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被譽為“東方的文明”，可謂中國的國粹。我國使用筷子的歷史已有三千多年，不少外國友人到來後的第一樁新鮮事，就是用筷子吃飯，從筷子開始認識中國。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博士曾評價說：“中國人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發明了筷子，如此簡單的兩根東西，卻是高妙絕倫地運用了物理學上的槓桿原理”。使用筷子不僅輕便文雅，而且也有益於身心健康。
日本專家曾對使用筷子的人作儀器測定，發現小小的筷子運用起來，要牽扯到30多個關節和50多條肌肉。根據生物力學觀點，用筷子挾持食物，因關節承受的摩擦力和肌肉受到的拉伸，神經系統也得到良好的刺激，使之活躍。因此，用筷子可以促使手指靈活，頭腦聰明；並建議父母應儘早的教會孩子使用筷子，以開發智力。前蘇聯教育家霍姆林斯基也說：“兒童的智慧在他們的手指上”。
然而，國人根深蒂固、習以為常，同桌共餐時的筷子混戰，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
科學研究早已證實，進食時筷子所接觸人的口腔唾液中，既含有抗菌物質，又含有各種病菌。一些已經生病的人可能會使人比較注意防範；但有些雖然口腔中帶菌，但並不“生病”的人，醫學上稱為“健康帶菌者”；更有一些傳染病“潛伏期”尚未症狀顯現的患者。當這些“帶菌者”口腔中的病菌一經傳播給別人，別人則有可能患病。
眾人共餐時通過筷子為媒介的唾液交流，加上其它方面的接觸，於是病毒性肝炎、腮腺炎、風疹、猩紅熱以及肺結核、流行性感冒等多種疾病，便極易在“交流”中得到傳播。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性病患者的粘膜破潰的口腔裡，可找到生殖器皰疹病毒及梅毒螺旋體等病原體，這些看不見的殺手，更時刻會給忽略衛生的人們造成威脅。
澳大利亞研究人員調查了在澳大利亞以外出生的 328名中國男子和婦女，發現他們中間60％的人有幽門螺桿菌──比澳大利亞的白人高出一倍。唾液裡的細菌通過筷子、食物，使共餐者互相傳染，而幽門螺桿菌正是引發胃潰瘍的主要原因。
1922年冬，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在訪問日本時兩次途徑上海。本來對東方古國充滿了好奇，結果，他看到的不僅是飢寒交迫的中國百姓，更有不可思議的是，中餐桌子上人們竟然用自己的筷子，在一個盤子裡夾菜。他在遠東之行的日記中，用很多貶義詞記錄了當時中國的印象。
分餐制也並非外國人的專利。山東臨淄（曾是齊都城）曾出土一批青銅餐具，這批餐具經專家鑑定，是戰國末期燒製而成的，有鼎、豆、壺、勺、耳環等器具共31件。其中1 套七件式餐具，顯示了戰國時期上層階級已有分餐行為。
而在皇帝中，講究飲食衛生的要數南宋的宋高宗趙構了。儘管他在政治上是個昏庸的君王，但在飲食方面，並不因為自己是皇帝而無所顧忌。講究飲食衛生，也許是他活到80歲高壽的原因之一。《西湖餘志》載：“高宗在德壽，每進膳，必置匙箸兩副。食前多品擇其欲食者，以別箸取置一器，食之必盡。飯則以別匙減而後食。吳後嘗問其故，曰：‘吾不欲以殘食與宮人食也。’”
這裡所說的“箸”，就是今天我們所用的“筷子”。“箸”與“住”同音，船家認為此音於行船不吉，故反其意稱為“筷”。古時候皇帝吃剩的菜餚，一般賜給宮中其他人吃，在封建社會的道德規範中，是認可的。高宗在進膳時，“必置匙箸兩副”，先用“公筷”及“公匙”將食物取置於自己的容器中，再用另一雙筷匙食用；注意不把“汙染”過的吃剩食物隨便分給下屬，為其他人的飲食衛生著想，這是很不容易的。
在受中國文化影響較深的日本、朝鮮、越南等亞洲國家，都以筷子為餐具。據考證，早在唐朝以前，筷子就傳入了這些國家。每年8月4日，日本還有熱鬧的“筷子節”。經過改革，日本人一般已習慣分餐就食，在機關企業裡，有時中午需要聚餐，大家每人一個飯盒，各吃各的，即使宴會場合也是每人一份，端在人們面前。作為世界上的長壽國家，日本最重要的經驗就是普及衛生知識和改變不良的飲食習慣。
反思國人，儘管古代的上層社會中已實施過公筷、分餐的行為，但多年來提倡的分餐制至今實行者仍寥若晨星，就連十分簡便易行的公筷制也很不普及！
不久前，國家感染性疾病臨床研究中心、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的研究團隊，還在新冠肺炎患者的唾液、眼結膜分泌物中檢測到了新冠病毒核酸……。
因此，經過這次疫情的洗禮之後，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指出：與中國名滿天下的飲食文化密切相關又極不協調的是十分落後的進餐方式──“聚餐”。在通過立法的形式禁止食用野生動物、阻斷野生動物身上的病毒向人類傳播途徑的同時，要繼續大力宣傳倡導“分餐制”，一時做不到的要實行“公筷制”。這是文明、健康的需要，也是提高公民素質、樹立國人良好形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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