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我國各個城市飛速發展，其中發展最快的當屬一二線城市，三四線城市明顯表現出動力不足的信號，從房價上漲幅度得以直觀體現，對此，不少朋友通過趨勢預測樓市“兩極化”現象會持續，甚至預測部分三四線城市在10年左右會“見底”。
其實，判斷一個城市房地產發展的標準主要以人口指標作為參照，人口流入，房價上漲；人口流出，房價下跌，受到戶籍、就業等人才政策吸引，人口從小城市流入大城市成為趨勢，導致大城市房價上漲信號明顯，即使調控政策出臺制約，一二線城市依舊沒有下跌跡象，一旦持續下去，未來大部分三四線城市的房子將不再具備投資價值。
無論是人才政策的吸引，還是鼓吹一二線城市，都不能完全作為樓市定性的指標。
人才吸引無非是租房、買房、就業等方面，能有效吸引人才，對樓市而言利好，但是一二線城市的房子不是誰都有購買能力。
北京五環以內的房子單價普遍在5萬以上，高的小區能達到12萬以上，按照最低房價5萬為例，100平方米的房子，按照5.5%的貸款利率計算，首付150萬，最低月供1.98萬元左右。
據北京2020年薪水平報告數據顯示，月薪20k-30k佔7.3%，大部分人群集中在4.5-8k，收入決定消費，房子作為消費品，月供1.98萬左右並不是大部分人的專利。
在一線城市奮鬥，回三四線城市定居，這句話成為不少人退而求其次的價值觀，也驗證了在一二線城市的房價存在虛高之勢，有的朋友會說，房價如此之高，完全可以通過行政手段限制房價瘋長，這還得迴歸住房改革的意義：市場化。利好伴隨著競爭，樓市亦是如此，人人都喜歡追捧，獲得的難度就會更大！
只是一二線城市相比三四線城市，目前的房價已經處於“制高點”，政策或者市場引導還是以這些城市為主時，對三四線城市的衝擊所造成的影響難以估量。
唱衰三四線城市，對我們有哪些“好處”？
繼2019年房地產銷售轉戰回一二線城市後，今年再次出現湧入大城市發展的信號，據業內人士透露，近兩年地級市的拆遷數量明顯降低，購房能力下降，房子銷售難度增大，相比之下，大城市的消費能力更高，小城市在漲價難的局面下，也面臨著購房需求端數量的降低。
媒體方面對三四線城市樓市不看好並非一兩次，“城市圈”概念成為人們購房的一項重要指標，小城市在這樣的雙重“利空”的信號下，自然短期內難以出現轉機，那麼唱衰三四線城市對我們生活有哪些“好處”呢？
一、購房者對小城市期望值降低，看好大城市房子增值潛力，容易形成“惡性循環”。讓房價高的城市繼續走高，房價低的城市持續下跌，比如鶴崗，幾萬元就可以購買一套住房，大城市中幾萬元只能購買一平方米，選擇在大城市購房，在收入短期難以提升的情況下，負債提高，生活壓力增大，幸福指數降低。
二、大城市人口的聚集增加了空氣、土地負擔，治理成本提高。例如此次武漢疫情爆發就給城市發展敲響了一次警鐘，一味的發展城市經濟，開戰城市之間的“搶人大戰”，卻未能做好基本的保障措施，特別是環境衛生的治理，在人類與病毒的持久戰中，生命安全應該放在首位，未來我們不得不思考控制城市人口總量是否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三、三四線城市的宜居性、發展空間、幸福指數成為購房者的次要因素，重心放在房產增值潛力上，助長購房者對房子的金融性需求。買房不是為了居住，反而考量未來能漲到多少錢，我國的房價差異明顯，誰能保證持續上漲的大城市房價是否能承擔經濟增長的合理性呢？樓市崩盤並非沒有前車之鑑，時常提到高槓杆、金融化是樓市泡沫的主要因素，然而我們追求的房價增長又未嘗不是這兩者的直接表現呢？
所以從種種跡象表面，大城市樓市利好與小城市唱衰的兩極分化對樓市健康發展弊大於利，我們難以預測樓市不穩定的臨界點在哪，也難以阻止貨幣通膨，但是樓市承載的金融屬性過高後，勢必會降低國內對國際化的金融危機的應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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