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如何瓦解歐陸的基督帝國

編 輯 | 文 松

文中內容不代表東亞評論觀點和立場

14世紀，一場史上最嚴重的瘟疫帶走了歐洲1/3~1/2的人口。

由蒙古軍隊帶來的元兇鼠疫桿菌爆發得反覆無常。在短短的一個世紀中，上帝的鞭子（詹姆斯•湯普遜語）曾在1347—1351年、1361—1363年、1369—1371年、1374—1375年、1380—1390年間五次肆虐歐亞大陸。

凡是染上這種病的人，大多死於它引起的敗血症。由於皮下和臟器出血，會造成患者身體局部出現紫黑色斑點，這也是其名稱的來源。

1347年~1351年鼠疫在歐洲爆發的先後時間

如今，隨著公共衛生意識的提高和現代醫學的發展，鼠疫也許無法再一次像它的先祖一樣鞭打人類，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它給我們帶來的教訓與啟示並不會因此而不同。

讓我們首先回溯到黑死病爆發之前的西歐社會中去。

一個讓我們耳熟能詳的說法是，“黑暗”的中世紀時期，教會作為西歐的至高宗教權威，利用神學作為麻痺民眾的道具，攫取權力和財富，而作為最高領袖的教皇則在歐洲大陸隻手遮天，無所不能。

但如今，當我們再一次提到教會，只會想起那個人口比不上一個學校的小國梵蒂岡，和那位看上去人畜無害，甚至有點像鄰家老爺爺的長者。

現任教皇方濟各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更不是一天崩塌的。從教會睥睨歐陸到被趕下其政教合一的崇高神壇，這樣的過程持續了幾個世紀，而黑死病在其中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推手角色，它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空前的災難，也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契機和轉折點。

313年的米蘭敕令以降，誕生於巴勒斯坦省（今巴勒斯坦、約旦等地區）的基督教終於取得其在羅馬帝國傳教的合法地位。儘管下達這道命令的君士坦丁一世也許並未產生將基督教定為國教的念頭，但他的繼任者迪奧羅西一世意識到，這是一個對基督教加以改造利用，並改變羅馬多神信仰局面的好時機。

公元380年，這位統治者將基督教定為羅馬帝國國教，並禁止其他一切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許多建造於古希臘、古埃及時期的神廟被焚燒破壞。

在漫長的歲月裡，羅馬地區教會一直把自己當做帝國諸行省教會中的領袖，起碼是領袖之一。公元445年，瓦倫丁尼三世頒佈詔令稱，羅馬主教的制定的教令應該成為全教會的法律，但這項詔令被亞歷山大教會、君士坦丁教會等勢均力敵的對手所強烈反對。公元451年，東羅馬帝國皇帝卡爾西頓在第四次大公會議上宣佈君士坦丁堡主教與羅馬主教具有同等的宗教權力。

儘管此時基督教已經成為羅馬帝國的精神支柱，作為宗教領袖的羅馬主教並未獲得太大的世俗權力，只不過是帝國思想控制的一個工具人罷了。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一切全憑皇帝吩咐。

然而，當西歐從奴隸制逐步走向封建社會的動盪中，教會也伺機而動，盡力完成其世俗化與國家化的目標。在教會不斷插手世俗領域的事件中，丕平獻土可以算是最早也最具有標誌性的一個例子。

加洛林王朝的締造者矮子丕平和教皇司提反二世

回顧充滿變革的8世紀，輝煌一時的西羅馬帝國早已煙消雲散。在匈人首領阿提拉的幾輪侵襲下，被分割過的帝國的軍事實力已經不復凱撒當年，接踵而至的日耳曼僱傭軍給了這個衰弱的帝國最後一擊。

此時，西羅馬的中心亞平寧半島（今意大利地區），成了拜占庭（東羅馬）帝國、倫巴底蠻族和羅馬教會的博弈場。

如今，森林中走出的日耳曼蠻族逐漸控制了原西羅馬地區的廣大疆土，此時的羅馬教會失去了坐落於帝國首都的優越的地理條件。隨著位於拜占庭帝國首都的君士坦丁堡教會所代表的（東）正教的興起，羅馬教會這一“遠水樓臺”主張的大公教漸漸被冷落。但羅馬人時刻面臨著來自蠻族的威脅，隨著東西派的分歧日益嚴重，羅馬教會不得不尋找一座新的靠山。

739年，教皇扎卡利亞斯開始向蠻族王國法蘭克的大臣查理·馬特求助，雖然遭到拒絕，但這象徵著羅馬人政治傾向的轉變。他們不再著眼於無意向他們繼續提供庇護的東方帝國，反而期待著與蠻族人合作。

隨後，查理·馬特之子，法蘭克王國真正的掌權者宮相丕平主動向扎卡利亞斯拋出橄欖枝。老謀深算的權臣向教皇大人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王室衰微，誰該當王國之主？”在面對宮相猶如問鼎般帶有暗示性的問題時，扎卡利亞斯不僅沒有反對，反而回答道：“誰為法蘭克操勞，誰就是它的主人”，甚至派美因茨主教為丕平行塗油禮，旨在為丕平取代墨洛溫王朝提供道義上的支持。

作為上帝在人世間最有權威的代言人，扎卡利亞斯的肯定無疑為丕平篡位的舉動提供了來自上帝的認可。丕平在成為法蘭克國王以後，更加積極地回應承認自己統治合法性的羅馬教會。

754年，丕平將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部分土地贈與教會，旨在取代拜占庭帝國，向耶和華的子民們提供庇護。一個獨屬於教皇的國家於是開始在亞平寧半島上拔地而起，成為歐洲大陸這塊黑白博弈場上最重要的一顆棋子。

雖然今日的國際象棋裡並沒有教皇大人的一席之位

隨後，在此之前從未於名義上干涉世俗政權的教皇司提反二世本人，又親自前往法蘭克王國將丕平再次加冕為王，並且加洛林王朝的子孫，將世代被授予Dei gratia rex（上帝恩准之國王）的頭銜。

歷史總在以不同的方式重複著，795年，利奧三世在非議和反對聲中登上教皇寶座。次年，丕平之子、法蘭克國王查理給他寫了這樣一封信：“我的職責是用武力保衛教會，使它不受異教徒的蹂躪與攻擊。而你，神聖的教父，你的職責是用祈禱支持我的武力。”799年，利奧三世遭到反對派的攻擊，被迫逃出羅馬。沒有食言的查理迅速派軍隊掃清了叛亂，扶持利奧三世重登聖座。

而利奧三世則在公元800年時親自為查理加冕，並稱他為“羅馬人的皇帝”。這位賭贏了的政治家同時也是個幸運兒，他以蠻族國王的身份繼承了西羅馬帝國早已斷絕的皇帝體系，建立起囊括西歐絕大部分地區的龐大帝國。

在拉特蘭教堂中，有一副著名的彩圖。

從此以後，由教皇為皇帝親自加冕成了一種習慣。西歐的歷任皇帝們無不希望和他們的父輩一樣伸出脖頸，接受那頂來自教皇授予的，代表上帝認可的皇冠。

值得一提的是，在858—867年間任教皇的尼古拉一世“提出羅馬教會是彼得首創的教會，因此具有高於其他一切教會的權威性，只有羅馬教會的主教即教皇才有權力召開宗教會議，而其他任何人——包括皇帝和地方主教都不擁有這種權力。”[1]

他拿出了著名的君士坦丁贈禮作為依據。

“該文獻謊稱收集了一封君士坦丁皇帝致當時的羅馬主教西爾維斯特的信件，在信中君士坦丁宣稱：為了感謝基督教會對他的拯救，他決定把羅馬之外的四個宗主教區——安提阿、亞歷山大里亞、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一切信仰事務的宗教管轄權，以及'意大利的或整個西部地區的行省、地區和各城市'的世俗統治權均授予西爾維斯特及其繼承者。”[1]

這份文件在文藝復興時期被證偽，並給本就搖搖欲墜的教會帶來了極大的打擊，我們接下來會對它進一步解釋。但在當時，它確實對羅馬教會的權力提供了權威性。作為米蘭敕令的直接受益者，終於當家做主翻身把歌兒唱的各地主教們恨不得給君士坦丁大帝塗上滿臉的油，再親上他幾口，他的話自然成為了各教會奉行的金科玉律。

從此，意大利中部形成的教皇國也開始在西歐世俗政權的鬥爭中分一杯羹。儘管教會在經濟、軍事都無法與諸多王國相抗衡，但憑藉上帝的名義，幸運的教皇們也可以讓皇帝們屈服於耶和華的榮光之下。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否認鼓吹“神權至上”的格里高利七世為教皇，作為反擊，教皇宣佈開除亨利四世的教籍。此圖是亨利四世為了取得教皇的寬恕，在卡諾莎城堡外赤足等待三天三夜。王權和神權的合作與對立微妙而和諧。

世俗君權與教會的衝突在所難免，但大多情況下，有哪個君主不想堂而皇之地宣佈自己是“奉天承運的正朔”呢？由於教皇在宗教事務上的至高地位，君主們大多樂於與其媾和，而教會為了獲得世俗權力與更多的土地和財富，也通常會對他們給予支持，神權與王權的互相勾結、時而鬥爭構成了西歐8世紀以來的統治階層。

但當黑死病開始踏上歐陸的一瞬間，事情正在起變化。

黑死病並不發源於歐洲，但隨著成吉思汗的東征西戰，人口相對密集的歐洲反而成為它肆虐的巢穴。隊伍龐大的商船溝通著西歐與中東，也為黑死病的傳播搭建了橋樑。

根據主流研究的觀點，無論是患病率還是死亡率，城鎮人口都遠高於鄉村人口。商業發展所帶來的密集的人群和惡劣的壞境也許是原因之一。而在城鎮中，不幸罹難的除了民眾以外，更有很大一部分是教會里的神職人員。這是由於當時的神父往往是學習時成績出色，工作時政審過關的高級人才，許多神父同時也是出色的哲人、醫生抑或拉丁語學者。

在醫療資源稀缺的中世紀，許多神職人員不得不肩負起救治患者以及臨終聖事的使命，但不幸的是，黑死病並不向歐洲展示它對教徒的仁慈。

“據施魯斯伯裡估算, 英國受俸教士的最大死亡率當在43.5%左右。”“在黑死病期間, 德國死亡的方濟各修會修士多達124434人, 在意大利有30000名方濟各脫缽修會修士命喪黃泉。”[2]

由於認知的缺乏和醫學的落後，那些挺身而出的高尚的神職人員不僅沒能撫慰民眾的痛苦，反而成為鼠疫桿菌的傳播者。

在整個歐洲，神職人員的大量死亡大大挫傷了教會的基礎統治力量。教會的統治猶如一臺冰冷的機器，有序而穩定地運轉著，教皇是這個機器的核心，地方教會則是機器上的零件。在我們看來，這種現象或許可以被稱作普世性。

“普世”一詞源於希臘文oikoumene，意指“凡是人所居之地”。在當時的歐洲人看來，帝國權杖所指之地，便是世界。

梁漱溟先生認為，普世帝國是一個既沒有固定疆域，也沒有固定結構，更沒有固定民族的國家。帝國政治統一的先決條件是思想的高度認同，只有公民概念而無民族概念，“以天下而兼國家”。

在羅馬帝國及其後嗣的發展史中，我們也可以一窺普世帝國的特點。

早在公元212年，羅馬皇帝安東尼就頒佈敕令，承認“帝國境內一切自由民皆有公民權”。相較於西歐城邦時期沒有公民身份的外邦人而言，普世帝國下的不同地域各民族確實擁有平等的待遇，但這些公民們卻擁有一個與生俱來的身份——基督徒。

基督教作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其普世化表現甚至更為明顯。

首先，羅馬教會絕不容忍分裂，它尋求的是制度與精神上的高度統一。各地教會只能充當神權的四肢，教皇則盡其所能牢牢控制住主教的任命權。在上文中提到的格里高利七世與亨利四世的鬥爭，正是圍繞著主教的敘任權展開。儘管格里高利最終被逼出逃，客死異鄉，但他的繼任者完成了他的遺志，爭取到了由教皇本人任命主教的權力。

其次，教會有著與帝國同步的龐大神權官僚體系。從最頂端的教皇與紅衣（樞機）主教，再到地方的大主教、主教乃至最基層的神父，這樣的制度被稱作“聖級教階制”，等級森嚴，有著一套完整的晉升規則。我們可以注意到，羅馬帝國的每一個行省都有其當地教會。可以說，基督教的普世化與帝國普世化的步調基本一致，每當帝國開闢它新的疆土，急不可耐的傳教士們便一擁而上，為當地的異族人帶去上帝的福音。

如今，教會這個思想輸出機器的零件由於黑死病而被破壞，不再有規律地運轉，基督教思想大一統的局面便開始瓦解，但這一切卻間接促進了民族國家的誕生。

如神聖羅馬帝國這樣的政治共同體，由於鞏固其統治的基督教文化鏈條被打破，原本向皇帝效忠的帝國成員開始利用高漲的國家意識和民族主義強化自身權力。

“雙頭鷹圖案是沿襲古羅馬帝國圖騰，意即帝國是古羅馬的正統繼承者。中間的耶穌受難圖則表明帝國神聖性，帝國皇帝即是羅馬天主教會和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保護者。雙頭鷹翅膀上則繪上七大選帝侯國和德意志各大諸侯的旗幟，代表帝國的普世性和廣大疆域。”摘自百度百科“神聖羅馬帝國”詞條

直到14世紀，由於地方權力的不斷擴大，版圖宏大的神聖羅馬帝國逐漸演變成名義上承認皇帝為最高權威的邦聯。

到了19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名義上承認皇帝的權威，實則支離破碎。1806年，封建制度的摧毀者拿破崙勒令弗朗茨二世放棄其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尊號。曾經輝煌歐陸數百年的帝國就此滅亡。

“一個原本以為絕對不可動搖的秩序, 從精神信仰處鬆動了。”[3]

在此之前，過分理性的宗教思想佔據了歐洲人的頭腦。在那時，絕大部分人的夢想都是成為教會里的神職人員。除了常見的賄賂、欺詐手段，苦苦學習以辯證法為基礎的探究神學問題的經院哲學也是一個門道。經院哲學以神學為基礎，古希臘邏輯思想為內核，探求神性，摒棄人性，理性得甚至有些冷漠。

不僅如此，教會的權威人士們還樂此不疲地倡導人們對神學的絕對服從。比如《哲學的慰藉》中提出：“真正的美好不在於世俗的聲望、公職、金錢和幸福，而是在於上帝，因為‘作為造物主的上帝就是美好’。聖達米安則有一句經典的箴言：“哲學是神學的婢女。”

姑且不論這種思想能否培養忠誠的教士，對於大眾來說，這種號召是無益甚至有害的。它違背了人追求幸福、追求美好的本性，給整個西歐的靈魂打上了苦行僧的枷鎖。

耶穌最經典的兩幅形象——神性亦或人性？

但如今，民眾開始懷疑教會思想的絕對權威，基督教倡導的禁慾、理性、苦行的思想鉗制的鬆動激發了個體的人文主義、世俗主義思想和集體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思想的高漲。

中世紀教會所倡導的忍耐順從贖罪受苦的思想已經無法撫慰人們在面臨瘟疫時的恐慌與無助。面臨著落後的社會制度所必然帶來的貧困和剝削，西歐民眾顯得遲鈍、麻木不仁。

而此時，仍有許多極端保守甚至無知的神職人員依然堅持傳播主的福音。正如加繆在其代表作《鼠疫》所描寫的帕納盧神父一樣，荒謬無知卻又自以為是的“權威”反而挫傷了教會的公信力，甚至加深了民眾與教會的對立。

在民眾眼裡看來，這樣的言論既荒謬又極其不負責任。為什麼作為上帝代言人的神職人員沒有提前告知即將來臨的災難？為什麼理應完美無瑕的神父修女們反而遭受了“上帝的懲罰”而大量死去？

需要注意的是，鼠疫並未改變歐洲人的宗教信仰，它削弱的僅僅是教會與其代表的普世統治力量。在基督徒但丁的筆下，披著長袍在教堂裡禱告的教皇本尊，才是那個要接受上帝最終審判的惡人。

另外，在文化方面，由於大學多建造於人口密集的城市而非鄉村，教授和學生們也不能倖免。劍橋大學的40位教授中有16位逝世，歐洲30所大學中有5所被迫停課，

教會拉丁語和古典拉丁語淡出人們視野的同時，作為方言的通俗拉丁語不斷興起，成為意大利語、法語、西班牙語等羅曼語族語言的前身。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現象從大學開始擴散，促進了整個歐洲文科教育的世俗化。通俗拉丁語的出現和廣泛運用成為文藝復興的語言基礎，普羅大眾也得以更好地參與社會事務。

正如《歐洲中世紀史》當中提到：“在整個歐洲，越來越多的非神職人員掌握了記賬、閱讀公證人文書、譯解法律文件、撰寫家族歷史和日記的能力，在最後一條上，由以意大利人做得最普遍。”[4]

同時，許多運用方言寫作的文學家應運而生，成為文藝復興的中堅力量。人類對社會變革有著敏銳的觸角，而作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的這根觸角也許要比常人更長。

放眼四海，在社會的每一場大變革中似乎總能誕生一些偉大的人文鉅子，而在文藝復興的漩渦當中，則孕育出了但丁（現代意大利語奠基人）、喬叟、莎士比亞、彼得拉克等巨匠。來自異族的後期英雄史詩，代表新興階層的騎士文學和市民文學無不豐富著西歐的思想文化領域，那些老掉牙的神蹟傳說終於要和孩子們的床頭故事說再見了。

"我不想, 變成上帝, 或者居住在永恆中,

或者把天地抱在懷抱裡。

屬於人的那種光榮對我就夠了。

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

我自己是凡人, 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彼得拉克

在黑死病的摧殘下，教會的戒律清規漸漸變作一紙空文，人們開始發現自我。罹患了鼠疫的人們不知自己何時就會死去，比起苦苦等待上帝的召喚，不如先在人世間尋歡作樂。即使尚未患病，直面死亡的恐懼也足以使人的價值觀發生改變。許多人開始摒棄教條的苦行僧思想和禁慾主義，追求活在人世間的短暫享受。

“浩劫當前，這城裡的法紀和聖規幾乎都蕩然無存了；因為神父和執法的官員，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連一個手底下人都沒有，無從執行他們的職務了；因此，簡直每個人都可以為所欲為。

——薄伽丘《十日談》”

但一種新的觀念認為，推翻基督教普世思想最重要的一點是，西歐民眾的民族歷史觀念開始形成。在基督教的思想鉗制還未被打破之前，歐洲史壇以基督教史學作為主流，這一史觀的唯一目的在於從歷史上尋找依據來證明基督教的悠久、合理、可靠，譬如《上帝之城》的作者奧古斯丁認為，“人類歷史從上帝創世起還不到七千年”，如今的我們看起來也許啼笑皆非，但出於當時思想的侷限性，這就是歐洲最先進的歷史研究水平。

在他們看來，無論是宏偉壯觀的羅馬柱，還是恢宏龐大的希臘神廟，只要與上帝永恆的真理無關，便是可以棄之後話的。

諸如此類的歷史作品皆出自於當時的教士之手，其中絕大部分都以基督教的發展作為歷史記敘的譜系，其史料真實性往往依附於聖經等宗教經典的記載，譬如某某聖人如何發揮神力，讓某某虔誠的信徒起死回生，很多時候這些史料並不太經得起推敲。

該圖由最負盛名的聖經插畫家古斯塔夫·多雷創作

在前文中提到的“君士坦丁”的贈禮，它在文藝復興期間被但丁質疑，最終由學者瓦拉發現其詞彙上的錯誤從而證偽。這個用來證明羅馬教會至高無上地位合法性的文件都是偽造的，對於原本就已經不堪忍受謊言和欺騙的民眾來說，其他的基督教歷史還能被信任嗎？

黑死病後的文藝復興期間，教會的公信力日薄西山，維繫其統治合理性的基督教史學自然也成為人們攻擊的主要靶子。“任何歷史都是普世的歷史，任何民族都有進入歷史的權利”，這個觀點已經不能再代表歐洲史壇。

要打破教會對歷史的壟斷，就要誕生自己的歷史譜系。由於黑死病給教會的打擊實在太過嚴重，自顧不暇的教皇略微放鬆了他籍以控制歐洲的鎖鏈，卻給了先鋒思想一個出頭的機會。

譬如，對於上文中提到被教會所漠視的“羅馬柱”，黑死病中倖存下來的意大利人有著自己的看法。

“在那裡，對西塞羅時代曾一度統治地中海的羅馬的記憶，也一再被散落在城市裡的羅馬紀念碑，雕塑及古代建築物所喚醒。……彼得拉克的人文主義喚醒了他們對古代榮光的回憶。”[4]

對前塵的追憶也必然帶來對當下的思考。馬克思說，16世紀的一些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已經用人的眼光觀察國家, 他們是從理性和經驗而不是從神意中引申出國家的自然規律”。

與此同時，地方性而非普世性的史學作品開始出現，如具有代表性的馬基雅維利的《佛羅倫薩史》，從這本著作的題目來看，它記敘的範圍一目瞭然。值得玩味的是，在這本著作當中，堅定的愛國者馬基雅維利認為，是基督教文化阻礙了國家的統一。

與基督教史學不同的是，馬基雅維利的著作以人的視角而非宗教理念來解構歷史的因果關係和發展規律，採用歷史與政治相結合的觀念，並且運用了普羅大眾能夠理解的意大利語進行寫作，這在當時是一個重大的進步。

對於一個民族的產生，最重要的應是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面對不同的歷史事件，不同民族的人們有各自的共同回憶，從而產生區別於其他民族的立場。而這些記錄不同地區歷史的著作加強了人們的民族認同感，為民族國家的誕生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條件。

“歷史一記憶是集體一記憶的一部分,它以某一社會所認定的“歷史”形態被呈現在某一社會中,得到流傳。人們通過這一“歷史”來回溯社會群體的共同起源及歷史演變,來詮釋在社會中不同層次內的人群的認同與區分,為自身劃定邊界。”[5]

也就是說，這些地方性史學著作為各民族提供了“我們應當是誰”這一命題的答案。不是（受教會統治的）基督徒，更不是神聖羅馬帝國公民，而是德意志人，法蘭西人，英格蘭人，那不勒斯人。

滾滾向前的人文主義、世俗主義思潮打擊了教會的思想統治基礎。上帝的光芒依然照耀在人間，但他的代言人已不再被需要。肯定個人價值、撕破神學外衣已經不再是一件危險的事。

由於印刷術傳入西歐等客觀原因，越來越多象徵著先進思想的書籍漸漸流傳到民眾手中，讀書、藏書不再是貴族或教士的專利，民眾的認知水平也因此日漸提高。

日耳曼民族靠著借來的阿拉伯文化、古希臘文明的外衣，孕育著反對“理性”的偉大力量。主教們賴以生存的基督教文化枷鎖不僅被民眾唾棄，也被原先與他們媾和的世俗君主所摒棄。

“由此看來, 在歐洲步出中世紀、價值觀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 黑死病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使得希臘精神、希伯來精神和日耳曼傳統最終相互認同, 構成西方文明的特質。”[6]

但是，作為一場前所未有的瘟疫，黑死病確實從根本上動搖了西歐的思想文化領域，但其最明顯的表徵並不在於此。

在西歐，由於勞動力的銳減，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與土地的關係變得相對不那麼緊密，封建制度下的層層束縛得以略為鬆散，在自由的催化下開始出現資本主義的早期僱傭勞動關係，由此加速了農奴制的瓦解。部分大膽的勞動者甚至向受到重創的封建地主階級承租土地，並僱傭其他勞動者耕種。

除此之外，由於西歐人口的大量死亡，社會財富得以重新分配。許多貧困的農民如今一躍成為富裕的鄉紳。

因此，

漸漸的，隨著城市經濟和人口的恢復，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所代表的市場經濟得以再次興起。由於其職業的特殊性、人口的密集程度、環境的相對惡劣，在黑死病肆虐的過程中城市人口傷亡慘重。然而正因如此，大量農村人口得以湧入相對自由的城市，填補其勞動力空缺，並擴大了手工業產品的市場。

“黑死病也使社會結構大為改觀。它除了造成一個龐大的暴發戶階層外，還為許多人敞開了就業的大門。或者說為他們提供了從事各種新行業的機會。僧侶變成商人，先前的手藝人變成僱主和承包人，農業勞動者變成了鄉紳。”[7]

這樣前所未有的變化，對西歐經濟發展的影響可想而知。

由於高昂的人工成本，傳統的小農經濟和手工作坊生產漸漸不受人們的青睞。自給自足已經不再是經歷了黑死病的歐洲人的需求。在自由的城市中逐漸興起的手工行業，由於其獲利的唯一途徑就是製造商品並賣出，因此提高工作效率，減少人工成本成為生產資料擁有者們的首要任務。

儘管童工的效率比成年工人略輸一籌，但成本大大減少

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哪一次工業革命，其根本目的基本一致。而14世紀，促使人們完成這一目的的正是因為黑死病造成的人口銳減所帶來的人工成本的提高。

因此，在利益的驅使下，許多擺脫了基督教思想枷鎖的新興階級開始探求更廣闊的天地，尋找財富、市場、勞動力和原材料。在如今的我們眼中看來，這便是資本主義的早期資本積累。

同時，隨著宗教的矇昧面紗被新興的人文主義思想揭開，東風西漸不僅使西歐文化更加多樣，更為西歐帶去了中亞和東亞地區的科學成果，科技的發展被重新擺上議題。比如文藝復興的天才達·芬奇，不僅作為藝術家被世人熟知，在科學方面同樣饒有建樹。

達·芬奇不僅熱愛藝術，還沉迷於人體解剖與機械設計等自然學科

隨著資本主義在西歐的快速萌芽，這些興起的市民階層最終成為瓦解普世帝國統治的強大力量。

沒有經歷過中世紀的我們並不能感受到從思想上瓦解基督教思想鎖鏈的不易。維持了數個世紀的文化鎖鏈纏繞著整個歐洲大陸，把每個人的一生與普世帝國和普世宗教的夢想牢牢綁定在一起，從生來便承受著一種叫做神權的沉重的壓迫。如同辛亥革命後我們才發現，膝蓋其實不必用來親吻冰涼的大地一樣，掛在西歐民眾脖子上的十字架，也不再成為那隻扼住思想與命運的手。

站起來！不準跪！

與其說，黑死病過後的人們走出了矇昧、走出了黑暗，更不如說，是一個又一個時代的先鋒昂首挺立在人文領域的最前端，不懈地挑戰著宗教權威至高無上的思想壟斷，從而斬斷了精神枷鎖對自由個體的束縛。

當數百年後，第一帝國拿破崙皇帝伸出五指而不是脖頸，從庇護七世手中奪過沉甸甸的皇冠時，那一刻，歷史的鐘表彷彿撥快了數秒。

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拿破崙一世與教皇庇護七世

如今，能夠造成大規模傷亡的病原體依然存在於我們身邊。它們也許無法改變當下的社會制度和主流思想，但每一次諸如此類的災難，都會為我們帶來許多沉痛的反思。如果我們無法從中得到一些經驗教訓，反而任由它尋找再一次發生的可能，那麼，苦難將會變得更刻骨銘心。

“黑死病也許是現代人的開端, 雖然這一點並未得到公認。” [3]

*關於教皇、教宗、主教、普世牧首、牧首的區分：

教皇與教宗在英文都譯作Pope，該詞源於拉丁文中的papa。而主教往往指地方大公教的宗教領袖。由於歷史原因和翻譯問題，我們一般認為教皇=教宗=羅馬宗主教。

東正教的地方領袖則被稱作牧首，在諸多牧首當中又以君士坦丁堡牧首為最尊，稱為普世牧首。

在本文中出現了一些稱謂混用的情況，繫結合具體語境和當時歷史而考慮，為方便理解，大多標註了人名。

參考文獻

[1]趙林,簡論中世紀西歐封建社會的教俗之爭[J]。求是學刊，2017年。

[2]Mirko.D.Fantini.West medical thought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M].Harvard University 2 Press.Cambrige.1998

[3] W.Babara.Tuchman Adistant Mirror [M].Alfred A.Knopf,1978.

[4]本內特、霍利斯特，《歐洲中世紀史》[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

[5]康頔,歷史敘述與基督徒身份認同[J]。中央民族大學，2011年。

[6]李荷,災難中的轉變:黑死病對歐洲文化的影響[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年。

[7]詹姆斯•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M]。商務印書館，1992年。

在未來的365天，東亞君將與各位朋友一起去分享110本曾在全球知識界產生過廣泛影響、同時也曾給予我諸多刺激的名作。

希望能以此為各位讀者帶去新的衝擊與啟示。期待各位加入東評學社，我們不見不散！

END

閱讀更多 東亞評論 的文章

關鍵字: 基督教 巴勒斯坦 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