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說，在這次疫情之前，我並不知道方方這個人，但隨著疫情的出現，此人卻成朋友圈常客。但是，從標題我就能嗅出此人在思想上屬於民國遺老一族，如易中天、秦暉等名氣更大的人一樣。對這些人的文章，我都是用鼻子聞的，而不會用眼睛看。氣味酸腐，還怎麼去看。
為什麼將這些人歸為民國遺老，因為他們典型的思想特徵是民國式的“批中慕洋”、“否中肯西”、“脫中入西”、“恨中崇西”、“仇中親西”。現在網上對他們還有一些更形象的描述，是“恨國黨”、“慕洋犬”。
當下的恨國黨、慕洋犬們，在100年前就是民國大師。反過來說也成立，100年前的民國大師，在當下中國就是恨國黨、慕洋犬。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現在之中國已經不是100年前的中國了。100年前，中國積貧積弱、任人宰割，而當下之中國，已經實現了經濟崛起，在硬實力上已經屬於一流強國，昔日可以肆意侵犯中國的西歐列強已經變成“列弱”。
100年前，中國最迫切的需要是增加硬實力，建立在經濟實力之上的軍事實力，需要工業化。而當下的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一工業大國，製造業已經遠遠超越任何一個國家，包括被認為是第一經濟強國的美國。當然，中國依然需要繼續提升硬實力，但是顯然，在已經跨入世界一流的情況下，提升硬實力顯然已經不是中國之最迫切的需求。
當下中國最迫切的需求是什麼？是軟實力的提升，是文化復興、文化崛起。用更形象的說法是，現在中國已經解決了捱打的問題，最需要解決的則是捱罵的問題。
“脫中入西”、“脫儒入西”是民國文化的核心特徵，顯然，這在當時的中國是擁有很大的合理性的。其實，在現在看來，這種合理性至多隻有一半，就是“入西”。“入西”的要義在於，通過工業化提升硬實力。
但是，以魯迅、胡適、陳獨秀等人領銜的民國大師們，卻錯誤地將“脫中”當成了“入西”的基本前提，認為，要“入西”必須“脫中”，要引入工業化，提升硬實力，就必須在文化上徹底否定中國，徹底否定儒家，然後全盤引入西方文化。
而後來的事實證明，工業化固然首先出現在西歐，但是絕不能說，工業化完全是西歐文化所孕育，絕不能說，西歐文化是工業化的基本前提。中國的崛起之路，就是在刻意排斥和隔離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下展開的，而且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碾壓西方式的成功。
從中國的發展事實看，顯然中國文化中存在一些因素，比西方文化更適合工業化、更適合經濟發展。否則，中國就不會創造“經濟奇蹟”。中國的經濟迅速崛起，之所以被稱之為“奇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視野中，在當前主流學術的視野中，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解釋的。而西方文化的視野、當前主流學術的視野，是無視中國和否定中國文化的，當然無法識別其中可以支撐經濟快速發展的因素。
昨天，在朋友圈中看到這樣一個橋段，很有意思。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北京的國際機構間流傳一則笑話：‘ 1949年，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1979年，只有資本主義可以救中國；1989年，只有中國可以救社會主義；2009年，只有中國可以救資本主義。’”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曾有中國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鄧小平巧妙地擱置這些爭論，提出了“中國特色”理論。“中國特色”其實就是“中國本色”，顯然，在潛意識中，鄧公認為，姓資姓社不重要，姓中才最重要。也可以說，中國即不姓資，也不姓社，而是姓中。
這就涉及到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支撐中國發展經濟的制度和文化，即非資本主義的，也非社會主義的，而是“中國特色”的、中國本色的，其最深層，依然是中國曆久彌新的傳統文化、儒家文化，可以稱之為“道義文化”、“道義主義”。中國特色、中國本色的核心在道義。
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是產生在近代西歐的思想，屬於西學。民國時期，民國大師們主張全盤西化，這個西化主要所指，就是引入資本主義，其主要的踐行者就是國民黨。但是，隨著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有些人又發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可能更好，主張引入之。後來其主要踐行者就是共產黨。
共產黨戰勝了國民黨，給人的感覺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適合中國。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核心特徵之一是，主張“理論聯繫實際”、“馬克思主義要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理論是西方的理論，實際則是中國的實際。“理論聯繫實際”的實質是，讓西方理論服務於中國實際，而非讓中國實際服務、服從於西方理論。毛主席說的“中國實際”，其實就是鄧公說的“中國特色”，都是以中國為本位，其實這也與洋務運動的“中體西用”一脈相承。
“理論聯繫實際”就是“中體西用”，中國實際是體，西方理論是用。
從洋務運動的“中體西用”，到革命時期的“理論聯繫實際”，再到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特色”，直至當下的“民族復興”、“文化自信”，鴉片戰爭後的中國這一路走來，在努力學習西方提升硬實力的同時，也在一直努力堅守著自己的文化。事實上，這180年的實踐之路，其最內核的支撐，依然是中國自身的文化精神，就是道義文化。
民國大師們主張引入西學，提升中國的硬實力，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民國大師們全盤地、徹底地否定中國文化，否定儒家，則存在嚴重的問題，不可接受。
我們說，中國已經通過硬實力的提升解決了捱打的問題，但是捱罵的問題卻依然沒有解決，所以要發展軟實力，搞“文化復興”，提升“文化自信”。
所謂的捱罵，其實質是，在堅持中國文化的同時又在承受、忍受別人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在堅持、堅守道義的同時，又在承受、忍受別人對道義的否定。
如果中國文化真的是垃圾，真的被徹底否定了、徹底拋棄了，中國徹底西化了，也就不存在捱罵的問題。因為，如果那樣，中國就不會存在“中國特色”、“中國實際”了，已經徹底西化了，中國已經不再將過去的中國文化、不再將儒家看成是自己了，而是看成一個與自己無關的他者，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和辱罵，對儒家的否定和辱罵就與自己無關。
日本、韓國，以及香港和臺灣，就不存在中國大陸現在所存在的捱罵的問題，因為他們已經在文化上、精神上徹底西化了，而將中國傳統文化、將儒家文化徹底地看成一個他者。
總之，對中國大陸而言，捱罵問題的實質，就是對中國文化進行否定。大家想當然地認為，對中國文化進行否定的是西方歐美人，其實不是，因為真正的西方人對中國文化是一竅不通，壓根不瞭解。對中國而言，真正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的，恰恰是中國人自身。最先否定中國文化的就是那些民國大師們，就是民國思維和民國文化。而現在否定中國文化的，則是繼承民國思維的民國遺老，方方、易中天、秦暉之流就是其代表。
進一步追溯可以發現，“脫中入西”、“脫儒入西”的民國思想，其實是從日本引入的，其母體是日本明治維新的“脫亞入歐”思想。“脫亞入歐”，其實就是“脫中入歐”、“脫儒入歐”。
大化改新時期，日本就直接引入了中國文化、儒家文化，那是中國的唐朝時期，至明治已經1000多年。明治前，日本的學術象中國一樣，也是以儒家為中心，以四書五經為中心。但是，由於特殊的社會背景，使得日本對中國文化、對儒家的學習又是貌合神離，得其皮毛，失其精髓。
日本和中國一樣，同期受到西方列強的入侵。但是，由於日本對中國文化、對儒家不得要領，很容易被西方文化的硬實力和表面現象迷惑，認為西方文化絕對先進，中國文化絕對地先進。甚至進而認為，日本之所以沒有出現西方式的進步和強大，完全是學習中國文化造成的，將日本自身特殊的落後、愚昧和野蠻，完全甩鍋給中國文化，甩鍋給儒家，將“儒家傳統”看成阻礙日本前進的絆腳石。於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家”們，提出“脫亞入歐”，開始徹底否定中國文化、徹底否定儒家，甚至惡毒咒罵攻擊之。
甲午海戰之後，中國激進的年輕人，開始盲目崇拜和羨慕日本，掀起日本留學熱，將日本“脫亞入歐”的明治文化搬運、“拿來”到中國，成為民國文化、“新文化”。
西方人是不可能系統性地否定中國文化的，只有對中國文化有相當了但又不得其精髓的解的人，才會去系統地否定中國文化，最先是日本人，然後是甲午之後激進的中國年輕人。
因此，民國大師、民國文化，對中國而言，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好的一面是，通過強調對西方文化的尊崇和引入，促進了中國硬實力的提升進程。壞的一面是，通過否定中國文化、否定儒家，讓中國失去文化自信，讓中國在軟實力上大大倒退。
在100年前，民國思想的好的一面大於壞的一面，但是在中國硬實力已經崛起的今天，繼續堅持民國思想就百害而無一利。
中國當前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提升硬實力，而是提升軟實力，是找回被民國大師、民國文化打碎的“文化自信”。而要實現文化復興、重拾文化自信，就必須破除，民國大師、民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否定。
但是，從方方、易中天、秦暉之流的表現和影響看，民國思維在當下之中國依然有相當的影響，這無疑是中國繼續前進的最大思想障礙，是中國實現文化復興和文化自信的絆腳石。
事實上，中國固有的道義文化，不僅支撐了中國的經濟迅速崛起，而且讓中國在經濟崛起的同時，沒有陷入西方式唯經濟主義，而保持了文化獨立。這讓中國不僅會更文明地掙錢，而且會更合理的花錢。
文明地掙錢是，和平地互惠互利地掙錢，致力於服務全球人民的日常生活，而非是象西方一樣去殖民掠奪，搞特權壟斷，盤剝壓榨全球人民。
文明地花錢是，讓掙來錢的去服務和保障全國人民的日常生活、生命，因此，中國人基建和基礎社會全球最先進，中國在實現經濟發展的同時，避免了西方式的貧民窟，而致力於共同致富、全民脫貧。
最能體現中國會文明花錢的是眼下中國對疫情的處理，充分而合理地利用強大的經濟實力，以保障人民生命為目標，全力抗疫，在短短一個多月就控制住了疫情，創造人類抗疫奇蹟！
反觀歐美等所謂的發國家，尤其是美國，號稱比中國還有錢，但是，卻把錢看地比人民的生命還重要，其文化和制度的主要目標，是如何保障資本家掙錢，而非保障讓人民也掙到錢，更不會去關心人民的生命。因此，疫情到來，西方與中國大相徑庭，均無動於衷、漠然視之，草菅人命、塗炭生靈。
因此，方方們在抗疫上對中國的指責和否定，就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顯得無比地迂腐、噁心，民國思維不僅矇蔽了他們眼睛，而且遮蔽了他們的良知。
面對當下的中國和當下的世界，最重要的事，去發現中國做對了什麼，發現中國文化的合理之處，去發現西方做錯了什麼，發現西方文化的劣根之處。
“否中崇西”的民國思維在中國已經存在100多年，在“百年大變局”的今天，該反過來了，“否西崇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正確認知當下的中國和世界，才能看清中國之未來，人類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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