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耳順之年的列夫·托爾斯泰，開始著手寫就他人生"最後"一部鉅著《復活》。

兩年前他從一位友人口中聽聞一件"妓女偷酒慘死獄中"的故事，深受震動。

彼時，歷經早期在《戰爭與和平》裡傾注"階級"的美好幻想，被"目光所及"的現實而破滅，中期在《安娜·卡列尼娜》裡意欲革新式的"雙線"矛盾探討，也被後續越發腐朽的現實而戳破。

而這本《復活》，正是於託翁（列夫·托爾斯泰）對真實而絕望的社會現實中，試圖"撕毀一切假面具"用一種"清醒的現實主義"尋求救贖之路中誕生。

託翁

有趣的是，或許生於那個混亂而荒誕的19世紀，似乎那個時期的歐美蘇等各國，都處於一個守舊與發展矛盾激化的過渡，封建社會的沒落到資產階級的興起，都讓當時的社會呈現出一種，黑暗而腐朽的"追名逐利"，枉顧人倫的"地獄世界"。

遂而這個世紀的文學開始有了極其不同的轉變，不僅逐漸傾向於現實主義的犀利、批判的創作，還破天荒地讓作品裡描述的"對象"集體下移，以及"反道德"般地轉變"歌頌"對象，極盡反諷現實之勢。

甚至開始聚焦於"特殊"人群，比如任何社會必不可少，又極其"厭惡"的妓女身上。

但歷來，人們始終對這個"職業"觀感複雜，主要在於性別的主觀感受上，女人自不必說是極其厭惡，但於男人來說，則是複雜的愛恨交織。

男人愛她美麗的面容，姣好的身材，綽約的風情，恨她無情無義，有錢才是"爺"，講情便不認。

其實"自願"入了風塵之人，大多都似了去紅塵的"僧尼"一般，

《茶花女》

正如亞歷山大·仲馬（小仲馬）在1848年首創，讓一個妓女瑪格麗特成為《茶花女》的主角，隨後在1880年莫泊桑更是在《羊脂球》裡，用主角妓女羊脂球來對當時黑暗現狀，極盡諷刺之能。

更別說，託翁嘔心瀝血，十年方成的《復活》，女主妓女喀秋莎的分量表達同樣不輕。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男人愛妓女，而這些名著，又為什麼喜歡寫妓女？

或者換個說法，如果成為妓女是一條"不歸路"的話，那麼"走錯路"的她們，要怎麼才能"活下去"？

由此延伸，19世紀對人的一生要怎麼"活著"的思考，或許這個答案就在託翁最後的"警示"《復活》中的兩條路里。

第一條路："成為"妓女的喀秋莎

妥協著墮落，覺醒著復活

作為"最後"鉅著的《復活》，託翁歷時十年，前後六易其稿，只為復活心中最"完美"的黑暗的俄國社會現狀。

或許是人到耳順，開始返璞歸真，於是放棄了早年犀利而溫柔的筆觸，也放棄了所謂"方法論"的種種華麗的敘事手法，在這本書裡，只是用最簡單而樸素，平鋪直述，甚至鉅細無遺到略微拖沓的娓娓道來去講述一個關於"精神復活"的故事。

貴族青年聶赫留朵夫誘姦姑母家中養女、農家姑娘喀秋莎·瑪斯洛娃，又拋棄她，於是導致她淪為妓女。多年後，當她被誣告為謀財害命時，他卻以陪審員身份出席法庭審判她，此後"覺醒"愧疚的他開始為她四處奔走，救援，卻在這期間一次次被精神洗禮，最終"復活"了自己。

雖然本書主要的內容，還是突出聶赫留朵夫的"復活之路"，但是，妓女喀秋莎就像是一面鏡子，與主角互相"成就"，也以自身的悲慘經歷照進現實，是託翁對"底層"的另一種人生之路"救贖復活"的思考。

但，歷來讀者的目光總是聚焦於主角的"復活"思考之上，當然也是託翁在其中注入自己的一部分，去通過他去展開對人類和社會廣泛意義上的討論和探尋"活著的出路"與意義。

而認為喀秋莎不過是一件"復活"聶赫留朵夫的，贖罪和救贖的關鍵"契機"而已，甚至開始對喀秋莎的"本性"與代表意義，有了兩極分化的觀點。

一派，認為其勇敢而清醒，是不屈活著，追求真正自由與救贖的偉大女性，尤其她在聶赫留朵夫的一次次"探監"中，不斷成長，不斷醒悟，甚至忍痛拒絕夢想的婚姻，而選擇辛勤勞動，平凡而艱苦的"革命"生活，正是"底層"中最有力的發聲；

而另一派，則根據喀秋莎"一生"的經歷，反過來認為託翁筆下的喀秋莎，正是一個諷刺貴族黑暗的代表，表現於喀秋莎從小以養女的名義被聶赫留朵夫的姑母收養，但實際上則是貴族們空虛生活中的玩物罷了。

於是，被誘姦懷孕之後，立刻被毫不留情地趕出去，但是失去優渥生活的喀秋莎卻因此失去了"自力更生"的能力，遂而開始淪為"最簡單，最好的"風塵生活，一如從前的"養女"人生一般。

如此一來，這一派的觀感會認為喀秋莎的"復活"更像是對自我的救贖，與對如聶赫留朵夫一般的貴族階層真實的噁心嘴臉的深深批判，正如她憤恨而悲慼地對，以嫁娶求原諒的他說：

"你在塵世的生活裡拿我取樂還不算，你還打算在死後的世界裡用我來拯救你自己。"

於是後續的喀秋莎拒絕了他的求婚，轉而開始幫助"別人"，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對自己的"精神復活"。

但這兩派觀點，各有瑕疵，因為不管是從那個角度看，其實於喀秋莎而言，都缺少了根本的人性的複雜本性，以及當時混亂而黑暗社會的"階級分層"的必然性。

是的，如果說喀秋莎的"錯誤之路"（淪為妓女）是必然的，那麼於當時千千萬萬的女性們是否失去絕對的"普遍公平"？其實任何時代，生而為人，既不可以選擇自己的人生，又可以成就自己的"活著"。

雖然那個時代充滿黑暗與混亂的階級"碾壓"的不公，但是，正如託翁對喀秋莎前後如反轉般的人物設計，尤其是用一次又一次的探監，去完成喀秋莎內心和精神上的轉變與思考。

帶來的就是另一種屬於"自我精神救贖"的探討，人的一生要如何活著，其實真正決定的重要部分，是取決於對自我的"感悟"，也就是說，只有在精神上成就自己，才能真正得到"活著"的意義。

正如喀秋莎的活著，她辛勤勞作，用汗水換麵包，與"政治犯"西蒙松結合，艱難而快樂地生活著，這不是一種簡單的"精神復活"，更是託翁對"底層"人民最好的"祝福"，

不妥協於生活的"活"，而是昇華到精神復活的"活著"，或許，這就是19世紀對於"最底層"人們一生的怎麼"活著"的最佳"解讀"。

第二條路："醒悟"尋找的聶赫留朵夫

時而清醒，時而迷茫，曲折的求索，"未知"的救贖

正如"感同身受"一詞的可笑之處一樣，其實身處21世紀的我們，真的很難去想象19世紀人們的"苦"與對人生的"迷茫"，即使可以通過藝術作品與文學描述去客觀呈現那個時代，也依然不免用現代的眼光去苛責當時的人與人的生活。

所以，後世在託翁最出名的"三部曲"，《戰爭與和平》到《安娜·卡列尼娜》，再到《復活》的整體觀感就像是在看一個搖擺不定的"小人"，而不是偉大的託翁。

所以被託翁傾注最"深情"的聶赫留朵夫，更像是一個矛盾而蠢笨，難以理解的"精神囚徒"。

其實年少時讀《復活》根本看不下去，或許是看到他把土地分給農民的"瘋狂行為"，不能理解，就好像一個人很有錢，卻傻到把所有錢分給乞丐一樣荒謬。

《與妻書》

正如大名鼎鼎的《與妻書》，年少時深入瞭解林覺民的背景之後，卻開始覺得"難受"，雖難以理解那種富家少爺的革命犧牲精神，個人選擇也無可厚非，但是為此拋棄責任，以"大愛"，廣而告之地逼迫"小愛"妥協，難道不自私，反人性嗎？

不過，或許是人生的閱歷累積到一定時候，以另一種"理性平行"的視角去看待，才發覺，這類諸如林覺民，聶赫留朵夫般的人物，是活地最真實的人，他們精神超脫了對人生一切"需求"的昇華，那是一種絕對的"精神復活"，一種無法評價但"最好"的活著。

託翁把自己一生所有的思想與"理性"精華全部放在了《復活》裡，把自己切成兩半：

一半是"一生"的自我剖析，化為聶赫留朵夫一生永遠搖擺不動，幾易心志的精神復活；

而另一半則是"理性"的幻想思考，（或者說探尋。）就是那個無名氏的"總結性旁白"，永遠反人性般，一針見血地，在恰如其分的地方直刺"根源"，尋求"復活"的最佳，最不可能的典範。

其實這才是託翁想要對19世紀末，那個飽受戰爭、飢餓、壓榨、剝削與不平等的混亂時代的揭露與同情。

這個感性而幼稚，衝動而思想脆弱的聶赫留朵夫，在整個故事裡，時而清醒，時而迷茫，曲折而起起伏伏對"人生與未來"的求索，更是一種真實而現實的人性複雜的集中展現。

19世紀的貴族們

青年時的放蕩，安於現狀，極盡享受自己身份所帶來的尊榮，與"理所當然"的高高在上，但是在法庭上見到喀秋莎時，那種突入起來的"人性"開始壓倒"獸性"，開始有了"向上"的轉變。

由此清醒時的"人性"佔據了上風，開始厭惡社交與"貴族"的生活，分土地給農民，享受起精神世界給予的成就與滿足感，而後再永無止境拯救各種"犯人"，不得不面對從未"看"到過"底層"黑暗腐敗社會的危機的"獸性"開始復甦。

然後隨著喀秋莎去西伯利亞"生活"，又是一次對自己"人性"的加碼，被壓抑的"獸性"在喀秋莎嫁給西蒙松之後，完全放鬆的愧疚與心靈得到的原諒與解脫，讓他的"獸性"復甦。

於是他回到從前的貴族生活，又開始盡情揮灑階級優越感帶來的舒適與快樂，但最妙的還是最後的神來之筆，託翁讓他在宗教裡得到"真正"的精神復活，得到"永遠"的救贖，最終讓"人性"得以迴歸。

正是這樣一個看似得到宗教"救贖"，精神得以復活的聶赫留朵夫，才是託翁筆下最犀利和深刻的，對當時社會的諷刺與批判，那是一種超越一切的痛苦絕望。

正如託翁一生的最後，82歲高齡的他，徹底放棄了自己，也放棄了對世界和人生，絕望的他離家出走，最後病逝，用行動與時代抗爭到底。

是的，託翁最後的《復活》，其實想要表達的是，沒有"復活"，因為那個時代，那個從根源就開始被侵蝕的社會，千瘡百孔的人們，根本無藥可救，也無路可走，即使最後的"精神家園"宗教亦是如此。

正如託翁的另一半"理性"化身，那個讓聶赫留朵夫"人性"最終清醒過來的無名氏，最後讓他走向宗教的懷抱一樣，不正是對那個社會的最大諷刺？

這本《復活》其實就是託翁對自己人生最後的"探尋"，兜兜轉轉，最終 只能歸於"上帝"的救贖，多麼諷刺與無奈。

寫在最後：

週末兩天的成果，其實也是對近一段讀書的消化，從前在學校被逼無奈地讀名著，總是當成各種奇怪的故事閱讀，以自己對現實的理解去看待。

但是時過境遷，有了生活的澆灌與歷史背景的加持，再去看待這些名著，就像是進入一個個光怪陸離的異世界。

19世紀的名著筆下，化身為"妓女"的各種故事，其實都是一種在當時對黑暗社會的最高諷刺與不滿反抗，金錢、利益至上的社會，與今天何其相似，只不過被華麗的外衣掩蓋，包裝成"星星"而已。

或許一本《復活》最後以投身宗教最為最高救贖，最佳人生之路，但是人究竟要怎麼活，才算是活著，還需要個人的冷暖自知吧......

《安娜·卡列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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