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從來都是一家之言，時間不可倒流，史書也不可記述盡詳，僅僅依據前人的記述而回溯歷史，我們不可能看清歷史的全貌。
“大歷史觀”看遠不看近
於是凡為歷史，必有不可窺見的罅隙，而罅隙之間即為後人想象發揮的空間。如果拘囿於這樣的小空間研究歷史，歷史就會淪為王侯將相的個人演義。如果太過著眼於細節，必然不清歷史的必然，梳理不清歷史的脈絡。
黃仁宇先生並非研究歷史的科班出身，正因為這樣的出生和他早年的生活經歷，使得他的一家之言更為難能可貴。
近日拜讀了黃仁宇先生的名作《萬曆十五年》，著實讓人茅塞頓開，有豁然開朗。
“敘事不妨細緻，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看近”。黃仁宇先生以大歷史觀聞名於世，而這一觀念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初現崢嶸。“大歷史觀”啟發我們看待歷史要以一個更加廣闊的視角。如果我們僅以幾年幾十年的時間維度去看待歷史，那麼難免會有一葉障目，管中窺豹之感，由此難以把握歷史的一個整體走向，從而忽視了歷史的必然性和不可逆轉性。視角太窄往往會使我們糾結於歷史事件發生的淺層次的原因，而難以對因果關係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究。如此，真如隔靴搔癢，難以擊中歷史的痛處。
正因為這樣，我們不妨把時間和空間的維度拉大，把某一歷史事件，某一段歷史的走向，納入一個更大的歷史框架中去考量，當我們把眼界放寬之後會發現很多歷史，
果並非偶然，而是產生於早已埋下的因。 “大歷史觀”解讀明亡之因
對於明朝的滅亡，有亡於萬曆說和亡於嘉靖說，但是當我們縱觀整個明朝歷史，就不難發現，其實從明朝建國伊始，朱元璋所制定的國策就已經決定了明朝壽終正寢的方式是亡於文官制度。
因為擔心唐王朝藩鎮割據的再現，武力奪權的重演，朱元璋大批任用文官，貶謫武官。洪武時期的“藍玉案”以及徐達等開國將領的慘死即為明證。為了將權利牢牢的攫在自己的手中，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朱元璋以一出“胡惟庸案”而使明朝成為從此再無宰相一職的開端。重文輕武，使得明王朝軍備鬆弛，以致幾十倭人即可使明王朝束手。無宰相之職，使得所謂大學生有實無名，曖昧不清，無人統攝朝政，節制百官，不僅使皇帝少了一個強有力的政務幫手，治國智囊，而且使得後期文官勢力抬頭後“皇帝的知己”—首輔屢屢成為文官的攻擊對象，而
首輔所扮演的僅僅是一個“和事佬”的角色，一時扮演不好，就會遭來文官的口誅筆伐。申時行，張居正的結局就是證明。當君權氣盛之時，君主強勢，還可震懾百官，君主的意志可以順利的實現，文官“陰”的一面不至威脅王朝的根基。然而當後世的君主一旦沒有了祖先的強勢，文官勢力互相勾結與君主抗衡，於是才有了萬曆皇帝與百官的立嗣之爭，繼而才有了萬曆長達四十多年的懶政怠政，長達將近半個世紀的“斷頭政治”（柏楊語）。
明朝貪汙之盛為歷朝歷代之最。假如我們僅將目光聚焦於萬曆一朝，我們難免會得出如此貪汙源於萬曆的昏聵，張居正的虛偽，馮保的貪婪…….以致上樑不正下樑歪。但是果真如此嗎？更深層次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當我們上溯至明朝開立之處，就不難發現，明之貪腐源於朱元璋的刻薄，明官僚制度的死板，明代稅制的混亂。種種原因導致官員俸祿之低甚至不足養家，為官一生卻只能安於貧困，試問幾人心甘？因此，我們就不必驚訝於明朝官員會上下其手，絞盡腦汁地為自己謀私利了，實在是為官不易，生活所逼。現在，我們的政府和民間在反腐的同時，提倡高薪養廉，以明朝為鑑，看來是很有必要的。
唐王朝給我們留下一部《唐律》，使得後人可以一窺彼時司法之端倪。可是縱觀明史，似乎善惡的判斷總給人模糊之感。朱元璋立朝伊始，即大興“文字獄”，逮捕妄殺官員，而所加罪名無非是侵犯皇權，藐視皇威之類，僅以個人意志而做善惡的判斷，僅以“四書”的仁義禮智做出一個人是賢能還是不肖的判別。無怪乎黃仁宇先生會說明朝以道德治國，而全不涉及技術層面。所謂“道德”竟慢慢發展成為文官攻訐政敵，抗衡皇權，名陽實陰的工具，以致朱由檢吊死煤山之時發出“百官誤我”的哀嘆。
再比如“薩爾滸戰役”的失敗，女真從此由戰略被動轉變為戰略主動，得以與明王朝分庭抗禮，養虎終於為患。如果我們僅僅歸因於明朝將領的無能，官員的貪婪與自以為是，而無視各級官員的相互掣肘就是一孔之見了。
當然，明亡之原因錯綜複雜，理出頭緒實屬不易。但如果能夠將我們看待歷史的眼界放寬，不侷限於幾頁史書的文字，我們就會發現悲劇的種子其實從一開始就已經種下了。
“大歷史觀”否定明代資本主義萌芽
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的序言中對“明代資本主義萌芽”的觀點予以否定。我認為這也是“大歷史觀”觀念的一個體現。
之所以有學者認為我國明朝時期有資本主義的萌芽無非是一些文獻的“隻言片語”。明代張翰所著的《松窗夢語》中，記載了他的家庭以機杼起家，中外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細閱全文，即知張翰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布之雲，乃在於宣揚因果報應以及富貴有命的思想，是封建迷信思想的宣揚文章。僅以此作為資本主義的萌芽的證據可謂斷章取義。同時代的書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紙瓷器，火光沖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有學者據此而認為此即工業超時代發展的徵象。實則王世懋的本意在於堪輿家的眼光出發，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以致沒有人登科中舉，而後來時局不靖，停窯三月，即立竿見影，有一名秀才鄉試中式，同樣是宣揚封建迷信的“華章”。
事實上，我們以大歷史觀去研究和考量，明代產生資本主義的萌芽實則斷無可能。常言清王朝“閉關鎖國”，其實這把鎖從朱元璋開始就已經鎖上了。“一片木板也不準出海”，洪武大帝一紙文書，從此華夏大地與世界隔絕。世界發生了什麼，中國毫不知情。
甚至英國已將“人權”寫進法律，而朱元璋仍以“廷杖”和“詔獄”統治他的子民。至於明成祖時代的鄭和下西洋，其政治目的遠大於經濟意義，其實質是宣揚皇恩浩蕩，彰顯帝王威儀，於中國發展並無多大助益。之後，倭寇犯境，使明王朝聞海色變，更加恐懼與海上來者的交往。想想如此境界的中國何能催生資本主義？再者，朱元璋打擊商豪富農（沈萬三之例），完全的小農經濟，民間溫飽都殊為不易，更何談商品流通。更甚者，明朝缺乏有效的貨幣制度和商業法律，如此只能催生高利貸，卻萬萬不能完成資本積累！所以，如果我們是拿望遠鏡而不是顯微鏡看歷史的話，就不會輕易做出明代產生資本主義苗頭的判斷了。
“大歷史觀”釋意為何“己不如人”
眾所周知，陽明心學產生於明代，之後，心學流傳於日本併成為明治維新的啟蒙思想。革命之父孫中山曾說，中日之間就差一個王陽明。
讀史時，不免慨嘆，何以心學產生於中國卻未能造福於中國？何以小小日本一朝而成為世界強國？懷著這樣的疑問，就難免產生己不如人的自卑感。
如以“大歷史觀”看待中華文明，這樣的疑惑就會迎刃而解了。中華文化是亞洲大陸地理的產物，歐美和日本的物質文明則有他們海洋性國家的經驗。關於這一點，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講到，“假使我們把中西曆史都推後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為世界工商業技術的退步，所有國家都要從以前閉關自守的形勢，將社會生活方法作徹底的改造，以期適應新的世界金融經濟，中外無可避免。西方民主與自由，以“市民特權”為基點，和日本的大名政權，授權於藏元的情形類似，所以改造比較容易。
中國立國向來以貧農及小自耕農的經濟立場作基礎，農村內部複雜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經過很多流血慘劇，才能造成可以用數目字管理的形勢。”即因為特殊的地理環境，中國受到外界的衝擊才更小，更晚，因而中國的中央集權才會更牢固，更長久，需要更多的“革命流血”才可以打破！
前文說過，黃仁宇先生並非科班出身，也多有對其的質疑。但是，無法否認的是黃仁宇先生治學的艱辛與嚴謹，正是這樣的“平民出生”，使得史學不再是個別歷史學家的“獨唱”，而是走入“尋常百姓家”。
讀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感受其“大歷史觀”的魅力，有一種站在高山之巔俯瞰萬里平原之感。我不敢說一部書會將我的歷史認知提高到一個怎樣的高度，但是“大歷史觀”真的會給人一種醍醐灌頂的感覺，使人從那種狹隘的歷史觀中跳脫出來，不僅對歷史，對人生都會有一種不一樣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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