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德与政治是一对孪生姊妹，又是一对天生的仇家。没有仁德的政治是没有合法性的政治，而没有政治保障的仁德往往又非常脆弱；政治往往摧残仁德，而仁德却又成为政治的基础。中国人历来重视文治与武功，并且将文治放在武功的前面，意思是文治在先，武功在后。
那么，什么是文治呢？一般来说，文治就是以仁政治国。唯有施“仁”政，才能深受民众欢迎，才能令天下长治久安。在总结前朝失败的基础上，刘秀确立了一套新的治国方略，其核心是好儒任文、以柔治国。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梁惠王上篇》
惠王说：“魏国曾一度在天下称强，这是老先生您知道的。可是到了我这时候，东边被齐国打败，连我的大儿子都死掉了；西边丧失了七百里土地给秦国；南边又受楚国的侮辱。我为这些事感到非常羞耻，希望替所有的死难者报仇雪恨，我要怎样做才行呢？”
孟子回答说：“只要有方圆一百里的土地就可以使天下归服。大王如果对老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少收赋税，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让身强力壮的人抽出时间修养孝顺、尊敬、忠诚、守信的品德，在家侍奉父母兄长，出门尊敬长辈上级.这样就是让他们制作木棒也可以打击那些拥有坚实盔甲锐利刀枪的秦楚军队了。
“因为那些秦国、楚国的执政者剥夺了他们老百姓的生产时间，使他们不能够深耕细作来赡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东离西散。他们使老百姓陷入深渊之中，大王去征伐他们，有谁来和您抵抗呢？所以说：‘施行仁政的人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王请不要疑虑！
早在征战的时候，刘秀就认识到儒学的重要性。所谓“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他想方设法把一些著名儒学人物拉到自己的身边，或任以官职，或冠以衔号。这样他身边很快就集中了如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一大批当时的著名学者。刘秀对他们以礼相待，或听取他们的策谋，或利用他们的名望和学识从心理上威服僚属，抑制他们居功自傲的情绪。
刘秀自己就是一个爱好儒学的人。当朝廷议事结束以后，经常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重视健康，保养精神，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刘秀有时亲自主持和裁决当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自从平息隗嚣、公孙述以后，除非紧急时刻，刘秀从不讲军旅问题。
皇太子曾向他问起有关攻战的事，他说：“这个问题不是你所涉及的。”有一次，有人上书建议趁匈奴内部分裂而又遭到严重灾荒的机会，用几年的时间一举消灭匈奴。但是，为了民众的安居乐业着想，他坚决地否定了这个建议。
刘秀如此倡导儒学，不言兵事，为的是筹划着改造他的官吏队伍，以适应由取天下向守天下转变的这一根本需要。他本来的官吏队伍，多是在战争中凭军功提拔起来的。这批人善于斩将屠城，但也喜功放纵，对于治理地方、安集百姓均不相适宜。他们即使有些不顺手、不听使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违背法纪，刘秀也不便对他们有过于严格的要求。随着战火的平息和儒学的活跃，刘秀逐渐改变了官吏队伍的素质和结构，用文吏取代功臣，功臣们交出手中的权力，离开官位，各自回到家中养尊处优。
刘秀少时生性温柔，缺少凌厉之气。即帝位以后，仍是如此。有一次刘秀回到家乡，同族的婶子大娘们见了他这个当了皇帝的侄子，接受着他的赏赐，喝着他设下的酒，异常喜悦。叫着他的名字相互议论说他小时候谨慎诚实，对人厚道，不计较小事，什么都好，只是太温柔了些。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刘秀并非说笑，他的确是要以“柔”作为治国之道。
刘秀的“柔道”，首先表现在征伐占领之后，注重安抚，以民为重，不事屠戮。凡是投降的，只把他们的首领送到京城来，对小民百姓，则遣散回家，让他们种地，拆掉他们的营垒，不让他们重新聚集。他主张征伐战争不一定要攻地屠城，要点是安定秩序，召集流散的人口。
刘秀“柔道”的第二个内容是：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奴婢的政令。建武十一年下诏书宣布：“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于用火烧烫奴婢的，按法律论罪；对被烧被烫的奴婢，恢复其平民身份；废除奴婢射伤人判死刑的法律。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书宣布：被卖的妻、子愿回到父母身边去的，听其自便；敢拘留者，按法律论罪。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一再下诏宣布：自建武八年（公元32年）以来被迫当了奴婢的，一律恢复平民身份；自卖的，不再交还赎金；敢拘留者，按《略人法》（针对当时青州、徐州一带豪强势力强逼弱民为自己当奴婢的法律）从事。
刘秀“柔道”的第三个内容是：减刑轻税，并官升职。建武七年（公元31年），下令京都地区及各郡、国释放囚犯，除犯死罪的一律不再追究外，现有徒刑犯一律免罪恢复其平民身份；应判两年徒刑而在逃的罪犯，由地方官吏发布文告公布姓名，免治其罪，使其放心回家。
建武六年（公元30年）诏书宣布：因军队屯田，储粮状况好转，废除征收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恢复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实行的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
汉朝的官府及吏员设置在汉武帝时曾大为膨胀，庞大的官僚机构是造成汉武帝及以后时期民用匮乏的重要原因。刘秀即位后大量合并官府，减少吏员。在这个问题上，刘秀也表现得很有气魄，仅建武六年（公元30年）对县及相当于县的封国进行调整，“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些措施使费用大为节省，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刘秀作为明君，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饮酒，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他曾令太官（掌管膳食的官职）不要接受郡、国奉献的珍馐美味。将远方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赐给骑士。汉朝自武帝以后，后宫掖庭人数达到3000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级的就分婕妤、容华、充衣等14个等级。
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人有爵秩，贵人的待遇只有谷数十斛。此外有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均无爵秩和规定的待遇。刘秀在世时要预建陵墓，名日寿陵，特意叮嘱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水就可以了，而且将来要像汉文帝那样，不随葬金宝珠玉。
刘秀常常显示出一种恢廓大度、平易谦和的气貌。焚烧王郎文书以安人心，宽宥朱鲔以降洛阳，表示诚信以服铜马，都是常被人们称道的事例。
刘秀的老同学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人，自年轻时就有高名，刘秀对他很有好感。刘秀当了皇帝后，他隐姓埋名不愿相见。刘秀令人画了他的像，天下张贴寻找。后来发现他在齐国一个湖边钓鱼，三次派人才把他请到。刘秀很高兴，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他躺在铺上不起来，也不说话。刘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着他的肚皮说：“唉，唉，子陵，就不能帮帮我的忙？”严光还是不答应。
过了好久，才睁开眼睛看着刘秀说：“人各有志，何必勉强我呢？”然后又闭上了眼睛，刘秀失望，只好离开，并叹息说：“子陵，决心不肯为我当臣下吗？”过后，刘秀又见他，只讲旧日的交往，不讲要他做官的事，叙谈了好几天。刘秀从容地问他：“我比以前怎么样？”他回答说：“陛下比以前有些长进。”刘秀和他同床共卧，他把脚压到刘秀的肚子上。刘秀坚持要他做谏议大夫，但他仍不干，后隐居富春山（在今浙江桐庐）。
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时甚至会产生厌恶的态度，但是他却时常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诏书中，经常说自己“德薄”，要上书者不要称赞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一些所谓“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将这些“嘉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刘秀一律不许。
刘秀柔以中兴，通过实施深得人心的政策，使广大民众安居乐业，幸福生活。从而，也巩固了汉朝的统治基础。可见，只有做一个“仁”者，才能获得世人的拥戴，才能成就一番伟业。
治理一个公司，管好一个家也是同样的道理，要讲究一个“仁”字。对待自己的下属要施行“柔道”，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否则动辄就大肆批评，只会引起下属的不满和抱怨。对待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果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要耐心地教诲，不能动不动就拳脚相加，这样只会使孩子更加叛逆，或者暂时屈从于威严，但根本不会起到真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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