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與文明衝突：從儒家世界的表現來看
選自：《民間儒行》訂閱號
作者：布魯諾·馬卡斯（Bruno Maçães），哈得遜研究所非常駐高級研究員，著有《歷史開始了：新美國的誕生》。
譯者：吳萬偉，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教授，翻譯研究所所長。譯著有《行為糟糕的哲學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中國新儒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賢能政治》（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聖境：宋明理學的當代意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等。
譯自：Coronavirus and the Clash ofCivilizationsBy BRUNO MAÇÃES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20/03/coronavirus-and-the-clash-of-civilizations/
過去兩個月，我一直在亞洲旅遊，從巴基斯坦到菲律賓，中間曾在印度、尼泊爾、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越南短暫停留。這幾個月正好是新冠病毒疫情迅速擴展的時期，從我們日常新聞中微弱的回聲快速成長為我們人生最重大的事件，疫情已經成為谷歌趨勢歷史上最大的故事。
旅行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整個亞洲對疫情的重視。在歐美，至少在政治領域，新冠病毒一直被當作一個笑話和籠統的輕浮舉止來看待，雖然在意大利等國家，人們的心態已經發生了改變，出現了戲劇性轉向。
新加坡啟動了嚴重依賴科技的龐大和有條不紊的高效應急管理系統，但同時也要求公民做好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在越南和菲律賓，政府的反應一直沒有如此井然有序，應對有方，但是緊張焦慮的情緒顯然隨處可見。在尼泊爾和印度，甚至最貧窮的洋車伕和最虔誠的朝聖者也都戲劇性地改變了他們的行為方式。
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有些國家，2003年的薩斯爆發是一場規範性體驗。在很多人看來，那可真是九死一生，倖免於難啊。即使受害者數量有限，但它對整個地區經濟的影響非常嚴重，人們都不由自主地詢問，如果更嚴重的傳染性病毒災難再次發生，該怎麼辦？
科學家們說，在高峰時期，感染新冠病毒者釋放的病毒比薩斯感染時的病毒多一千多倍。薩斯病毒位於肺部深處，新冠病毒在你的喉嚨處，隨時準備傳播。
這場疫情的爆發也暴露出其他方面的分裂。就在我乘坐空蕩蕩的飛機旅行時，不斷想到一個問題：我們面臨共同的病毒，但每個社會似乎都在用自己獨特的方式應對疫情，這是在顯得非常醒目。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別就是主要分裂之一。這解釋了亞洲應對疫情的嚴肅性。如果考慮到貧困和疾病仍然是過去兩三代人都司空見慣的事情，你就很容易接受自己的世界瞬間崩潰的可能性。美國人和歐洲人詢問自己如何生存下去或者如何保護自己親人的問題的合理性要小得多，他們很可能問自己的問題是——怎麼能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突然之間變得非常明顯的還有政治思想家寫作的政治氛圍和心態所發生的微妙變化。我感到納悶，社會心態是否能夠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而不是其他國家成為病毒感染的熱點地區。
就在武漢的消息開始到來時，我想到了之前參訪這個城市的情景：擁擠的餐館裡為食客提供美味的小龍蝦，人們圍著火鍋長時間聚餐，社區裡熱鬧活躍的生活，還有海鮮批發市場的喧囂。
但是，現在中國不是這樣了。南歐的人見面相互打招呼時要接吻一兩次。伊朗人要擁擠在一起長時間進行白天的祈禱。或許這些都是因素，但人們的不同回應與其說是膚色差異倒不如說是文化差異。
現在，戰勝疫情能力的最充滿希望的消息來自可以被大致稱為儒家世界的地方。新加坡最早遭遇這個災難，也迅速從中恢復過來。越南已經顯示出控制疫情擴散的了不起的能力，韓國已經證明每天能夠檢測一萬多人，並且建立了檢測中心，可以在十分鐘之內就發現新冠病毒。
這些事實說明儒家道德系統的好處嗎？這種道德強調義務而不是權利，更多強調行為習慣的得體性和更大社會群體定義的措施和法則。
就在昨天，我收到來自中國一所大學的電子郵件，告訴我計劃於5月舉行的學術會議將繼續按計劃進行。信的作者借用這次機會提出一點，等到會議開始時，中國將比歐洲和美國更加安全得多。接著他得出結論，宣稱新冠病毒已經證明中國模式比西方模式更優越。
中國當局抱怨說疫情被有些渴望依靠貶低中國政權而抬高自己的人政治化了，中國的做法正好相反。在大國競爭時期到來之際，這次疫情提供了重新開啟文明衝突的絕佳背景。
在過去幾年裡，中國將緩慢地採用西方政治價值觀的共識似乎已經被新的認識所取代，即中國共產黨已經堅定地承諾於另外一種模式，而且他們試圖已經開始向全世界推廣中國模式了。
我們知道普遍化的模式間競賽或者競爭已經開始了，但我們還不清楚這種競爭的背景是什麼。衝突將發生在依照西方法則和原則建立起來的全球貿易和金融體制內嗎？那麼，美國的很多人肯定相信他們絕對會贏得這場戰爭勝利。
新冠病毒已經提供了對此問題的不同答案。就像從前的文明衝突一樣，當今的文明衝突從來不是思想戰爭或觀點戰爭。最終的勝利者是那些掌握技術和贏得對自然力量更高程度控制權的人。
這個背景不是固定不變的或穩定的。爭奪的戰場可能如流動的沙丘一般，隨著新威脅的出現——氣候變化和流行傳染病而不斷變化，開發出的新技術和全球權力分配的變化都將腐蝕現有體制。
美國現在面臨的威脅決不僅僅是中國的製造業實力或者關鍵的數字技術等，而是更加微妙和危險得多的威脅。新冠病毒破壞了人們的預期，暴露出你可能不知道的弱點。
在某種程度上，它將迫使美國在威脅社會穩定的新的和意料之外的技術和政治威脅等中立場地開始與中國競爭。請考慮這個因素：在中國，數千萬人被封閉在家中，就在這個國家的感染人數達到當今美國的規模時就以驚人的速度建立起來三家全新的醫院。
雖然如此，這個反應速度還被普遍認為是來得太晚了。是什麼給美國人如此大的信心，他們能夠比中國做得更好？我聽到的唯一解釋是美國和中國擁有不同的政治價值觀，但是，期待你的價值觀能夠保護你免受世界的侵襲，那不是鬼扯嗎？那是生命的宗教途徑而不是科學途徑啊。
這就到了或許可以返回上文提到的嚴肅性要點上了。到現在為止，在疫情期間從美國傳來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不是新醫院而是佛羅里達州眾議員馬特·蓋茨（Matt Gaetz）愚蠢的噱頭，他在前往眾議院發言席上時戴了巨大的防毒面具來投票支持戰勝病毒的緊急撥款法案，他想以此方式嘲笑人們對新冠病毒的擔憂。
中國人已經注意到並加大了宣傳的力度。他們傳達主要信息是什麼？你能相信美國在緊急狀態下做出正確選擇嗎？
在過去幾個月裡，在與硅谷人士的若干次對話中，我試圖論證說美國已經忘記了現代社會本質的重要教訓。技術是一項集體事業。你不可能依靠個體的創造性引進新的革命性技術。機構和管理制度需要做出改變，社會習慣需要被改造，整體社會風景也需要改變，如果我們要收穫新技術的所有利益的話。這就意味著在某種意義上全社會需要共同前進。
當社會試圖回應新冠病毒疫情的時候，有關技術的重要教訓——它解釋了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彼得·蒂爾（Peter Thiel）描述的停滯狀態或許證明同樣具有相關性。美國能夠作為整體鐵板一塊地共同進步嗎？美國集體的威力已經萎縮到了這個程度，在需要時已經不再能夠發揮作用了嗎？
我的答案並不是直接了當的，因為我相信我們仍然錯過了美國社會中真正獨特的地方。單個人的無能似乎不能解釋美國當局缺乏適當回應的窘境。這種狀況背後是一種觀念。
雖然我們都在談論歐洲價值觀，但意大利似乎已經更多地擁抱了中國人對待新冠病毒的很多作法。這個國家的人口流動被嚴厲限制，所採取的措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國家都從來沒有想到的。旅行被限制在只有“緊迫的、可證明的工作場景和緊急事態或者健康理由”的範圍內。
為了鼓勵人們呆在家裡，酒吧和餐廳被允許只能白天開放營業，而且要求顧客之間至少要保持一米以上的距離。所有博物館和文化場所也都封閉，夜總會、電影院、戲院、娛樂中心等都已經在週末之前關閉了。
將社會穩定放在壓倒一切的優先地位，中國和意大利赫然發現，或許令他們自己都感到吃驚，他們擁有共同的文化基礎。美國似乎在走向不同的方向。特朗普總統一直在豪賭，假定美國和其他人不同，他們能夠應對更高程度的風險。
他的計劃是管理疫情爆發而不是阻止疫情。要從內心認可社會是危險和矛盾衝突的場所，放棄所有改善社會的計劃，這或許暴露了他深層的保守派心態，甚至具有隔代遺傳的返祖特徵，但是，美國人或許已經不再認為社會是個家了。
在古老的美國體裁中，西方城鎮並不能為西部牛仔提供一個家，那不是歐洲城市承諾為浪漫的漫遊者提供的安全、方便、匿名的體驗場所，而是一個充滿衝突和敵意的兇險之地。
就當下來說，中國似乎在地緣政治遊戲中跑在了前面。在經過了最初的猶豫不決時刻之後，中國已經顯示出它能夠在龐大規模上應對緊急事態，並獲得公民很高程度的服從和配合。
武漢的所有十四家方艙醫院都已經關閉，因為這個城市的感染者數目持續下降（今天武漢新確診已經請零——譯註）。但是這個遊戲結束了嗎？如果那樣說，就等於犯下評論家們犯下的同樣錯誤，他們曾經2個月前預告中國共產黨將因為新冠病毒而完蛋。
很多問題還沒有得到回答。中國或許非常接近戰勝疫情，但這是在極端嚴厲的條件下進行的，為未來確定了先例。中國能夠承受得起放鬆社會生活限制的後果嗎？如果病毒死灰復燃，會發生什麼呢？如果先例意味著同樣的嚴厲措施將重新開啟，那麼中國經濟恐怕就再也無法恢復了。
不管怎樣，隧道那頭的世界看起來註定已經與我們剛剛進入隧道時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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