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特朗普声称，冠状病毒会自行消失；
之后，他表示该病毒显然不如2009年爆发的H1N1流感，因为后者导致12500名美国人丧生；
但现在，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冠状病毒可能导致100000至200000的美国人丧生，这是根据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得出的。该研究确定，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减缓冠状病毒的传播，将最多可能有220万的美国人死于该病毒。
可以说，在中国爆发病毒的时候，西方国家明明有很多时间，可以做好准备和应对方案，但遗憾的是，他们却几乎做错了所有的事情，导致他们比我们损失要惨重的多。
这是让我们难以预料的，不敢相信的事情，但是，如果去从西方文化和体制中寻找答案，似乎又能看到某种必然。
宗教信仰，让他们在疫情之初，普遍保持着非理性平静。
人们面对灾难时，通常会有以下反应：非理性恐慌，非理性平静，理性恐慌，和理性平静。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正在家里打扫卫生，突然地震了，一开始震动不是很严重。
非理性恐慌的人，可能会因为害怕，逃跑的时候往电梯里钻，或者自己将自己吓死了。
而理性恐慌的人，也会因为害怕而夺门而出，但却懂得在逃跑时，要走楼梯；
至于理性平静的人，会平静的分析现状，逃出去的话，附近有空旷的地方吗，是逃出去安全，还是躲在桌子下面安全，然后平静的做出理性的，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
而非理性平静就不一样了，他会觉得，如果地震很严重，国家应该会提前通知吧，或者不过是地震而已，上帝会保佑我，我买的房子抗震效果好，然后，他们可能会安心的接着拖地，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结果错过了黄金应对时间。
这次疫情，欧美国家损失惨痛，就是因为这些国家，从上到下，都保持着一种非理性平静，让他们错过了黄金预防时间，只能在疫情严重后，被动应对。
究其原因，有领导人为了政绩淡化风险，为了经济掩盖病毒的倾向，但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让他们在面对人类第二大严重的传染病时，集体的非理性平静。
（3月31号的纽约街头，依然有很多人）
没有信仰的人，遇事会慌乱，会逃跑，有信仰的人，过于平静，却让他们死于太过平静。
我们依然能够记得，当中国疫情接近尾声，世界疫情开始爆发时，我们眼见他们的乐观和平静，内心的焦虑和着急。
他们怎么还在街上乱窜，他们怎么不乖乖戴上口罩，他们的政府已经着急了，他们怎么还不行动，他们不怕死吗？
但《圣经》里教导他们：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所以，中国人习惯积蓄，以应对不时之需，西方人却习惯超前消费，享受眼前生活。
他们没有太多的忧虑和恐惧，因为他们天上的父，会保存他们的生活。
这种宗教信仰，让他们在和平时期，整体上比我们生活的幸福感要高，安全感要足，但是在疫情期间，就错过了最佳的逃跑时机。
举个简单的例子，3月15日时，美国的疫情已经很严重了，但是，美国宗教极端保守主义者，吉列尔莫·马尔多纳多，在接见总统特朗普时，依然表示：您相信上帝，会把他的子民带到他的房子里，来感染这种病毒吗？当然不会。
所以，特朗普才会表示，希望复活节前可以开放美国，特朗普并非偶然援引复活节，而是对于许多福音派来说，复活节有着特殊的意义。
特朗普的无知，无能，斗气，以及缺乏同情心和同理心，是他个人的不足。
而他的经济意识形态，导致了他对病毒的轻慢，对生命的漠视，代表着以他为首的一群人的不足。
但是，极端宗教信仰和信仰的群众基础，是整个国家和媒体，鼓吹平静的根本原因。
即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西方大多数人依然认为，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就好，尽量减少大规模的聚会和外出，而并非完全隔离在家里。
神父豪尔赫·奥尔蒂斯·加雷，不想让他的教区居民害怕。他于3月19日主持了弥撒，他的羊群在家里通过观看直播，来获得这种心灵的抚慰。
豪尔赫神父说：没有比这次审判，这次挑战更美好的时机了，这是我们接近上帝的机会，以履行我们对圣洁的呼吁。在这些风风雨雨的时刻，请相信天父。
他向教区居民保证自己身体健康。
但是八天后，他在医疗中心去世了，是美国第一位死于冠状病毒的天主教神父，死时享年49岁。
罗马天主教会，是最仪式化的机构，但它神圣而精致的传统，已经被大流行病所破坏。它的基本礼仪，包括聚集到礼拜，已被强加的孤立和社会疏远打断了。
哀悼者说：现在，他们因失去教会领袖，以及无法团结和分享，令人难忘的公众悲伤仪式，而倍感痛苦。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前，截至到二月底的时候，很多天主教神父和基督教牧师，仍然坚持去所在的教区，履行自己的职责，安抚有需要的群众，尤其是那些感染病毒的人，给予他们信心和希望。
但这种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二次传播。
如果说，理性平静是一种稀有的品质，那么在疫情爆发后，中国社会，非理性恐慌，和理性恐慌占据主流，而在西方社会，则充斥着非理性恐慌和非理性平静。
从专家到平民，从总统到媒体，整个社会普遍缺乏理性恐慌，让他们浪费了整整两个多月，可以做好准备的黄金时机。
反乌托邦传统和反抗文化，让他们不信任政府和权威。
如果你喜欢看美剧，你会发现，在他们的电视剧中，充满着对乌托邦情境的嘲讽，他们习惯了演绎生活被集权，革命，瘟疫，以及技术横行，和种族狂热分子所破坏的场景。
比如说美剧《使女的故事》，就是一部集合了反乌托邦思想，和女权反抗意识的作品。
它设定了一个时代，由于环境污染，生育成为了女性的唯一使命，为了让女人集中生育，国家开始逐步走向集权，女性最终变得境遇悲惨，然后女主琼·奥芙瑞德，在回忆为何会走到这一步时，发现她们在温水煮青蛙中，慢慢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和权力。
琼·奥芙瑞德的妈妈，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们那一代女性，拼命的斗争，换来了下一代女性，工作和选举自由，而到了琼的时候，她的梦想是回归家庭，享受三口之家的甜蜜，而非努力为事业打拼，为女性进步而奋斗。
在最初一步一步剥夺女性权利的时候，琼并没有过分注意，而沉浸在自己的爱情之中，妈妈告诉她，她不应该选择结婚，而应该走到街上战斗，琼不以为然，直到失去一切权利和自由为止。
西方社会的这种反乌托邦传统，浸润了它们的一切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成为了他们特殊的主流文化语境。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中国热播的电视剧，肖战和王一博主演的《陈情令》，我们只看到美好的小鲜肉，沉迷于皮相，但当Netflix将它引进到美国时，剧名变成了《The Untamed》，可以解释为：未被驯服的人，或者不受限制的人。
我在福克斯新闻网站上，看到一位美国专栏作家，在表达她的喜爱之情时，将这部剧形容为：利用历史景观，来探索诸如如何保护难民，批评集体主义和暴民正义等。
中国人从来不会这样去解读，她们的解读，反应了她们惯有的文化语境和文化传统。
这种文化语境和警惕，让他们不信任政府，热衷于小政府主义，三权分立和由此构建的制衡和平衡。
所以，当意大利最先采用最严厉的控制之后，却效果甚微，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年轻人甚至跑到街头去抗议。
而熟谙这种民众心理的英国则一开始就在探讨，过分的控制是否会导致过分的叛逆，所以，英美，都一直拖到民众开始呼吁政府强制隔离之后，才真正采取隔离措施。
欧美群众的种种不配合表现，其实是因为对于她们来说，今天的自由和权利，是几代人的鲜血铺就而成，这让她们特别担心会因为自己的让步，导致自由的倒退。
而她们在纠结和妥协中，浪费了宝贵的黄金时间，错过了最佳的隔离阶段。
所以，我们看到的任性也好，散漫也好，不配合也好，都只是表象，根源在于对集权的恐惧，反乌托邦传统和反抗文化。
质疑文化，让他们在反复讨论中，错过了最佳的决策时间。
要不要隔离，要不要封城，要不要戴口罩，这些在我们文化里，理所当然的事情，却让他们思索和考证了太久。
我依然记得很清楚，当上头说要隔离，要封城，要戴口罩的时候，我没有任何质疑的服从了一切，因为照着做就好了，我们习惯了听从决策，但是西方社会的质疑文化，让他们在反复讨论中，错过了最佳的决策时间。
比如在隔离问题上，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项图表显示，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费城和圣路易斯的死亡率，表明了社会疏远的重要性。
但接着就有反对派提出，根据勒沃胡姆人口科学中心的一份数据显示，意大利小镇洛迪比贝加莫，更早地采取了社会隔离措施，那里的确诊病例的数量却急剧上升。
所以，到底要不要大规模隔离，隔离的效果到底好不好，他们的学者在意大利已经沦陷后，还在探讨与研究。
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1918年的流感和2020年的冠状病毒，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后者的潜伏期超级长。
所以，起初洛迪比贝加莫严重的多，但当贝加莫成为死亡之城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这个病毒的特性决定了，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传染病，一时的确诊病例并不能说明什么，从长远看来，洛迪的社交隔离，让它规避了贝加莫的大规模惨剧。
就像瑞典不奉行隔离，但是一个月后，它确实比周边小国严重，证明了隔离的必要。
病毒的潜伏期长，让他们验证结果的时间也更长。
以至于，当大家终于达成共识，隔离很有必要以后，媒体统一口径规劝大家隔离以后，病毒已经大面积蔓延了，隔离的目的是预防，他们已经错过了预防的黄金时间。
不仅如此，决策者验证隔离的效果，心理医生和社会学者们，也在讨论隔离的危害。
他们认为，在全球大流行期间，隔离会带来更多的心理恐慌和心理孤独，从长远来看，与社会群体隔离会导致心脏病，抑郁症和痴呆症。
一直到最后，已经没有退路之后，他们才达成统一共识，尽管隔离有100个可怕的后果，但有一个好的效果，就是最大限度地保存生命，所以，如果隔离能使自己和周围的人更安全，那付出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
这个验证结果，他们讨论了很久，达成统一的共识，也用了太久的时间。
我们没有经历这么多心路历程，反复纠结和探讨的过程，一步到位，说怎么做就怎么做，是我们打赢这场战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不仅在隔离上是如此，就连戴口罩这个问题上，他们的专业人员也要探讨很久。
最开始，他们觉得戴口罩毫无必要，因为西方社会传统习惯上让他们将戴口罩，视为病弱。只有接触患者的医生才有必要戴口罩，之后，在口罩出现短缺之后，媒体依然劝普通人不要囤积口罩，要将口罩留给医护人员。所以，这也是喜欢戴口罩的亚裔人群，在疫情中期被排斥的一个原因，不仅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生病的人，还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是自私的人，既然普通人戴不戴口罩都无所谓，为何不能将这些重要的东西，留给有需要的医护人员呢。
所以你看，媒体文化不一样，我们觉得出门不戴口罩，是对别人不负责，他们觉得，出门戴口罩，是病弱的，是自私的，你很难想象，一直到三月底，他们的媒体才统一口径，戴口罩非常有必要。
所以，在中国疫情期间，大家忙着做美食，在西方社会的隔离期间，口罩diy开始风行，主流媒体都在教大家如何自制口罩。
然后再说一件事情吧，在纽约成为重灾区，纽约医院患者爆棚，口罩短缺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记者采访时，居然在质疑，纽约的口罩都去哪了？
他对记者说：发生了什么事，您作为记者应该进行调查。口罩去哪儿了？他们要走后门吗？从10000增加到300000，纽约医院为何需要的口罩更多？
他缺乏同情心和常识的回应，当然应该被批评，但让我诧异的是纽约医护人员的反应。
纽约州长库莫要求州警察对盗窃进行调查，一些纽约医学专业人士承认，他们窃取了个人防护设备，但不是为了转售，而是为了更好保护自己和患者。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他们没有因为一句不靠谱的质疑，而心态崩盘，委屈到活不下去，一方面因为特朗普不靠谱，一方面因为质疑是一种他们的文化习惯，他们习以为常了。
怀疑是宽容的来源，怀疑的文化造就了对各种声音的包容。
接着拿口罩来说吧，最近因为美国拒绝进口中国KN95口罩口罩，而引发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懑，外交部回应说这是各国对产品标准的不统一，很多国人认为这是美国人故意找茬。
其实，他们不仅对中国产品如此，美国通用集团在特殊时期，大规模生产呼吸机，也因为质量问题，遭到了很多批评。特朗普甚至质疑通用在偷工减料，国内质疑声音屡禁不绝。
我们中国人觉得，特殊时期，既然紧缺，将就一下不好吗，有总比没有好吧。他们就不一样，一方面需要这些产品，一方面还挑剔不断，让人反感。
这就是文化差异，形成的思维惯性。
以往的西方社会，习惯让各种声音在各种平台，发生碰撞和交融，以期探讨一个大多数人都认同的答案，但是疫情不一样，它不会给你太多思考的时间。
当质疑风行时，在平时，会造成思想的碰撞，文化的百花争鸣，但在特殊的时期，则会导致声音太多，重要的声音被淹没，质疑太多，每一种验证下来，走的弯路也太多。
顾及每一种声音，纠结于个别细节，就会顾此失彼，导致更大面积的溃败。
质疑，是西方文化的底色，用雷蒙·阿隆的话来说：宽容来源于怀疑，怀疑主义能平息狂热。
可以说，这么多年来，质疑文化，制造了西方文化的宽容。
因为质疑，缔造了分裂；分裂产生了制衡；制衡，缔造了平衡和共存。
但在大规模的战争和特殊时期，质疑所产生的分裂，无法在短期内产生团结。
没有团结，就没有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能力。
供给不足，医护人员面临严峻的伦理困境。
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医院如何决定优先选择哪些Covid-19患者，几乎成为了这几天的讨论热点。
在意大利，感染的人数太多，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以至于医生已经在衡量，谁应该接受治疗，国家要不要出台年龄阶段划分，帮助医生根据规则决断。
罗马的外科医生和肿瘤学家，Carlo Vitelli，在采访中表示：如果，您有一个99岁的老年患者，和一个需要呼吸机的孩子，而您只有一台呼吸机，我的意思是，您该怎么做？您会不会，扔硬币决定？
美国这两天紧随其后，确诊病例远远超过意大利，同样面临严重的稀缺危机。
3月25日，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内科住院医师，梅瑞迪斯·凯斯发推文说：这些决定与我们所主张的一切背道而驰，令人非常痛苦。我们的ICU充满了插管的Covid患者，我们的防护装备陷入缺乏，我们该如何分配？
关于如何分配稀缺医学资源的道德困境，已经引发了哲学家和逻辑学者的广泛讨论，并且已经成为生物伦理学家中严格的学术研究主题。一些研究人员甚至开发了数学模型，帮助决定谁先治疗。
尽管哲学家和医生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折中方案注定是不完美的。
斯坦福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学中心主任，戴维·马格努斯说，关于如何做出伦理分流决策的三种理论是：平等主义，功利主义和专制主义。
每个理论都有自己的道德逻辑。平等主义试图平等对待患者，但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功利主义旨在最大程度地提高总收益，而总收益通常由剩余的生命年来衡量。如果一个20岁和一个80岁的人，都需要呼吸机，那么治疗20岁的孩子是最有利的，但这对80岁的老人来说，是不人道的。
是什么让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应该被优先治疗？光是这个问题，她们就已经争论半天了。而这种困境，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
中国文化强调舍身取义，所谓的身，通常是自己或个人，而义，则是更多人的福祉和利益，生命和价值。
所以，在疫情爆发后，我们的医护人员奔赴前线，义无反顾。
但是在西方很多国家，比如一位英国护士，就发推文表明自己很害怕，很抱歉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了，下面很多留言都是，我们理解你，你已经做的很棒了！
临阵脱逃，在我们这里，应该是卑劣的吧，但他们没有舍生取义这种说法，也没有一个人应该为一群人的生命，放弃自己生命的概念，所以，西方哲学命题里，才会反复探讨，一个人的死，如果可以救一群人，是否应该放弃这个人的生命？
我们也是这几年才会在逻辑辩论中，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我们心里，我们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没有讨论的余地呀，肯定是一群人的生命更重要呀。
那么问题是，个体的生命权，应该被漠视吗？
如果说，过去的西方社会，还可以在反复探讨中，去寻求大多数人认可的答案，那么全球大流行病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战争也好，全球流行病也好，都和他们奉行的文化和体制相冲突。他们无法从这种文化和体制中，最快的寻求到唯一的答案，注定了他们要吃很多苦，走很多弯路。
决策者无法果决，民众无法服从，民心无法统一，注定了这是一个刺痛所有西方社会的浩劫。
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在写作《知识分子的鸦片》里，谈及两种体制优劣比较时，就曾经预言，一场大规模的社会灾难，将使西方社会看到社会主义体制的好处。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值冷战时期，苏联大清洗和集体狂热让西方人望而生畏，他却能具有如此的远见，实在令人敬佩。
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从各方面看，他都既有可能被列为左派，也有可能被列为右派，换言之，他看的更全面，才能看到所有的优缺点，而不拘泥于一点。
所谓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前提应该是，站的更高远，看的更长远，格局更辽远，才能足够的理性和客观。
文 | 巴黎夜玫瑰
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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