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勞動人民在製作絲紙的基礎上，經過改進發明瞭麻紙(如灞橋紙，羅布淖爾紙等)。不過，當時造紙業，產地有限，產量不多。因此，這種麻紙暫時還缺乏與簡、帛競爭的力量，社會仍以簡牘和縑帛為主要的書寫材料。

一、竹簡、縑帛、麻紙同時使用的漢代

竹簡笨重，使用不便。如漢武帝劉徹登基做皇帝之時(公元前140年)，有個名叫東方朔的齊國人，用竹簡給武帝寫了一個“奏本”，奏本中“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用了竹片三千枚。管事的官兒只好派兩個人抬進宮去。這一大堆竹簡，劉徹依次讀下去，兩個月才看完(《史記・滑稽列傳》)。另外，竹簡存放的時間不能太久，否則容易裂損。穿簡的繩索一斷，竹片散亂，不可收拾，使用和保管都不能令人滿意。

縑帛與竹簡相比，雖然具有柔軟、平滑、輕便，易於運筆等優點，但是，帛的價錢昂貴，且不易久存，難以普遍推廣使用。漢代一匹縑帛(2.2×40漢尺)的價錢當時可買六石(720漢斤)大米。在貧富懸殊的封建社會里，普通的“布農之士”哪能用得起縑帛呢？而且在縑帛上寫的文章，查閱一處要將全幅慢慢展開，耐心尋找，又不便核對，使用起來也麻煩。故後漢書寫道：“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

1973年至1974年初，先後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和三號西漢墓葬中發現了九百多枚竹簡，同時還出土了十二萬多字的帛書以及五幅精美的彩繪帛畫。這反映了在漢代我國南方使用竹簡和縑帛情況。

紙作為一種新的書寫材料，兼有竹(簡)木(牘)價廉，縑帛表面平滑的優點，又沒有竹木笨重，縑帛昂貴的缺點，紙可以抄得像絹那麼薄，量小質輕，便於攜帶，價錢便宣，利於普及；同時也適於書寫，是記事的好材料。因此，紙在初制時期雖然質量較差，但仍受到群眾歡迎。

由此可見，我國漢代是同時使用竹簡、縑帛和麻紙等書寫材料的。

二、“額濟納紙”的發掘，東漢時期麻紙已經流傳到了邊遠地區

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簡、帛與麻紙相比，缺點日益突出，而麻紙的優點日益明顯。

西漢末年，以綠林、赤眉和銅馬軍為主力的農民起義，打擊了封建統治，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展。手工業也隨之活躍。造紙在民間少量製作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東漢中期，“尚方”中的工匠利用樹膚(皮)、麻頭、敝布(舊布)、漁網等為原料，生產了一批質量較好的紙張，提高了造紙業在社會上的地位。

1942年在當時的內蒙額濟納河岸旁的漢代烽火臺下，發現了一張古紙，被命名額濟納紙。據報道，這張紙已經揉成團，上面寫了六、七行字(不全)，紙質粗厚，簾紋模糊，經鑑定是麻紙。在同一地點還發掘到七十八枚木牘，從上面所記的內容判斷可知木牘大都是東漢永元五至七年(公元93至95年)的兵器登記冊，其中也有一根永元十年(公元98年)的“郵驛”(古代送信的轉遞站)記錄。故有人認為這張紙當是公元九八年的故物。

由於這張紙並不是跟木牘一起同時出土的，雖然在同一地點，但是土層的部位不同，如果以木牘上的年號斷定紙的年代，似欠嚴密。而且，木牘可能不會是當年登記、當年作廢。只有在放棄烽燧之後，烽燧裡的物品才被埋進土裡。

査《後漢書・西羌傳》，衛戍額濟納的漢兵，應當是永初元年至四年(公元107至110年)在西羌等族“殘破並涼”的那個時候撤離的。又根據紙上的殘字推測，這張紙最遲大約是在永初三、四年(公元109至110年)被處理後埋到沙漠中(《科學通報》1955年10期)。

“額濟納紙”被髮掘出來，使我們瞭解到東漢時期麻紙已經流傳到了邊遠地區。

三、“旱灘坡紙”的出土，東漢晚期的造紙技術有了較大的進步

1974年1月8日我國甘肅省武威縣的旱灘坡地區，發現了一座東漢晚期的墓葬。在清理過程中收集到男女屍各一具(衣著已爛，僅存骨架)和三十件器物，並出土了若干片東漢古紙(《文物》1977年1期)。它們被稱為

“旱灘坡紙”。

該紙是裝釘在木俑牛車模型的兩側，並沿轅杆粘附至車底。紙已裂成殘片，最大的面積為5×5釐米。紙片多數因長期老化而呈褐色，其中有兩片由於夾在中間(原紙折成三層)，保存較好，卻是白色，且柔軟，有一定的強度。紙上留有文字墨跡，筆畫粗壯，可惜不完整，難以辨識。據化驗，旱灘坡紙系麻類纖維所造，紙質細薄，纖維交織較緊密，比過去出土的早期麻紙(如西漢灞橋紙等)的質量要高。這說明東漢晚期的造紙技術有了較大的進步。

據研究，公元150年(漢桓帝劉志和平元年)及公元165年(漢桓帝延熹八年)在我國甘肅、西域樓蘭地區(今新疆)已能生產紙張。

公元185年(漢靈帝劉宏中平二年)中原地區有個名叫左伯的造紙能手。據《三輔決錄》中稱：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今山東省掖縣)，擅名漢末，甚能造紙”。

可是關於左伯的詳細生平，在有關史書中並未查到，只有“善造紙”等寥寥數語。公元五世紀齊人肖子良寫給王僧虔的信裡說：“子邑之紙，妍妙輝光”，所謂“妍妙輝光”，是細勻而有光澤，由此可知左伯紙的質量是比較高的。

四、士大夫階級卻仍以能使用縑帛為榮

東漢時雖然有紙可用，並且紙張質量正在不斷地改進，但是，士大夫階級卻仍以能使用縑帛為榮。

《北堂書鈔》寫了一個崔瑗贈書的故事：東漢時有個人叫崔瑗(字子玉)，是賈逵的學生，他給朋友葛元甫(即葛龔，生於一世紀末至二世紀初)寫信，大意是：送上《許子》十卷，由於經濟不寬裕，買不起帛，只好用紙寫，表示十分抱歉。很明顯，如果崔瑗有錢買帛，那麼他就不會用紙了。這說明一部分思想保守、落後的人，往往拒絕採用科學技術的新成果。

​參考文獻：

《史記・滑稽列傳》

《後漢書・西羌傳》

《三輔決錄》

《北堂書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