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每一個讀中國歷史或者喜愛中國歷史的人，都避不開司馬遷和他的著作《史記》。
司馬遷是漢武帝時代的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他所著的《史記》總計一百三十篇，記錄了從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四年間三千多年的歷史。《史記》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而其後各個朝代的正史也都採用了這種紀傳體形式，這確實是我國文學史和歷史學的一座豐碑。
然而《史記》成書於漢武帝時期，至今已超過兩千年的歷史，西漢時期一直被稱為“謗書”而限制他的傳播，即使到了東漢，朝廷也不願全部公開史記，下令對其刪節和增補。可見我們現在所讀的《史記》也並非全部是司馬遷當初所做的。即使在如今，我們也能看到諸如當年鄰國日本篡改教科書，美化其侵略的事件。在現如今信息傳播如此迅速的時代，都能肆意篡改，更不用說古代信息相對閉塞的時代，當政的朝廷想要更改對其不利的言論也並非易事。
司馬遷在《史記》最後一篇，用一篇《太史公自序》闡明瞭自己為何作書的原由。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太史令，當時司馬談就已經開始整理秦末以來丟失的古籍，並對當時六大家即陰陽家，墨家，儒家，名家，道家和法家的學說進行研讀。而司馬遷也是十歲便誦讀古文，二十歲開始遊歷天下。
父親司馬談死後，司馬遷子承父志，出任太史令，繼續攢集歷史書籍以及國家收藏的檔案文獻。直到司馬遷遭李陵之禍，被處以宮刑。宮刑對於一個男人而言，可謂是比殺身之禍更為羞辱的刑罰。但是司馬遷以古人為榜樣，寫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我想這也是司馬遷所作《史記》想要表達的主張“述往事，思來者。”
“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有時候現實的不得意，正是我們在思想上升華的時候。後世諸多文人也都是不得志而著書立說。如詩仙李白，雖然沒有著書立說，但是他的很多詩都是在不得志的時候，將自己的感情化為詩句而傳達出來。還有四大名著，每一部都是“欲遂其志之思也”。即便現如今，很多創作型的歌手，讓人記住的總是他未成名，遭受磨難時候所作的歌曲，反而成名之後，很多歌曲引起不了大家的共鳴，只能淪為口水歌。
司馬遷的生平更印證了這點，憤而著書。俗話說：“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面對人生不如意，人們都需要找到其宣洩通道。文人著書立說，武人可能落草為寇，藝人編纂詞曲。這是人們面對不如意時候的樂觀做法。如果面對不如意，人們不找其他宣洩通道，終日渾渾噩噩，還有何用呢。
看看如今，網絡時代，碎片化信息的時代。有時候看網絡上的評論，充滿了戾氣。現在碎片化的信息的短視頻，很少人關心一個事件的全部，更確切的說是，發佈者有時候為了所謂的關注度，斷章取義，而評論者不瞭解事情原委，便草草的發表自己的評論，有時候甚至被動的成為了輿論的槍手。
而司馬遷所作《史記》讓後世推崇的正是其對歷史的嚴謹態度，不妄自斷章取義，雖然其一些篇幅帶有個人感情色彩，但是其所作內容大部分經過其實地考證，雖然司馬遷也對他掌握的歷史有所刪除，但是隻要記錄就有對應的資料。正是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客觀記錄的作風，讓後世的史學家對其褒獎有加。
而如今，我們的一些信息發佈者，沒有遵循客觀的事件報道，總是想引導輿論，達到自己的目的。我們普通人，在看到這些信息的時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對於這些信息，要學會過濾，不瞭解事件的整個起因，經過，就不要站在道德高點妄加評論，妄加指責。畢竟如今的時代，輿論是會“殺”人的，而那把“刀”不知何時會降落到自己頭上。
過多的接收碎片化的信息，接收片面的信息太多，就會讓我們自己思考的能力下降，這也是我想要多讀書，多思考的原因之一。所謂“兼聽則明”，這樣自己以後的處事中，才會儘可能的保持客觀，獨立，而不是讓自己成為感情的奴隸，成為一個不會思考的憤青，不會思考跟著感覺走的鍵盤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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