來映射那個恐怖的時代，面對災難，通過裡厄，以一種積極的個人反抗，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希望。
一、《鼠疫》：源於自由的荒誕哲學和存在主義哲學，決定了鼠疫的哲學和文學價值
如果我們想要讀懂《鼠疫》，存在主義哲學和荒誕哲學學是我們永遠不能邁過的檻。
巴爾扎克在《發明家的苦難》裡寫到：“人懼怕孤獨，在所有的孤獨中，精神孤獨是最可怖的。”
經歷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歐洲，人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過去，人們通過和宗教的連接來獲得歸宿感，理性主義和科學的發展，讓這種連接變的脆弱不堪，歸屬感隨之減弱。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論述了日益增長的自由和隨之而來的孤獨感之間的辯證關係：
人與自然的初始和諧狀態被打破，開始與自然分離，它變成一個人“個人”，向稱為“人”邁出了第一步。
由於想超越自然，想與自然及他人分離，人發現自己赤身裸體，感到羞恥。他形隻影單，自由自在，但又覺得無能為力，恐懼異常。新獲得的自由成了詛咒，他擺脫了天堂甜蜜的束縛，獲得了自由，但卻無法自由地治理自己，無法自由地實現個性。
隨著宗教都無法將人們連接在一起，更大的自由使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是異與他人的存在，存在主義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誕生。
存在主義是一種對人生存狀態的思考，其核心論點是：存在先於本質，個人擁有絕對的自由，人的本身沒有意識，世界也沒有意義，但人可以在存在基礎上自我追求、自我實現。
儘管加繆自己一再反對外界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的評價，可是，還是很多人把他定義為存在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加繆作品的文學價值。
杜小真對加繆的著作《西西弗神話》的講義裡認為：存在主義是面向未來的，荒誕哲學是正視現在，荒誕哲學比存在主義更充滿人道主義。
由此，存在主義變成了一種更寬泛的類似於宗教的哲學意識形態，荒誕哲學則變成了對人生種種問題的解答。
小說《鼠疫》講述了一座位於阿爾及利亞濱海的法屬省會城市阿赫蘭，爆發了一場突如其來的鼠疫，整個城市頓時陷入一片恐慌。
行政當局面對鼠疫，遲遲不肯面對現實、出臺措施，眼睜睜看著疫情惡化；在平穩度日的生活裡被放逐的柯塔爾，在災難中通過自己的黑市門路，如魚得水；困在城裡的百姓，在絕望和希望中來回搖擺；醫生裡厄和他的朋友塔魯、朗貝爾等一起組織起自願隊，面對個人無能為力的鼠疫災難，團結在一起奮力反抗。
在這場災難中，裡厄遠在他鄉的妻子去世，塔魯也在最後的時刻被鼠疫奪走了生命，可是，這種反抗恰恰是自我面對這個荒誕世界的價值表達。
作者通過醫生裡厄的視角為我們描述了這個世界的荒誕：行政當局在前期難以確定是鼠疫疫情時，為了避免輿論引發的驚慌，採取迴避現實的態度，錯過了最佳時期；平靜時期只能躲在角落的柯塔爾，在鼠疫流行時，卻利用黑市混的風生水起；普通的百姓，隨著被鼠疫圍城的時間愈久，愈發不再注意任何的防範措施，享受生命最後的晚餐；帕納魯神甫面對鼠疫給人們帶來的災難，一步步對宗教產生了懷疑，矛盾的他不願放棄信仰，生病不願意看醫生，最終握著十字架死去。
事實上，鼠疫只是人類面對荒誕境遇的體現，一個人只要生活在這個世界，荒誕就會永遠存在，面對荒誕，既不是寄希望於未來，也不是選擇逃避，而是像裡厄醫生一樣去面對和正視。
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裡，當奧雷里亞諾意識到戰爭的荒誕，選擇和自己父親一樣，與世隔絕、孤獨至死，恰恰是面對自由引發的荒誕無所適從。
事實上，加繆把荒誕當作了一種自我對世界的感知，一種偏唯心主義的感受，世界相對自我而言，總歸是荒誕的。產生這種自我感知的原因，恰恰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描述的自由和孤獨的衝突，一種內心永不停歇的鬥爭。
當我們面對自由引發的世界荒誕，絕不能陷入紀德《田園交響曲》裡牧師自欺欺人的虛偽，應當選擇正視，並帶著它生活。
二、阿赫蘭：充滿荒誕悲劇的人間世縮影
造成人的異化原因很多，解釋各不相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
商品的命運支配和決定了商品生產者的命運，本來由商品生產者的雙手生產出來的東西，倒成了統治著商品生產者的力量。在市場盲目的自發勢力作用之下，商品與商品相互交換的關係掩蓋了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係。
導致人的異化的原因是人類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出的產品，漸漸模糊了本身的價值，本是由人駕馭的物質和精神，反過來控制了人自己。
“人們在城裡感到厭倦，但又努力讓自己養成習慣。我們同胞工作十分辛苦，但永遠是為了發財。它似乎是個毫無臆想的城市，即是說，它是個純粹的現代城市。這個既不別緻，又無樹木，而且缺乏活力的城市，到頭來竟彷彿能使人悠閒自在，總之，人們在那裡可以沉沉地睡過去。”
阿赫蘭完美契合了馬克斯“商品拜物教”的概念，賺錢統治了城裡人們的生活，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的精神需要，每天陷入固定重複的生活裡而不自知。
他們沒有其他城市和地區偶爾從腦袋裡蹦出的臆想，人們在肉體的慾望和平淡的夫妻生活中相互滿足，愛情更像是一種到了規定的年齡就要愛的要求，沒有人意識到自己愛不愛對方，也不去想這件事。
安德烈·紀德曾經說：愈是虔誠的人，愈害怕回頭看自己。
所以，人們學會像《田園交響曲》裡的牧師一樣，寄託於對未來自欺欺人的安慰之中。
門房米歇爾不止一次親眼見到自己管理的這幢房屋有老鼠，還在堅持聲稱這幢樓沒有老鼠，是從外面帶來的；滅鼠處和市府面對越來越多的老鼠屍體和無法確定的人類死亡，他們懷著不確定的困惑，一再的推遲採取必要措施。
他們把希望寄託於未來，卻剝奪了現在的意義。
直到每日的死亡人數重新到達三十來人，當局才宣佈：“進入鼠疫狀態，關閉城市。”由此，鼠疫給同胞們帶來了明確的流放感。
起初，人們還像記者朗貝爾一樣，寄希望於“特殊情況”，或者鼠疫會很快結束，但是，隨著疫情的不斷髮展，這種希望變成了絕望，人們拋棄了過去的所有生活模式，不再信任任何宗教，即使帕納魯神甫，也對此產生了懷疑，加爾文的“宿命論”開始瀰漫在所有人當中。
加繆的《局外人》中的莫爾索在異己世界絕望的處境，此刻，變成了城裡的人們共同的感受。
隨著閉城日久，和遠方的愛人失去聯繫，身邊的親人不斷去世，人們對死亡和感情開始變的麻木，人和人、人和世界的連接全部斷裂，刻骨銘心的孤獨感隨著鼠疫在高峰徘徊。每個人都成為“宿命論”的俘虜，陷入自殺式的狂歡中。
阿赫蘭在此時，更像是一個充滿了各種荒誕悲劇的人間煉獄，當中既有像帕納魯神甫用近似自殺的方式告別荒誕，也有像朗貝爾一樣，懷著和愛人的團聚希望逃避荒誕，但更重要的卻是像裡厄和塔魯一樣，直視著這個荒誕的世界，奮力反抗。
三、裡厄和塔魯：殊途同歸、惺惺相惜的朋友，面對荒誕，在一個普通人的平凡中，堅守生而為人的意義。
“據醫術所載，鼠疫桿菌永遠不會死絕，也不會消失，它們能在傢俱、衣被中存活幾十年；在房間、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廢紙裡內心等待。也許有一天，鼠疫會再度喚醒它的鼠群，讓他們在葬身於某座幸福的城市，是人們再罹禍患，重新吸取教訓。”
尼采曾經說：對平凡的人來說，平凡就是幸福。
裡厄醫生恰恰真正理解了平凡含義，他明白人在面對這個巨大的荒誕世界時，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他也洞悉了在和災難對抗的過程中，人類所能取得的勝利永遠是暫時的，這些災難還會從頭再來。
這一切，彷彿使人為之所努力的一切都變的毫無意義。
可是，就像羅曼·羅蘭《米開朗基羅傳》中所寫：“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愛它。”
儘管明知這是一場永不停歇的鬥爭，但裡厄不拘泥於過去，不畏懼將來，他把自己的目光只是注視著現在，他每天忙碌，在和鼠疫鬥爭中，近著微不足道的力量。
他就像金庸先生筆下的令狐沖一樣，無意成為英雄，也無意對未來做出改變，只是專注於當下。
面對荒誕，承認並正視它，是對裡厄醫生在鼠疫期間所思、所作的最好註腳。
可是，大多數時候，這種平凡的幸福去成為了英格索爾口中的：“最卓越的東西，也常是最難被人瞭解的東西。”
塞萬提斯在長篇小說《唐·吉訶德》塑造了一個活在英雄幻想中的人物阿隆佐·吉哈諾，他淪為了中世紀騎士精神的奴隸，當他最終從騎士的桎梏中逃離，回到家鄉默默無聞的死去。
塔魯正是一個堂吉訶德式的悲劇英雄，塔魯的父親是個檢察長，在他的印象中，父親一直是善良的。直到有一次，他隨著父親參加一次審判，當他看到犯人對等待判決的恐懼，引起了塔魯的同情。
當自己的父親說：“這個頭應該掉下來”，他感覺這是一種最卑鄙的謀殺，就像卡夫卡的小說《審判》裡的K一樣，他面對的是一場最荒誕的判決。
事實上，加繆是一非常堅定的反對死刑的作家，他在自己的著作《思索死刑》中，詳細論述了死刑存在的非人道主義。
從此之後，父親成為塔魯眼裡謀殺的代名詞，為此，他搞起了政治，可是就像《百年孤獨》里奧雷里亞諾領導的自由軍一樣，為了實現不殺人的世界，自己也開始殺人。
塔魯意識到，自己為了反對死刑所作的努力，不過使自己成為了新的劊子手，一個鼠疫患者，為自欺欺人的未來埋單，這一切看上去如此的荒誕。
“我覺得自己同失敗的人比同聖人更能患難與共。我想，我對英雄主義和聖人之道都沒有什麼興趣，我感興趣的是怎樣做人。”
這也正是加繆反對一切英雄主義的原因，因為每一種英雄主義都伴隨著“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更多人的悲劇。
塔魯告訴裡厄：“當鼠疫患者是非常累人的，但要想不當鼠疫患者更累人。”
在這一點上，加繆表現出了一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面自己反對英雄主義，另一方面卻不自覺的為塔魯的死亡，覆蓋上了一層類似《異鄉人》中莫爾索的悲劇英雄色彩。
裡厄和塔魯，雖然兩個人從開始並不相識，面對荒誕的出發點也不相同，可是，面對鼠疫的災難，他們都選擇了最現實的態度，以此來反抗荒誕，在堅守的平凡中，守護著生而為人的現實意義。
總結：
人的異化帶來的直觀的感受就是世界的荒誕，這源於人類的矛盾體特徵。
馬克思曾經說：所有的矛盾都是對立統一的。
就像自由和孤獨的矛盾，雖然對立，卻有著統一的根源。隨著商品拜物教的日趨流行，無法脫離社會聯繫的人們，必然會從內心時刻感受著屈原式放逐。
對此，我們既不能陷入對未來自欺欺人的虛偽，也不能在現世中隨波逐流，麻木度日，應對荒誕的最好辦法就是面對當下。
正如存在主義哲學所宣揚的：世界雖然充滿各種偶然的荒誕，但每個人都可以自我塑造、自我成就，不被“宿命論”的陰暗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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