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一詞是孔子率先提出的，並且孔子把中庸思想看得很高，他說：“中庸之為徳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他把中庸看成是至徳，是人處世行事的最高準則。
那麼，中庸是什麼意思呢，原先，在大家印象裡，大概中庸是類似於折衷、均衡、調和之類的詞語，這是典型地把中庸庸俗化了，其實不光是現代人有這種錯誤的理解，早在千年之前《後漢書 胡廣傳》裡就有當時流傳的諺語：”天下中庸有胡公”，即把中庸看成是調和。這之後，朱熹作《皇極辨》指責當時諸儒把中庸說成“只是含糊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當做的事，只略做些，不要做盡”的看法。看來對中庸的誤讀，古已有之。那麼，孔子所奉為天下至徳的中庸，到底所指為何？
在甲骨文中，中寫作： 金文寫作： 。唐蘭先生在《殷墟文字記》中解釋道；“中”為一面旗幟，是遠古時代氏族聚集本族成員的信號，旗幟一豎，群眾從四方而來，所以“中”一來引申為中央、中間。二來中也可以用作動詞，意為“射中”“打中”，然後引申為切合、符合、遵守之意。庸在古代也有兩種解釋，一是以庸為用，《說文解字》：“庸，用也”。一種是以庸為常，東漢鄭玄在《中庸解題》裡解釋道；“庸，常也”。北宋程頤也講：“庸者，天下之定理”，除古人外，還有今人楊伯峻在《論語譯註》中把中庸解釋為：“最合理而至當不移”。以上都是把庸解釋為常，常，就是不變之意。現在學界的觀點尚不能統一，但在筆者看來，庸最好還是解釋為用比較妥當。而且釋庸為用也是經過前人考證過的，王夫之《讀四庫大全》卷二說：“若夫庸之為義，在《說文》則雲：“庸，用也”。《尚書》之言庸者，無不以庸為用。”那麼用是什麼意思呢？《說文解字》中說：“用，可施行也。”就是說可以做、能夠做之意。所以中庸，即是用中。用最簡單的話來說，中庸，就是做得恰到好處。什麼是恰到好處呢，就是既不要過，也不要不及。《論語》中記載：“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這樣看來，中庸思想還是有折中的意味在裡頭，但折中不意味著就是折中主義，折中主義這個概念是指無原則地機械地把各種不同的思潮、觀點和理論結合在一起，在折中主義的指導下，人們做人做事容易喪失原則性，這樣的人，我們稱之為好好先生，即古代所稱的”鄉原”，而孔子曾經說過：“鄉原，德之賊也”，把鄉原，看成是道德的敗壞者，這樣看來，孔子是極其反對毫無原則的、和稀泥式的折中主義。
在孔子眾多的思想組成部分中，他把唯獨把中庸看成是至徳，肯定了中庸在孔子思想體系中提綱挈領的地位，也可以這樣說，中庸是孔子思想的方法論、認識論乃至於道德論，它也是孔子思維方法和處事原則的總指導。
中庸作為方法論和認識論，論語中記載：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扣其兩端而竭焉”。人不可能對世間所有事情都十分精通，當孔子遇到自己不甚瞭解的領域的問題時，也承認自己的無知，但孔子有一個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基本方法，這就是“叩其兩端而竭”，孔子認為只要抓住問題的兩個極端，就能求得問題的解決。這種方法，就體現了他的中庸思想，即是“執兩用中”，即從事物的首尾本末著手加以分析，就能解決問題。與叩其兩端相對，孔子特別反對攻其異端，他說；“攻其異端，斯害也已”。對於此句話的解釋，古今學者意見不一，但從孔子的中庸思想來考慮，最靠譜的解釋應該是：異端也就是一端,攻其異端就是指處理或分析問題的時候只考慮一方面，這樣是有害的。所以孔子提倡看問題要全面，處理事情要掌握度。關於這一點，李憲堂教授認為中庸作為方法論，可以比喻成一種求重心的過程，因為事物的複雜程度不同，所以重心不一定是中心，但一定不是事物的兩極，誠哉斯言。
既然孔子曾說：中庸之為徳也，其至矣乎？”那麼中庸作為道德論，大概是孔子最為看重的一個方面，從個人的修養來看，孔子認為“中”是品評人物，選才交友的標準，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狷狂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中行，就是中道之人，也就是行為符合中庸之道的人，如果這樣的人求不到，退而求其次，也要交到激進的人或狷介的人。在《中庸》篇中，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看來在孔子心中，中庸是君子必備的品德，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導思想和原則。關於君子的定義，《論語》明確提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質彬彬，就是前文所說的中行之人，對於一個君子來說，禮儀形式的文和樸實的基礎的質同等重要，不可相勝，不可偏廢。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孔子所提倡的治國之道實際上是在中庸思想指導之下的寬猛相濟的政治觀，他十分推崇稍早於他的鄭國執政大夫子產臨終對太叔說的話，繼承併發揚了了子產的為政思想，借鑑了西周以來明德慎罰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寬猛相濟、德威並重的治國方略，這是孔子的中庸思想在政治上的運用。
以上所說都是孔子提倡在個人認識世界、修齊治平方面要做到中庸，但考察孔子的中庸之道的深層用意，還是要從當時社會的實際狀況出發去闡釋，孔子生活在禮崩樂壞的時代，周道不行，各國以力相爭，傳統的理想型的天子“允厥執中”，萬邦來朝，眾星而拱之的狀態已不復存在，禮樂征伐甚至出於大夫，這就是當時的“時”，孔子一向重視時，孔廟裡有一個聖時門，語出《孟子。萬章下》：孔子，聖之時者也。”孟子還舉出“孔子之去齊，接瀝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仕而仕，孔子也”，以此作為孔子是聖之時根據。孔子自己在論述了“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七人之後，也說過“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這個無可無不可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孔子聖之時也的同義詞。也就是說可與不可，儘管是事物的兩級，儘管表面上是對立的，但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這說明孔子並不是一個泥古不化之人，他的無可無不可正說明他是可以隨時而變的聖之時者，所以中庸作為孔子思想的總方法論，庸解釋為常，似乎說不通。這也是孔子中庸思想的一種表現，孟子稱讚孔子是聖之時者，說明孔子的中庸之道是時“中”，在孔子看來，因應時變，或現或隱，或貧或富，其準則在於“時”，所以孔子強調：“君子而時中。因為孔子強調時中，所以也可以印證中庸之庸不可解釋為常，即不變之意。
事實上，把整個儒家思想放到諸子中去考慮，它的整個思想也是介於墨家、法家之間。墨家主人本，講兼愛，為天下，強調道德、良心。法家主物本，注重物質利益，為自己，不考慮道德問題，完全從物質出發，而儒家處於此二者之間，執兩家而取其中，既講人又講物，既重禮又重法，細糾之也是稍偏墨家，體現出溫和、不偏激的性格特徵。不論其實質若何，但至少在表面上儒家所形成的學派風格，應該也是與中庸這一指導思想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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