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人强逼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并发出照会，要求清廷和越南承认《西贡条约》。中国是越南的宗主国，当然不能承认法国强行逼迫越南签订的《西贡条约》把越南变成法国的保护国。
既然中越都不能接受《西贡条约》，法国强逼的成果便成为一纸空文，最初，法国和清廷都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在1883年之前的谈判是总理衙门授权李鸿章谈判的，作为妥协派的李鸿章，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也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法越签订的《西贡条约》，李鸿章与恭亲王都认为是可以承认的。
李鸿章奉命是与时任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交涉的，交涉的过程当然是极尽妥协之能事，双方达成了三项内容：其一，进驻越南的大清军队退回到中国境内，或在中越边境若干里之处驻扎，法国声明没有侵犯中国领土的意图；其二，中国在保胜设通商口岸；其三，中法双方在滇桂界外与红河中间划界，界北归中国保护，界南归法国保护。[1]这就是被史家所称的“李宝协议”。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的洋大人》改写
但是，这些条件并没能使法国殖民扩张侵略分子感到满意。1883年2月，法国政府换成了更加贪婪的茹费理内阁。茹费理一上台就推翻了这个初步协议，并召回驻华公使宝海，另派驻日公使脱利古为驻华公使，要他继续就越南问题与清廷交涉。
当年6月，脱利古到上海与李鸿章重开谈判，他对李鸿章说，中国不要再管越南的事情了，不得“视越为属国”。这样的要求李鸿章竟然也答应了。不仅如此，他给恭亲王报告交涉情况，说得很冠冕堂皇：现在军队驻扎在越南，这是要埋下中法冲突的隐患的。如果法越相争，战争很可能就会爆发，那样就会连累到大清。所以在交涉中，他同意“华不必明认属国，法不必明认保护”。但是对脱利古所要求的“中国不得帮助越南和承认法国在北越的地位”这两点，李鸿章则不敢明确表态。毕竟这时候朝廷中反对派的声音还是很强大的，李鸿章也担心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因而，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虽然如此，朝中还是出现了指责恭亲王和李鸿章的声音。1883年7月，慈禧命令醇亲王奕譞会同办理法越事宜，这表面上是给主战派一个交代，实际上摆明了是对奕䜣的打击，支持奕譞向奕䜣夺权，而此举也可说是其后来罢免全体军机大臣的前奏。
1883年8月，法军继续扩大侵略，继占领了河内之后向越南中部进发，目标是越南首都顺化。法军直逼京师，越南国王十分慌张，不得已和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具有保护权。这个条约完全暴露了法国灭亡越南的野心。条约签订后，越南人民纷纷起来抵抗法军，大清朝野听说这个消息后更是十分震动，沿边将领都请求出兵抗法。如此局面，法国侵略者再次耍起了外交欺诈的伎俩。面对大清和越南人民的激烈反对，9月15日，法国提出一个解决越南问题方案：建议在北越与中国边境划定一个中立区，中法两国都不得占领，开放中国云南蛮耗为商埠，大清军队从北圻完全撤出，清廷承认《顺化条约》。
1884年的中法战
这个方案当然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况且，此刻朝廷中主战的声浪十分高涨。9月24日，慈禧太后专门召开了御前会议。当时，翁同龢说，“总以战备宜速，而讲（和）局亦未可中绝。应持者力持，应斡旋者斡旋”[2]，主张外交、备战两条途径应对。当天的御前会议上，十二岁的光绪帝第一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很认同翁同龢的观点，并表达了主战的倾向。这次御前会议后，翁同龢又向光绪帝说了李鸿章在与法国人的谈判中不顾法军侵占越南、只想与法国谈判代表脱利古议定划界通商之事，光绪帝听了，“亦令总署坚持不许也”，鲜明地表明反对对法妥协的立场。既然还是个孩子的光绪帝都反对妥协，总理衙门便提出了以河内为界，界北由大清保护的方案。这个方案，法方表示拒绝。交涉又终无结果。
交涉不能取得成功，在主战派的鼓动下，只有交战一途了。一个明显的动向是，慈禧太后令总理衙门对刘永福进行奖励，并令对刘军“军火器械，尤应多为筹援”。1883年11月初，清廷又明令两广“军政当局，如法军来犯，即予抗击”。12月中，法军进攻驻守在越南山西的清军，清军被迫实行抵抗。这样便开始了中法战争的第一阶段。
对于中法战争，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83年12月到1884年的陆上作战阶段，作战区域主要在越南北部和红河三角洲一带；第二阶段是1884年到1885年3月的海陆作战阶段，战争在中国境内和越南境内进行。
在第一阶段，让大清朝野产生震动的有两大战役，一个是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战和次年3月的北宁之战，这也成为慈禧太后对恭亲王奕䜣下手的借口。
就说北宁之战吧，自从1884年3月7日法军由河内出发渡过红河，短短几天便攻克了北宁，驻守在这里的清军仓皇而走，越南太原省的大部分地区、谅山、郎甲等地先后被法军占领。败讯传来，云贵总督岑毓英率领的滇军也是不战而退，将滇军撤退到中越边境的河口、保胜一带，如此一来，又使兴化、临洮、宣化也沦为敌手。
北宁之败，再一次说明了大清军事上的虚弱。得到清军败退消息的慈禧太后既震惊又愤怒，堂堂天朝军队经过洋务改革，怎么还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呢？她自然要有所表态。
慈禧太后以北宁之战恭亲王所用非人，又不能很好地执行朝廷的谕令，将其一撸到底，逐出总理衙门。
1884年4月8日，清廷下达谕旨说，恭亲王奕䜣等人“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徇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若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诸臻上理？”[3]因此，免去奕䜣、宝鋆、李鸿藻、翁同龢等人在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一切职务，并说恭亲王身体不好，回家养病去吧，朝中的事情就不劳恭王爷费心了。
慈禧太后借山西、北宁战败之事将恭亲王一撸到底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出现了权力真空。怎么办呢？慈禧找醇亲王奕譞商议，奕譞本来就对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权力虎视眈眈，但是，他因为是光绪帝生父的身份，不便入主军机处，他便举荐了礼亲王世铎担任领班军机大臣。
世铎实际上也是一个草包，军机首揆由其担任，不过是充当奕譞的傀儡而已。同时，在改组军机处的第二日，慈禧又发布上谕：“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谕旨。”[4]这样一来，就为醇亲王奕譞后来的参政铺平了道路。
那么，奕譞进入权力中枢后，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了吗？相较而言，奕譞所领导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比其前任在对法态度上较为强硬，一些措施如拒绝对法赔款，对法宣战，也推动了中法战争的胜利，对后来的外交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慈禧太后借北宁之败将恭亲王等人一撸到底，而后的清廷对法国人侵越仍战和不定。可以说，从1882年驻法公使曾纪泽奉命与法国外交部交涉到后来的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谈判，再到中法战争第一阶段的北宁之败，中法和谈都是在徘徊不定、充满迷茫的状态中前行的。这一点，在海关任职的赫德与德璀琳都看在眼里，也在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动向。
1883年7月5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我看不出我们将怎样了结这件事，也不了解决定问题的权力究竟在谁那里。正像我前些日子电告你的那样，‘厨子太多煮坏了汤’。总理衙门既不肯自己来处理，又不肯给李（在上海）或曾（在巴黎）‘全权’，以确保或鼓励他们设法解决问题。……七爷（皇帝的父亲）全力主战，他的势力很大，并且日益增长，六爷（恭亲王）只好退到后面不作声。恭亲王既然保持沉默，李和其他有见识的人也就没有支持者，因此这个庞大帝国的利益，就完全掌握在愚昧骄矜的文人手中，而无法控制他们。给他们放手去搞是教训他们的唯一方法。但是在现在这紧要关头，和越南这样一个事件上，使他们接受教训，可能对整个国家是个可怕的灾难。”[5]
在战和不定的局势面前，清廷也很寄望于列强的调停，但现实并不是那么乐观。奉命在法国交涉的曾纪泽曾电告总理衙门说，各缔约国将不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保护国地位，也不会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吞并。然而在现实的利益面前，英、德、美、俄等国为着自己的利益并不真正站在中国一方，它们宁愿牺牲中国而维护欧洲强国在远东的共同利益。
就拿英国来说，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特权利益，它看重的是对华贸易受不受战争的影响、英国的经济利益受不受损失，因此英国人并不愿意看到中法冲突无限期地纠缠下去。但是，对于这场战争，英国人也不愿意中国在战争中获胜，那样将鼓励中国人的反侵略斗志，从而削弱英国在中国的特权利益。
基于“欧洲的共同利益”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英国在中法战争期间进行的调停是胁迫性的，一再压迫清廷接受法国的无理要求。同时，英国还要求法国对中国的战争不应该危害到英国的利益，而应该将军事活动限制在长江以南。那么，对于这场战争，德国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知道，在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与法国毕竟发生过战争，为了不使法国对德国进行报复，俾斯麦对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扩张采取了默认、纵容的态度。在俾斯麦看来，这样做有两方面的效果：一是，法国在远东的殖民扩张，必然使英国、俄国等殖民国家感到，法国危害了它们的利益，使其陷于孤立，从而导致法国的力量在欧洲削弱；二是，德国默认和纵容法国在东南亚的扩张，可以换取法国同意德国对他国的殖民扩张。赫德评价这种欧洲强国维护他们的公共利益时说，“虽然德国愿意看到法国被事件缠住了，但无论是它还是英、美都不会派出一兵一卒来帮助中国”。[6]
赫德对中法战争的态度，与本国的意见是一致的，既是维护英国商业利益的需要，也是巩固其海关权力的需要。他希望中法战事通过谈判终结，他的愿望是，希望法国在迫使中国满足其利益的基础上缔结条约。当然，李鸿章也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缔结条约。在这一点，李鸿章、赫德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知道，战争持续下去，李鸿章将会失势。李鸿章毕竟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又是主张对外妥协的地方实力派大员，李鸿章对于列强的在华利益意义重大。这使赫德感到，中法交涉中，如果主战派取得胜利，李鸿章失了势，那对于西方和他把持的海关，都是不利的，因此积极推动谈判和制止战争以挽救李鸿章和海关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在赫德努力下，中法海战谈判是在妥协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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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第182、183页。
[2]孙孝恩、丁琪：《光绪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3]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22、923页，
[4]孙孝恩、丁琪：《光绪传》，第72页。
[5]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三卷，第304、305页。
[6]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三卷，第304、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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