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有材料我們知道，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計劃始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1953年，物理學家錢三強向國家提出建議，發展自己的原子能事業。1955年1月，中央書記處召開專門的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我們國家已經知道有鈾礦，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一年後，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再次提到：中國“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但當時的美國人對中國的核計劃並不十分清楚。直到1960年8月，美國間諜衛星才第一次得到中國的有效圖像。而因為航程的關係，U－2飛機也很難飛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這樣深遠的中國內地。
1960年年底，美國的情報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開採鈾原料以及建立濃縮鈾工廠，大約是用鈾來生產鈈。同時，情報分析認為，中國第一個核反應堆大約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它會在1962年提供鈈。據此，情報專家極為肯定地認為，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如同其他核國家一樣，其關鍵成分是鈈而不是鈾。因為要把濃縮鈾作為原子彈材料的過程是比較漫長和艱難的，而作為第一代的原子彈，只需要較少的鈈。至此，對中國原子彈的製造，總算有了一個明確的說法。
感受威脅尋找對策
就在中國核計劃被確認下來時，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爾成為美國第35任總統。肯尼迪的反共立場一點也不比他前任弱。對於中共政權，他抱著敵視態度。正如他的一位幕僚所回憶：肯尼迪曾經把中國試圖進行的核試驗視為60年代最糟糕的事情。
在肯尼迪入主白宮的頭兩年間，沒人對中國的核計劃進行全面分析。那些出臺的報告只是作出結論說，北京如獲得核能力，那將會危及美國及自由世界的安全，特別會對亞洲造成極為顯著的影響。在亞洲，中國的核試驗可能會使其經濟發展模式的信譽增高。這種影響具有某種衝擊力，它驅使許多國家接近中國，從而削弱美國的影響力。此外，美國還極為憂慮所謂核擴散問題。美國官方認為，一旦有核國家的數量稍許增加，那麼，世界的不穩定因素就會加大，非理性和孤注一擲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於是，有人開始提出對策。1961年9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主任喬治·麥吉向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建議說，一個有效消除中國原子彈造成心理影響的辦法，就是鼓勵甚至幫助印度發展核武器。因為當時印度的第一個核裝置已經接近爆炸試驗。這時，麥吉一點都沒有顧慮印度擁有核武器之後會給亞洲帶來的不穩定，而只是想以一個非共產主義國家來“狠狠揍共產主義中國一拳”。
當時，曾經擬議由總統科學顧問傑羅姆·韋斯納在訪印期間，拜訪印度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向他試探詢問，中國的核計劃將會對印度發生多大影響？其用意在於引出印度提出援助的要求。
這個計劃最終被否定。因為，美國決策者還是害怕擔當擴散核武器的名聲。臘斯克最終同意了麥吉的另一個建議，即打一場宣傳戰，宣傳美國核武器的絕對優勢，同時貶低中國的核能力。也就在這時，國務院東亞問題專家羅伯特·約翰遜開始了他關於中國核試驗意義和後果的研究。這個研究我們將在後邊加以介紹。但請注意，正是約翰遜的這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對中國核計劃的政策。新情報
為了更清晰地瞭解中國核計劃，美國情報部門也在盡力改進他們的偵察手段。其中一個較為有效的方法，就是由國民黨空軍飛行員駕駛U－2飛機，攜帶高分辨率成像攝影機從臺灣起飛，前往大陸的深遠內地進行偵察。雖然這種做法相當危險，但它從1961年開始，還是覆蓋了中國內地的很多目標。
另一項偵察手段，是使用間諜衛星。從1961年起，美國情報部門開始進行代號為“科羅納”（CORONA）的衛星偵察計劃。這種間諜衛星攜帶改進的高分辨率照相機，帶有充足的膠片，從而能得到更清晰和更多數量的照片。從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科羅納衛星計劃一共進行了24次偵察飛行。1961年12月，科羅納首次辨認出羅布泊基地，儘管當時美國人並不知道這就是未來的原子彈試驗場。
羅布泊基地，中國首次核試驗爆心
1963年年初，中央情報局感到越來越大的壓力。一個月後，臺灣的U－2偵察機拍攝到了包頭的核工廠。但當時根據照片資料，美國情報人員仍然錯誤地認為，這是一個鈈的反應堆。1964年，U－2飛機和間諜衛星才偵察到中國正在酒泉建立一個鈈反應堆。當時估計，它要到幾年以後才能投入生產。 1963年3至6月間，U－2飛機拍攝到位於某水電工程旁的蘭州氣體擴散廠正在加緊施工。由於對中國生產核裂變材料的能力仍無法準確把握，美國情報人員此時還是很難回答出，中國究竟在什麼時候爆炸第一顆原子彈。鑑於已經確認包頭的核工廠是生產鈈原料的，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將以鈈為燃料也已被確定，那麼最合理的判斷是，中國將在1964年初爆炸它第一顆原子彈。
關於中國爆炸原子彈後的對外政策，美國情報人員的分析是互相矛盾的。一種看法是，中國不會因爆炸原子彈而大幅度地改變它的對外政策，因為中國領導人知道，他們的核能力還是非常有限的。另一種看法則認為，中國在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後，會感到自己已經強大得多。它會在周邊衝突中反映出這種強者的心態。此外，中國還會認為，由於有了原子彈，美國在亞洲大陸上的干預行為會有所收斂。中國對外政策的態度會更加強硬和不容質疑。
尋求同莫斯科聯手
同情報人員專注於在技術上分析中國核能力的心態不同，美國最高決策者們想的是如何“搞掉”中國的核計劃。隨著中蘇敵對的加劇，肯尼迪總統希望他能夠謀取蘇聯人的支持，以摧毀中國的核計劃。在1963年1月22日舉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肯尼迪十分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想法：
“我們關於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同蘇聯人談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遲共產黨中國的核進展。”肯尼迪認為，蘇聯會同美國一樣熱衷於把條約當作壓力，來阻止中國發展核能力。當時在肯尼迪左右的顧問們都同意他如下看法：蘇聯領導人關於和平共處以及核武力升級的危險性的立場，是可靠的。比起中國來，這種態度顯然更少危險性。在美國人眼裡，同蘇聯聯手對付中國的核計劃，是有可靠基礎的。因為，蘇聯已經切斷了對中國核計劃的援助。更重要的是，從1962年8月開始，蘇聯對美國關於訂立國際性的防止核擴散條約，反應積極，在臘斯克看來，這個條約就是以中國為靶子的。
臘斯克
1963年5月中旬，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會見了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邦
1963年5月中旬，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會見了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邦迪向後者提出，希望“私下認真地”就中國核計劃“交換意見”。但多勃雷寧對此不感興趣。他把話題扯到了美國“多邊核力量”的計劃問題上。當時，“多邊核力量”是美蘇關於防止核武器擴散談判最棘手的問題。蘇聯大使說，不要讓我們蘇聯政府把中國的核發展問題看得太簡單化了。儘管邦迪還想加以誘惑，但多勃雷寧還是拒絕談論中國問題。
1963年6月，赫魯曉夫公開宣佈，蘇聯同意美國派遣一位特使來莫斯科，討論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問題。這個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國決策層。但由於已知蘇聯人更關心的是“多邊核力量”，而“多邊核力量”是美國歐洲政策的一個基點，它同防止核擴散協定又是矛盾的。在這個複雜關係面前，要取得蘇聯同意聯手對華，就必須在兩者間進行選擇：要麼堅持“多邊核力量”，要麼取悅蘇聯。
最後，肯尼迪似乎下了決心，提出應研究“放棄多邊核力量政策”，以作為達成防止核擴散協定代價的可能性。當時，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對。但肯尼迪還是扔不掉美蘇聯手遏制中國核計劃的念頭。當特使哈里曼剛剛抵達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須對赫魯曉夫強調，一個有核中國，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對我們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險的”。
最後哈里曼成功地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但他始終沒有能引誘赫魯曉夫就採取政治的或其他步驟來反對中國核計劃問題進行任何討論。只要法國堅持不參加禁止核試驗條約，赫魯曉夫感到，他也無法做到孤立中國。此外，這位第一書記還極力淡化中蘇分歧。他不同意哈里曼關於中國有了核武器將對蘇聯構成威脅的觀點。他對哈里曼說，中國的核計劃沒有那麼厲害。有了核武器，中國會更加自我約束。
縱容國民黨
1963年9月，蔣經國訪美。其間，蔣經國會見邦迪，談到了打擊中國大陸核設施的作戰問題。蔣經國勁頭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國對突擊行動提供運輸和技術支援，打擊大陸核設施就可以幹。邦迪支持蔣的想法，但顧慮軍事行動會促使中蘇重新結盟，並引起大的衝突。因此，他告訴蔣經國，打擊行動還需要做慎重的計劃。
9月11日，蔣經國同肯尼迪進行了一次長時間會晤。談話中肯尼迪直截了當地詢問蔣經國：“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即將300到500人的突擊隊派到像包頭這樣遠的地方，而飛機不被擊落？”根據談話記錄，蔣經國當時回答說：派遣突擊隊的建議“昨天已經同中央情報局的官員討論過了。他們認為這樣的計劃是可行的”。
1963年，蔣經國訪美，與肯尼迪會談
幾天後，蔣經國美方商定建立一個計劃小組，來研究派譴國民黨作戰人員襲擊中國大陸核設施的可行性問題。雙方約定，任何行動都必須經過兩方面最高層的批准。
蔣經國走後，肯尼迪政府繼續研究如何扼殺中國核計劃的各種可行性。其中，由美國飛機空投蔣軍破壞小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此外，參謀長聯席會議還考慮了一個應急性的常規攻擊中國核設施的方案。該方案的主要內容是以多批次打擊來毀壞和癱瘓中國核設施。
欲罷還休
就在這時，美國駐印度大使切斯特·鮑爾斯提出一個警告。他聲稱，如果美國不採取行動，那麼印度就會因為懼怕中國的原子彈，而尋求研製自己的核武器，從而使南亞大陸上發生核擴散。
當肯尼迪考慮採取什麼行動對付中國的核計劃時，美國國務院的一個不同聲調出現了。這時羅伯特·約翰遜已經完成了他的研究報告。這個報告指出，中美之間巨大的力量差異，以及中國核能力的脆弱性，使
中國決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國大陸處於嚴重的攻擊之下。羅伯特·約翰遜認為，中國製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來威懾敵人對其領土的攻擊。它不可能改變自己謹慎的、後發制人的軍事政策。據此，他建議對中國的核計劃，美國目前做的已經足夠了，不必再更多地做什麼。一旦中國的核試驗成功，美國應向所有友好國家再次承諾，它將幫助它們對抗中國。這種重新承諾，既可以對抗中國的壓力，也能防止其他亞洲國家單獨發展自己的核武器。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約翰遜在飛機上宣誓就任美國第36任總統。約翰遜承認，美國需要對中國採取更靈活的政策。他在上任幾星期後即打電話給理查德·拉塞爾參議員，告訴他美國或早或遲要承認中國，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約翰遜也把中國在東亞的影響，看作是對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巨大威脅。
1964年4月中旬，羅伯特·約翰遜完成了他的報告《對打擊共產黨中國核設施可能性的探討》。在報告中，他總結了四種對中國核設施實施打擊的方式：A、由美國公開進行空中打擊；B、由國民黨空襲；C、在中國內部僱傭特工進行破壞；D、空投國民黨的行動小組。約翰遜認為，由美國實施空中打擊，事實上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只有派很多波次的飛行，才能完全摧毀目標。而在大陸內部僱傭特工進行破壞的方式，也是極不現實的。因為你根本就僱不到這樣的人。國民黨事際上也無能力單獨實施空中打擊。約翰遜還總結了用武力打擊中國核設施的弊端：首先，情報的出入太大，以致華盛頓根本不能精確地鎖定所有目標；其次，實施打擊只是延緩了時間。最長也就是4到5年，北京又會再次啟動它們的核計劃。第三，中國會對臺灣或美國在東亞的基地進行報復。最後，一個師出無名的軍事打擊會付出沉重的外交代價。
總的說，約翰遜的看法是，阻斷中國核計劃的行動是危險的，它很可能失敗；它會損害美國的形象，削弱美國的地位，使世界力量格局變得難以捉摸。
就在美國人慾罷還休之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製造，在1964年前8個月裡又有了長足的進展。蘭州氣體擴散廠在1月間已經生產出第一份濃縮鈾，並開始了試驗；4月，酒泉基地生產出了第一個核部件；六月，第九研究院進行了同比例的爆炸試驗；8月，酒泉廠裝配出第一個核爆炸裝置。這一切，使美國人又一次緊張起來。
新定位中國的核進展
1964年初，美國從秘密渠道得知，中國在1964年將“肯定”爆炸原子彈。前國務院情報研究室的艾倫·懷廷回憶說，在周恩來訪問馬裡的情報中瞭解到，周恩來告訴馬裡總理莫貝多·基塔，中國將在10月進行核試驗。1964年8月初，美國間諜衛星發現，在羅布泊試驗場，已經樹立起鐵塔和其他設備。如果不進行核試驗，就沒有必要在羅布泊試驗場樹立起鐵塔。此外，周恩來關於10月進行試驗的話，也決不是空穴來風。
中國核試驗已經迫在眉睫。1964年9月15日的總統聚餐會上，美國高層經過討論後得出最後的看法：如果加以權衡，在中國按自己時間表爆炸原子彈，與美國採取單邊不宣而戰的打擊兩者之間，還是後者更有風險。
林登·約翰遜
儘管如此，這些總統班底的大員，仍然沒有放棄試探同蘇聯採取聯合行動的可能性。恰在此時，一則信息鼓勵了這些顧問們。9月15日，赫魯曉夫就中蘇邊界問題發表談話。他威脅說，蘇聯將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殲滅性武器”，來保衛自己的邊界。這是蘇聯第一次暗示，它有動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但在華盛頓，當邦迪希望與多勃雷寧就中國即將進行核試驗問題“做一次私下和認真的談話時，多勃雷寧還是老話，
說中國的核武器對蘇聯和美國說來，並不重要。它只會在亞洲造成“心理影響”，而對蘇聯政府說來無足輕重。約翰遜總統在中國核問題上持謹慎態度，部分原因是大選在即。當時，他正在締造一個所謂的“和平平臺”，來同共和黨對手戈德華特鬥法。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約翰遜政府在進行越南戰爭的同時，也懼怕把戰爭擴得更大。雖然在戰爭中，美國高層仍有人主張在轟炸越南北方時，應考慮攻擊中國核設施。但約翰遜倒是守住了這條底線。在1965年戰爭升級之後，他仍謹慎地避免觸發與中國的直接衝突。8月底和9月中旬的衛星偵察表明，羅布泊試驗基地的準備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一位訪華的馬裡政府代表團成員提供消息說，中國準備在10月1日也就是國慶節時，爆炸原子彈。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們這時終於想到，得為中國的核試驗搶先準備一個聲明瞭。
原子彈爆炸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國西部的荒漠上空，騰起了巨大而美麗的蘑菇雲。美國設在各地的13個情報觀測站中，有11立即捕捉到了這個蘑菇雲所釋放的巨大電磁脈衝。
張愛萍在向中央報告原子彈成功爆炸的消息
駐日本美軍基地名為“足尖舞蹈者”的探測飛機，爆炸後多次起飛，收集中國原子彈的核灰塵。當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們檢查這些從輻射雲中收集的灰塵時，他們簡直大吃一驚。原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國情報機構長期認定的鈈，而是U－235。這就是說，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是一顆鈾彈。 這意味著，中國的核能力是以一種很快的速度發展的。
核爆炸後幾小時，林登·約翰遜發表聲明。不過這聲明已不可能再有什麼新意了。它只是說，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諾對亞洲的保護。但中國同時發表的聲明，卻在世人面前落地有聲：一、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了打破大國的核壟斷；二、中國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三、一切核武器都應被銷燬。
在臺灣，蔣介石被核爆炸震驚了。因為，這爆炸聲對他反攻大陸的夢想不啻沉重一擊。蔣曾在核爆炸不久提出，應採取軍事行動，在中國大陸研製出核運載工具之前，摧毀它的核設施。但在美國人那裡，蔣碰了軟釘子。約翰遜總統在核爆炸後曾經任命了一個專門小組，在政策取向上，專門小組更同意羅伯特·約翰遜的觀點，不主張對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打擊。小組認為，接受中國作為一個有核國家已是不可避免，這要求重新考慮對華政策。其關鍵點，是把中國接納進軍備控制條約。顯然，這是一項意在“羈糜”的建議。但由於它同受美國國務院支持的“多邊核力量”計劃相矛盾，結果沒有得到約翰遜總統的支持。國務卿臘斯克雖然一方面在研究防止核擴散條約，但在另一面，卻主張建立起“核武器銀行”，即使印度和其他可能的亞洲國家加入其中，以對抗中國的核力量。實際上，這是默許或承認這些國家制定自己的核計劃。
在這場以武力阻斷中國核計劃“鬧劇”的末尾，還有一個小插曲。1965年春，美國海軍情報系統不知通過什麼渠道偵知，中國將在未來幾年內擁有潛艇發射彈道導彈的能力。
這意味著，中國可以在海上用核武器直接打擊美國的領土夏威夷或西海岸。海軍甚至還設想，中國會引發一場“催化戰爭”，即中國使用其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攻擊美國本土，而使美國誤認為是來自蘇聯的核打擊，從而迫使美國核反擊。當時的海軍部長保羅·尼采曾向國務院提出建議，應在中國導彈潛艇的處女航行時，將它擊沉。後來的事實證明，美國海軍已經緊張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直到80年代，中國才試驗自己的導彈核潛艇。毛澤東曾經笑談，中國的原子彈只是“嚇嚇人的”。可這一嚇，真把美國人嚇得不輕。他們在整個60年代都生活在“火山口”上，日子過得十分艱難。就在這十年中，中國不但完成了自己的原子彈試驗，還擁有了中近程導彈以及氫彈，成為不能被藐視的核大國。而美國在恐懼和貌似咄咄逼人的外表之下，並沒有拿出像樣的對策。他們計議的那些五花八門的方案，沒有一個是可靠的。這使美國“紙老虎”的形象，變得更加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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