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正宇
前言：
一個人的能力往往是有限的，即使是賢明的君主也不可能方方面面都想到。因為能力有限性或“術業有專攻”，即使是賢君也需要有能力、有見識的大臣及時提醒他，這樣才能避免明主因考慮不到或思慮不周而做出錯誤的決策。賢明的君主因為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會適當地放寬進諫的渠道，由此在歷史上出現一種叫“君明臣直”的現象。但在劉秀一朝，同樣是直諫，大臣宋弘沒事，可是韓歆卻因此而自殺，這背後隱藏著怎樣的門道呢？
一、聞義則服與“進德”之喜。
在歷代帝王之中，劉秀算是比較寬容的，也許正因這個原因，其在位期間出現了許多“直諫”。例如：
據《後漢書·宋弘傳》記載，光武帝劉秀宴見大臣宋弘時，宋弘看到劉秀總是看新屏風上的列女畫，就正容進言道：“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劉秀聽後反問道：“聞義則服，可乎？”宋弘對道：“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說到這裡，有人可能會認為宋弘這個人擅長連批帶捧，剛開始批劉秀“好色”，等於說給了皇帝“一記耳光”，緊接著又藉機捧皇帝“進德”，等於說馬上給了皇帝“一顆甜棗”。這叫一推一拉，恰到好處。
可我們不要忘了，劉秀可是皇帝，其決定著宋弘的生死。如果宋弘敢和劉秀玩“一批一捧”，那是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所以，這個理解不見得正確。
究其原因，劉秀包容宋弘一方面是其對勸諫有著“聞義則服”的處理原則，即如果說得有道理，那就聽；另一方面我們就要談到宋弘說的那句“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這句話的講究。
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劉秀髮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這句讖語是劉秀當皇帝的重要法理依據。由此可知，“修德”二字關係到劉秀皇位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據《後漢書·宋弘傳》可知，“以清行致稱”的宋弘在當時是屬於“道德楷模”式的人物。
“道德楷模”宋弘表揚劉秀“進德”，這無疑會增強劉秀皇位的法理根基，把劉秀的內心說樂了，劉秀怎麼會處罰他呢！可接下來的一個人就沒有宋弘的待遇了，此人就是韓歆。
二、劉秀為何容不下韓歆的直諫。
《後漢書·韓歆傳》記載：“（韓歆）好直言，無隱諱，帝（劉秀）每不能容。”
劉秀因為什麼容不下韓歆的“直諫”呢？
據《後漢書·韓歆傳》記載：“嘗因朝會，（韓歆）聞帝（劉秀）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
隗囂和公孫述都是與劉秀爭奪天下對手，也都敗給了劉秀，所以韓歆認為他們都是“亡國之君”。
可在劉秀看來，隗囂、公孫述雖然是失敗者，但這兩個人都很有才幹，讀他們的書信可以學到許多東西，開卷有益。
但韓歆對此卻不以為然，他提出“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言外之意，你劉秀和隗囂、公孫述學，你也想亡國嗎？
可我們試想秦二世也是亡國之君，莫非秦二世也有才？明顯不是。桀、紂有才，但他們只是兩個亡國之君，他們不能代表所有亡國之君。所以，韓歆說“亡國之君皆有才”這句話在邏輯上其實是不成立的。
再者，隗囂、公孫述雖然是“亡國之君”，但他們並不是因為有才所以失敗的。他們敗於劉秀之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與劉秀相比，他們才能不足。儘管其才能不足，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劉秀取其精華，學其所長，也沒有什麼不妥。
由此可見，韓歆對劉秀的“直諫”，不但邏輯上不成立，道理上也經不起推敲。所以，韓歆的“勸諫”儘管屬於“直諫”，但不屬於“良諫”，而屬於“錯諫”和“亂諫”。對於“聞義則服”的劉秀來講，這種勸諫自然是不會被採納的。
三、劉秀對韓歆為何“苦無良策”？
韓歆的“直諫”是出於什麼樣的心理呢？
據《後漢書·岑彭傳》記載，劉秀率軍進入河內郡時，韓歆本想守城抵抗，後來迫於壓力，才投降了劉秀。因為這事，劉秀本想殺掉韓歆，因為岑彭的求情，韓歆才撿了一條命。
由此可知，韓歆不僅談不上是劉秀的忠臣，而且還和劉秀有這麼一個過結。
在這種情況下，韓歆針對劉秀的“錯諫”、“亂諫”提得很直、很剛、很犀利，酷似“忠言逆耳”，對其他人來講具有很強的迷惑性。以致於劉秀擔心韓歆身為大司徒，名望又很高，這樣下去，許多人就會認為自己不願“納諫”，是一個不喜“逆耳忠言”的昏君，這不僅會混淆視聽，影響到劉秀個人的正面形象，還會降低時人對新興東漢王朝的信心指數。對於劉秀來講，如果殺了韓歆，人們會認為他是因為“忠諫”而被殺，反對勢力就會藉此將其抹黑為桀、紂那樣的君主；如果因“直諫”將韓歆罷官，不僅會造成負面影響，還可能從此阻塞“忠諫”之路。
所以，對韓歆的直言，雖然“帝（劉秀）每不能容”，但一時半會，也沒有什麼好辦法。可接下來的一件事，直接激化了二者的矛盾。
四、韓歆與宋弘在“直諫”上有何不同？
據《後漢書·韓歆傳》記載，當時國家鬧饑荒，韓歆“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劉秀將其免官，讓其回老家，但仍不能釋懷，又派遣使者宣詔斥責。“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當時皇帝被尊為天子，面對國家發生饑荒的形勢，貴為大司徒的韓歆“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明顯是暗指劉秀這皇帝當得不好，應該對饑荒負責。面對這樣的情況，劉秀將其免職回家，但又擔心世人會把韓歆誤認成忠臣，把自己當成昏君，所以派使者宣詔，指責韓歆的不是，想以此來達到以正視聽的效果。
韓歆並不真正瞭解劉秀，面對使者宣詔，他擔心劉秀不會適可而止，為了避免自己的家族受到株連，韓歆與其子韓嬰在恐懼中自殺。韓歆名望很好，“死非其罪”。為了平息韓歆之死造成的消極影響，劉秀“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宋弘雖然“直言勸諫”，但他會察言觀色，而且瞭解劉秀的喜怒哀樂，懂得如何自保。這是他的高明之處。與之相比，韓歆並不瞭解劉秀，在沒有“把好脈”的情況下，固執己見，盲目亂諫，結果“觸犯龍鱗”，自殺而亡。看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句話對於勸諫也同樣適用。
五、劉秀當初為何重用韓歆？
說到這裡，有人會問，以劉秀的智商，他怎麼會用韓歆當大司徒呢？
據《後漢書·韓歆傳》記載：“（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
筆者查閱了一下史料，發現韓歆的戰功主要是作為軍師，跟隨鄧禹西征。
據《後漢書·鄧禹傳》記載，王匡、成丹、劉均等人合軍進攻鄧禹，鄧禹軍失利。戰罷後，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都勸鄧禹趁夜撤退；鄧禹不聽，繼續作戰，取得了勝利。而且後來，鄧禹在西征中被赤眉軍所敗。
由此可見，韓歆的軍功有限，軍師當得很一般。所以，韓歆即使算是有軍功，其軍功也很難與雲臺二十八將相提並論。
那麼作為一個降將，能力有限，軍功又不高，劉秀怎麼讓他當大司徒了呢？
一個高度聰明的人，去做一件看似不符合常理的事，背後往往會隱藏著不方便直說的目的。
據《後漢書·範升傳》記載，東漢建政之初，韓歆曾上疏建議設為《費氏易》和《左氏春秋》立博士，並與反對設立《左氏春秋》博士的名儒範升“相互辯難，日中乃罷”。
筆者在《儒學孝道、讖緯之學、堯後火德，東漢王朝如何整合其帝位合法性的三大法理依據？》一文中介紹過劉秀想通過加強對《左氏春秋》一書的研究，讓證明其皇位合法性的儒學孝道、讖緯之學、堯後火德這三大法理依據“三脈互通”，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由此可見，韓歆在《左氏》之辯這場政治鬥爭中是站在劉秀這一邊的。所以，韓歆並不總是和皇帝擰著來，他也會“迎合聖意”。
我們看看《後漢書·韓歆傳》還會發現，韓歆這個人除了以上特點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素有重名”。也就是說，韓歆一直以來名望很高，名氣很大。
我們前文提到，“修德”是劉秀稱帝的一項重要的法理依據。所以，劉秀提拔韓歆這樣有名望的人，一來是因為韓歆在《左氏》之辯中“站對了隊伍”，二來是其本想通過提拔名士韓歆擴大自己的統治集團覆蓋面和提高時人對其政權的認可度，以提升其帝位的“合法性”。而韓歆作為能力有限的降將，在劉秀政權內部，根基很淺，號召力不大；劉秀讓其位列三公，亦可緩衝功臣重臣們對皇權的威懾。這是劉秀的如意算盤，但是其沒想到的是自己提拔的這位韓歆不斷“直諫”、“亂諫”、“錯諫”，給其增添了很多難以解決的煩惱。這不能不說是劉秀用人的一個敗筆。
六、司馬光為何力挺韓歆？
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提到，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寫道：“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筆者對於《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向來充滿了敬意，但對司馬光的這句話，卻不敢苟同。要了解司馬光為什麼這麼說，一定要找到其說這句話的出發點。
司馬光雖然在北宋時期官居顯位，但他畢竟是皇帝的臣子。他說這句話的站位是站在臣子的角度說的。臣子們往往是什麼樣的心理？
那就是自己說錯了話，辦錯了事，甚至是搞出了“亂諫”、“錯諫”，也希望得到皇帝的減輕甚至免除處罰。所以，以司馬光的精明，他不會不懂劉秀與韓歆之間到底是怎麼回事，但他卻要在《資治通鑑》中站在韓歆的一邊，站在臣子的立場，引導北宋的皇帝寬待臣子。這樣一來，不僅司馬光自己當臣子的壓力不會很大，而且司馬光同僚們的日子也會很爽；而且，同僚們還會覺得司馬光這人不錯，司馬光的人緣和名望自然就起來了。
相反，在司馬光看來，要是實事求是地批評韓歆的“亂諫”、“錯諫”，不僅同僚們不會說他好，而且許多對他司馬光不利的言論還會傳到皇帝那裡，到頭來，皇帝也不見得把他司馬光當好人啊。不得不說，這是司馬光老謀深算的一面。
結語：
良藥苦口，然苦口者未必皆為良藥；忠言逆耳，可逆耳語未必盡是忠言。世人往往欣賞“忠諫”、“苦諫”、“直諫”等等，然細思之，勸諫者未必都有真見識，諫言未必全是“良言”，“直諫”亦可能是“錯諫”。古有非忠臣而口似“忠言”者，亦有非良臣而好為“良諫”者。明主雖能辨其真偽，然世人卻難識其端倪。世事之艱險，如歷山川；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咱們聊史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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