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百萬無用之兵，互百年無事而戍，看宋代兵制對國運影響

聚百萬無用之兵，互百年無事而戍，看宋代兵制對國運影響

宋代兵制在我國曆史上，可算是比較無建設的一代。自太祖即位以至於南渡亡國，遼夏金元相繼入侵，舉國精力疲於應付異族，始終不能有所振作。統計兩宋立國有三百二十年之久，但始終未能脫離貧弱命運。若與漢唐盛世相比較，強弱頗為懸殊。

宋代宮廷（劇照）

宋在開國以前，燕雲十六州即為遼人所據，北方屏藩盡撤。建都開封，固為失策；又鑑於唐末五代長期混亂局面，欲力除藩鎮跋扈之弊，於即位後，將禁軍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兵權解除，又削弱藩鎮勢力。但因矯枉過正，後患遂生，既迫於對外形勢，不能不多養兵；又無長遠計劃，建立良好兵制。以致散盡天下之財，養天下無用之兵。兵愈多，則財愈困，國勢愈弱，外患愈深。在此循環影響下，始終無法收復失地，只能維持和議，輸歲貢以求苟安。而宋代的亡國與兵制的成敗，有密切關係。現將宋代兵制導致亡國的原因分析有以下幾點。

大宋

首先，由於削藩與邊患。宋初節度使得補子弟為軍中牙校。太宗即位，即召諸州府籍其名，送闕下補殿前承旨，以賤職羈縻之，於是藩鎮再不能遣親吏在諸道來回貿易。太宗一方面使各州不相統隸，一方面於太平興國二年四月，詔轉運使考察諸州，凡諸職任，第其優劣；尋復遣使分行諸道，廉察官吏。轉運使本司漕運之事，諸州長吏皆為所制，至此權力便提高了，結果是太祖對邊將“豐之以財”和“重其權”的精神動搖。邊將再不能借貿易圖利，這當然是一種政治上軌道的措施；但邊將應付強敵，實需財用，故須從別些途徑上使他們有足夠的財用，這便是太祖“豐之以財”的原則。但太宗並未注意及此。

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劇照）

而另一方面，太宗使轉運使與親信察官吏善惡，邊將亦在廉訪之列，可見太宗對邊臣控制的嚴緊，使他們的權力，顯然不及太祖時那麼“專”和“重”。上述的事，都是真宗朝對邊將寡恩與疑貳的先聲。另外，太祖朝所倚重的邊將，地位都不很高，只是沿邊置巡檢使。巡檢使的武職位本無關緊要，這是太祖不使邊將自重的精神的動搖。“文武柄分持”的精神，就是樞密院職權被侵奪的先聲。此外，在太宗朝，兵制上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是文臣漸握兵權，二是藩兵和鄉兵漸被重用。前者由於太宗提高文臣的權力地位；後者由於征伐與邊患的影響，和以夷制夷政策的運用。

宋朝軍隊（當代劇照）

其次，重文輕武的影響。自唐代藩鎮擁立，降及五代，造成“國擅於將，將擅於兵”局面。宋太祖以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而登九五，終於認識軍人干政之危險。因為既可以由軍人擁戴而得天下，未嘗不可以由軍人之反叛而失天下。故即位後第一要務就是壓制武人，重用文士。

宋軍（影視劇照）

但重文士之結果而侵奪到相權，輕武人而又不能用兵，以致宰相無所作為，武臣不能立功。為宰相者，既不能統轄軍事，又不能預聞財政；因宋代制度，只由樞密院、三司使分掌軍財大權，復受諫臺之牽制。為武臣者，空掛名銜，賜第留住京師，終其身不得赴任。另外，武人不受社會重視，風氣影響下，造成“好仔不當兵”之觀念，而兵亦往往稱為“賊配軍”，以致戰鬥力全失；或因政治之腐敗，反而成為內寇。此見宋代養兵雖多，亦不能起作用，所有地方政府首長，無論各府州縣，亦由文人充任。其時江淮之郡自毀城郭，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州，大郡給五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故金兵一入寇，汴京即棄守。甚且“敵騎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皆平日重文輕武之過，亦兵制上之一大缺點。

宋科舉

第三，中央集權過甚的影響。宋初為著統一中央政令，在政治方面，廢除節度使，地方長官專用文臣；各州設置通判，縣令由朝官兼涉；所用地方官吏，全由中央罷免。在財政方面，各地設置轉運使，掌一路之財富；除地方開支以外，所有財富全部解送京師。在軍事方面，揀選各州縣兵士之武藝高強、體健者補禁兵，老弱者留州縣是為廂兵，但大體上亦歸中央直接指揮。於是吏政、財政、軍政完全操於中央，雖然可免藩鎮割據之弊，但因此而產生之缺點極多。因為中央與地方，如人身上之心臟與四肢，若四肢強健，然後可防衛心臟；未有四肢癱瘓，而可以防衛心臟之效者。宋之政制既盡取之於民，又不使社會有藏富；地方政府，全無餘財。欲國之強莫如多財與多兵，而中央與地方之間亦必須平衡發展，但宋代則軍政、財政完全集於中央，地方政府無財無兵，何能應付變亂？直至南渡以後，諸將領兵於外，稍自攬權，財力漸充沛，兵勢自壯，高宗、秦檜乃急急收武人兵權，以集中君權為務，以至不惜屈膝於金人，殘害忠良。而心臟既弱，四肢亦隨之萎縮。

秦檜雕像

第四，募兵制之弊。有宋一代兵制，乃錯誤地採用募兵法；當宋代推行募兵制之始，已發生流弊甚多。太祖太宗鑑於五代藩鎮之禍，乃多派禁兵以戍守，又使其更番相代，循環來往，乃習勞苦。而將亦不得專其兵，大率三歲而一遷，遠者至數千裡，來往調動頻繁；月稟、歲給之外，又需供其糧食，以致農民竭於徵求，役卒疲於饋運。又平民應募配刺之後，妻子家人皆許託之營伍之中；及至衰老，皆受國家供養。但士兵大多在四十以後，漸失去戰鬥力，故一兵士平均有二十年空食政府的糧餉。如此推之，養兵十萬，則有五萬無可用之兵；屯兵十年，則有五年是無益之費。此種弊制，尤其在北宋期間，終未能改。又因宋代採行募兵之制，一遇凶歲，則州郡吏只揀選其壯健者，送為禁兵；其體弱者留地方為廂兵。而地方官以徵人多者有賞，在民窮時，則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有留于田畝者，非老則弱。而官方以為不收為兵恐為盜，苟求一時之不使為盜，以致造成軍隊戰鬥力大減。

宋太祖

第五，冗兵坐食的影響。歷代開國之君，在天下安定後，無不採取復員政策，以減輕軍費負擔。但宋代則恰恰相反，軍隊不但未能裁減，且有增加之勢。自太祖開國時二十萬，至仁宗慶曆年間總數達一百二十五萬九千，養兵之費頗為驚人。英宗治平年間，全國約數六千餘萬，而禁軍、廂兵之費用，共達五千萬，佔全國稅入六分之五。故王安石以為不能理兵稍復古制，中國無富強之理。南宋時，北方淪陷，稅收不及北宋一半，而養兵達一百六十萬，超過北宋時代最高兵額，國庫更難負擔。又由於北宋建都於開封，在地勢上，無國防可言，非有重兵不足守，造成國恃兵而立。而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主，故其時之人民，無論遠近，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輸聚於中央。聚百萬無用之兵，互百年無事而戍，國家安得不困，民財安得不盡。