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淺談——疫情百態,人性盛開,古人議之,國人性論

一個民族,一個制度,能傳承千年而不息,中國人在社會生活中反饋出來的社會行為,就是這個國家文化最真實的反映。今天我們簡單的說說不同思想家對人“性”的認識,我們是否能在先哲的書籍中找到答案。由於本人在學習方面有所紕漏,恐為大方之家所恥笑,在此,提前說聲抱歉。

1.性相近,習相遠

我們前文提到過孟子和荀子的觀點,在可搜尋的書籍中,最開始討論人性論的當屬儒家的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由於沒有辯論的對手,所以立論上不像孟子、荀子觀點鮮明,故而留在這裡探討。

我們先從字義分析,性者:從心從生,這個心肯定不是心臟,而是屬於近乎”道“的一種,也就是出身以後我們學會審視自己本源的一種思維,屬於對自我的認識(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事是否不忠?與人交友是否無信?是否教人為而己不為《論語·學而》)但是這種審視是有問題的,為什麼?這就不得不說”習相遠“的問題。人從出身,人性到底怎麼樣,誰真的知道善惡呢?假如有這樣一個國家,從小接受的是儒家文化的洗禮,我們學習五端——仁、義、禮、智、信。那按照曾子的三省吾身的”格物“審視自己的內心,到底是我照見了我的內心?還是我受到儒家文化的洗禮而審視呢?那歸屬於我本心的性到底是不是我自己?所以孔子說:性相近,是一種模稜兩可的回答,即不說性善(孟子),也不說性惡(荀子、韓非子),也不說性不善不惡(告子),性相近,可千百種理解(合而不同),而”習相遠“卻說明人的性不同是因為後天的學習造成,我習佛學,我用佛法照見五蘊皆空(所有的佛教思維綜合),我性由佛審視;我習儒學,我性用”性相近,習相遠“去審視(所有的儒家思維綜合);我習老子的道家,我性自然(所有的道家思維綜合),由性相近繼而到習相遠在迴歸到性相近(到底是指我通過學習後對於人性認知上是相近的——思維”性“層面——思維,還是說大家學習以後能認識到大家的本性相近——本性”性“層面——存在,抑或者說兩者都有,孔子沒說,我們也不敢妄加猜測),這句話算是對人性認識的最佳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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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命中的性論

《論語.公冶長》篇子貢評價孔子對性和天道的認識說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說:“老師講授的禮、樂、詩、書的知識,依靠耳聞是能夠學到的;老師講授的人性和天道的理論,依靠耳聞是不能夠學到的。”)

可想而知孔子在弟子面前是甚少提及性與天道觀點,所以到了子思(曾參傳子思)作《中庸》,對性的定義已經趨於概念了。"天命之謂性"這句話讓告子、孟子、荀子等的爭論也開始展開,我想這一切的一切都起源於於此,而後被各家割裂去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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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我們看看子思在《中庸》中的論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子思對性的解讀是這樣的:上天安排的就是性,那什麼是上天安排的呢?統御自己的性就叫道,不停的磨練(格物)修正自己的性這叫做教,這是對性、道、教三者的關係和邏輯放在一起下定義了。上天給你的叫做性,我們按照上天給我們的性去做事就是道,教給你這些是為了你修習道,這句話需要逆推,因為古人說話都是先統領在細分,參看下圖,和孔子是一樣的,那麼總結出來就是:教道成性,成天命,行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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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既然《中庸》談論了性是天命說,天命又代表什麼,儒家一直奉行的是什麼樣的天命呢?這種道到底是什麼?所以孟子提出了儒家經典”性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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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的論點來源於《孟子﹒告子章句上》,告子在辯論人性的觀點上是存在問題的,因為他簡單的把人性比作水,比作歷史上好、壞人物的更迭,引述性無善無惡的分別,而孟子在水性問題上的認識是優於告子,所以讓性善論得以更勝一籌,而在歷史人物更迭上面,孟子採取不否定告子,始終咬定人性善的觀點,闡述四端之心是人人內心都具備的條件,人們但是沒有了解自己本身具有的這些優良屬性導致被矇蔽,堅持性善論。

從《中庸》的性論概念,引發告子不善不惡觀,孟子的性善觀,無非為了追尋世間的”道“,用來參見我個體的本性,繼而行使大道,而這個道在告子看來是有點帶老子的”虛無“之道,孟子則代表孔子的”仁愛“之道,兩者都從人性出發,闡述自己的道。

(3)荀子很多人學者把他歸為法家,其實我個人傾向於他儒、法兼收,這源於他的性惡論。法家的立論點(荀子的學生韓非子、李斯為代表)就是人性本來就是惡,需要通過嚴厲的刑罰管理人民,國家的大小事物都可以法治,就可以公平、公正,也就杜絕了很多人性惡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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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討論來源於荀子《性惡》,荀子開篇從人出生的性情講起,人是趨利避害的動物,所以就會存在諂媚、殺戮、妒忌,都以自己的私心為行動準則,然後社會上就出現了老師,設立禮制規範和行為準則教人做事,繼而引申到需要通過學習的方式獲得的就不屬於自己本源的“性”,人的本性應該是:餓了吃飯;兒子勞累了休息,而教(禮儀制度)卻違揹人性:看見年長的,即使餓了也要讓著;即使再累,也要幫父親勞作。所以用教的方式不屬於本性,最後引述到為什麼會出現聖人的原因,就是用於教,而教很顯然是為了通過教導人學習,革除人性惡的行為習慣。

3,道家的性論觀

(1)人性本自然(也屬於道),什麼是自然,什麼是本性?從哪裡去看?

莊子提供了一個方向:聖人和嬰兒。

〈1〉聖人對人性的理解

聖人之道在哪裡——“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聖人亦不傷人”;“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聖人後其身而身先”.等等。(摘自《道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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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日慈,二日儉.三日不敢為天下先”(這裡既含有道,也有道家精神領袖的德行),如果說老子是聖人,那麼他的三寶和聖人之道標準應該對人性的認識算是比較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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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嬰兒的人性論

作為最接近自然本質的東西才是真正的自然,才是人的本性,所以《道德經》是這麼解釋嬰兒:1.專氣致柔.能嬰兒乎?2.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3.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總結出來一句話:聖人就像剛出身的嬰兒那樣接近自然之道,導致的結果就像——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鷙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腹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日明。什麼人世間的紛擾都干擾不了我的內心,這才是人的真性。

4.宋明理學對人性的解讀

在此之前,中國哲學到了漢初玄學之風,佛教流入,以及經過唐代佛學的盛傳,研習“虛”、“空”之勢日趨嚴重,所以宋明理學多少都會有佛學的影子在裡面,今天僅以程顥《定性書》以及陽明先生的心學為出發點,簡單引述。

〈1〉《定性書》: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定性不能不動,為何又被外物所幹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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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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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己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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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節選《定性書》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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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陽明先生心學

友人與陽明先生在外遊玩“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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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陽明先生對心的認識,和張載、二程對性的認識有異曲同工,心包含世間一切存在或者非存在的東西或者知識。那陽明先生對人性的認識在於下面這段話(年輕時候的格物致知,龍場悟道,知行合一論在此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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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先生對於人性——心之體,這個無善無惡觀點,和六祖禪宗的觀點類似(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都強調人性本源是無善惡之分,而世間分別出善惡是為什麼呢?和佛家說法也類似:一念之間——意之動;那善惡如何區分?所謂的良知,就是良好的知識(道);有了知識不行動就不叫知行合一,必須結合你的良知,窮盡事物之間的理去格物致知,所以才有為善去惡是格物一說。前面是分析人性的的善惡概念與原因;後面是學習知識,並與自身行動進行驗證。所以聖人之道在於愛,這種愛是建立在良知之上,不屬於墨家的兼愛,也不屬於楊朱的一毛不拔的民主自愛,更傾向於儒、道強調的“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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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述神秀和尚的一段話: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拂拭格物,方為良知,沒有什麼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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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老百姓要的是仁,人為之仁,聖人是融於社會(儒)、自然(道)、宇宙(釋),用善格惡,根器不同,對人性的理解不同,所以儒家孔聖人說性相近,原來受到習相遠導致,因為你認識了字,接受了思維的教導,所以要找到性,那你要格你之前所學,瞭解自己內心,才能找到真性,三家殊途同歸,唯一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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